文化失调、组织再造与乡村建设——从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论起

梁漱溟先生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先行者和践行者,其著作《乡村建设理论》在中西方文化对比的基础上剖析中国文化所遭遇的问题,认为中国旧社会组织构造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极度的文化失调。梁漱溟先生经过深思熟虑,从乡村组织再造着手,试图通过“乡农学校”这一乡村组织,再造“新文化、新礼俗”,进而在组织中重建乡村社会制度、调整乡村社会关系、以“理性”维持乡村社会秩序,最终达到乡村社会重构之目的。本文期望重新剖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文化失调”“组织再造”和“乡村建设”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从整体系统的视角揭示其内在的基本原理,并进一步阐释其乡村建设的主要思想内涵,最后结合当前乡村振兴战略进行充分讨论。     

梁漱溟先生的文化生命理论

作者在台刊《中国文化月刊》总２２６期上发表文章指出，“生命”是梁氏文化哲学中的一个核心范畴。梁漱溟先生也认为，“在我的思想中的根本观念是‘生命’、‘自然’，看宇宙是活的，一切以自然为宗”。通过对生命的深层本质———意欲的发掘，梁漱溟先生建立了他的生命（意欲）本体论，并由此立论去解决人生问题与文化问题，解答文化生命的关系问题，得出了许多精辟的结论，并为世界未来文化和人类未来生活找到了一个根本性的文化出路和人生态度———刚的态度。这一“刚”的生活态度，基本上体现了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的基本精神和现实要…     

梁漱溟：“中国的甘地”

梁漱溟，“中国最后的儒家”。走完百年人生，学人无不称颂其“敢于犯颜直谏”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美德。当年，马歇尔、司徒雷登称梁漱溟为“中国的甘地”。从记述梁漱溟的资料中，记者只感觉他是一个冷面的儒者。在这尊严峻冷面“佛”的背后，究竟是怎样一副悲天悯人的胸怀，他还有无另一副面孔？     

双重行为逻辑的张力与梁漱溟乡村建设的困境——基于“第三方”行动视角的分析

乡村振兴战略在2018年的正式开局使得以梁漱溟邹平实验为代表的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再次成为学界热点，试图从中汲取有益的思想资源和实践启示。然而，梁漱溟的邹平实验在当年便已深陷“依附政权”“乡村不动”的尴尬处境。从“第三方”参与乡村改造的视角分析，“合作”与“赋能”是梁漱溟邹平实验遵循的双重行为逻辑，其中，合作的逻辑要求作为“第三方”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必须在与政府、民众的合作过程中始终保持独立性，实现乡建院改造乡村的理想，但赋能的逻辑主张以农民为主体，充分尊重乡村民众的行为特征及心理意愿。这样的双重逻辑相互牵制，彼此之间难以契合，导致了邹平实验“依附政权”“乡村不动”的困境。当前，各类“第三方”参与乡村改造的行动正方兴未艾，梁漱溟的邹平实验不仅能够为之提供有益的指引，其所遭遇的困境更足以成为“第三方”改造乡村社会的警示。     

生活与人生路向--读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

梁漱溟先生从他所得到的佛家的意思去说生活是什么。生活就是”相续”，唯识把“有情”，即就是现在所谓生物，叫做“相续”。只有生活这件事，没有生活这件东西，尽宇宙是一生活。     

从新农村到新国家

记得梁漱溟先生说过一句颇有见地的话：“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之建设。”虽然晏阳初、梁漱溟等人在20世纪30年代前后从事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在取得局部成效后,因内外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干扰而中断,但梁先生这一乡村建设与国家建设内在关系的见解却一语中的、影响甚远,     

季羡林先生最佩服的人

季羡林先生曾告诉笔者,建国以来的知识分子,他最佩服的,有两个:一个是马寅初,一个是梁漱溟。这两人都是古色古香的大丈夫:一样的刚正不阿,一样的敢作敢当。我这里用了“古色古香”一词,首先是指他俩的理想、情操、气节;其次是强调,他俩都出奇的长寿。众所周知,梁漱溟活了96岁,马寅初活到101岁。梁漱溟少时体弱多病,壮年又历经坎坷,据一则资料,他的长寿,完全得力于平和淡泊的精神和少吃多动的健身之道。关于饮食营养,本文撇开不谈,单说他精神上的那个“静”,和形体上的那个“动”。例儿之一:“文革”中,粱漱溟的藏书、手稿、字画被焚,人又被拉去游街,批斗。这不啻是剜心摘肝,侮宗辱祖。稍微想不开的,就会走上绝路。梁漱溟不。当造反派厌倦了他这只“死老虎”,把他关进一间小屋,停止纠缠,他么,既不呼天抢地,也不长吁短叹,而是优哉游哉、自得其乐地写起学术论文。先撰《儒佛异同论》,继撰《东方学术概观》,其超然物外的胸襟和目无凡夫的气度,令世人叹为观止。例儿之二:梁漱溟以太极拳健身,数十年如一日,从不间断。即使在那些被批斗的日子里,一旦获得短暂的喘息,哪怕是当着数十人、数百人的怒目,他也会立即拉开架势,专心致志地调经运脉、摄气炼神。马寅初呢?...     

郑大华先生的梁漱溟研究

郑大华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是对梁漱溟研究公认的大家。他对梁漱溟思想属性的辨析、学术贡献的评判、文化观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人们对梁漱溟学术思想的理性认知,拓展了对梁漱溟研究的学术视阈。在此意义上讲,对梁漱溟的研究是解读郑大华先生学术思想的一个基本点。     

略论梁漱溟学术思想的逻辑起点

在中国思想史以致世界思想史上,梁漱溟都是一位不得不浓墨重彩提及的人物之一。是梁漱溟创立了新孔学的思想体系,是梁漱溟对柏格森哲学赞赏有加,是梁漱溟提出了西洋、印度、中国“三路向”的文化观,是梁漱溟主张中国的“乡村建设”并实践“乡建教育”,是梁漱溟倡导建立“以伦理     

评《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文化》

西北大学青年学者史炳军副教授所著的《梁漱溟与中国现代文化》一书 ,系作者在其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 ,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正如吉林大学吕绍纲先生所说 :该书“结构严谨 ,层次清楚 ,语言简炼、平实 ,分析透辟明白 ,绝无时下一些青年人常有的那种好高骛远 ,一心追求时髦的毛病。”梁漱溟先生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的一生可被视为 2 0世纪中国史的缩影。他学贯中西、出入儒释 ,思想博而不精、杂而不纯。他有着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入世精神 ,终生致力于中华民族出路的探讨 ,几乎参与了 2 0世纪的所有重大的政治事件 ,…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

“五四”时期梁漱溟的“新儒学哲学”与柏格森哲学有着姻缘的关系．梁漱溟接受了柏格森宇宙是“生命冲动”的创造的观点，形成了“尽宇宙是一生活”的世界观；梁漱溟从柏格森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和直觉主义出发，系统地提出了三量说的认识论模式；梁漱溟的新儒学的文化观，广泛地接纳和溶贯了柏格森哲学，特别是直觉主义．     

梁漱溟先生是从主观唯心主义的立场来解决哲学根本问题的

1951年10月5日梁漱溟先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两年来我有了那些转变?”其中特别强调地说:“我从不相信我是唯心论者,亦如我从不相信我是改良主义一样,正如此,所以总不喜欢旁人向我宣传革命,向我宣传唯物,--我何尝不革命?我未尝不唯物?”显然这种话是用来迷惑人的虚伪的遁辞,这种“转变”是自欺欺人的假转变。下面就来揭露和批判他的反动的哲学实质,及其产生的阶级根源与思想渊源。     

华夏名笔 京都书豪──一代书法宗师王遐举

我认识王遐举先生还是在1980年中国书法学校成立的大会上。当时我在中国书法学校办公室工作，王遐举先生是学校聘请的高级讲师。我一边主持学校的工作，也同时聆听王遐华先生的理论讲演。王遐举先生即是我的同道，也是我非常尊敬的老师。王遐举先生“师古不泥古”，在潜心研习传统书法艺术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独辟蹊径，不落里形成了独特的书法艺术风格。王遐里先生的书法植、行、草、隶、篆皆工，尤以议书、行草书见长。其亲书独树一日，庄肃厚重、有汉魏古风，阳刚之美超越等伦。其行草书以凝重求飘逸，以刚劲求湎逦，博雅精深极具神第…     

梁漱溟论儒佛异同与会通

面对中国文化的危机，梁漱溟超越文化上的夷夏之争和伦理矛盾的冲突，在广义的文化比较层面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梁漱溟认为，儒佛二学只是手段、途径、步骤的不同而已，二者本质上都是在解决人世间所面对的许多困惑与苦难，儒、佛对生命意义关怀的一致性，使其同为人类自己向内用功进修提高的一种学问。梁漱溟把大乘佛学的佛性说与儒家的仁心相沟通，在一定意义上，使佛家的“无我为本”与儒家的“有本不穷”会通了起来，这为其后的现代新儒家探讨心性开辟了重要的理路。由于梁漱溟思想上亦儒亦佛的二重性，儒家在相当程度上被佛化了。他的文化哲学带有浓厚的宗教气息。尽管如此，构成梁漱溟思想理论主体的仍是儒学。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评析

梁漱溟的心性理论是其文化哲学思想的一项基本内容。梁漱溟提出“宇宙大生命”之说,用“本能、理智、理性”的三分法和“理性为本,理智为用”的原则,改造传统儒学的心性理论,使之上升到现代哲学的认识论水平,并将真善美的价值作为联结理智和理性（直觉）的中间环节,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这些都为现代新儒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理论上的新方法,在现代新儒家中也可谓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     

梁漱溟与“五四”新文化

在学术界，一般人总认为梁漱溟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东西方文化论战，是站在陈独秀，胡适一派的对立面，是东方文化派或顽固或顽固守旧派的主将与代表人物，他的文化思想代表了更为保守的社会层面，然而事实上，梁漱溟并不笼统地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反，他时常以陈独秀，胡适的同道自陈，胡的思想表示了某种程序的赞赏，尤其难能可贵的是，梁漱溟没有限当时的东西文化孰优孰劣之急，而是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以一种文化多元论的眼光来处理西，中，印文化之间的关系，并试图寻求拯救人类文明的良方，这不能说是他的高明之处。     

与人相关系,因情而有义——梁漱溟的伦理内涵探析

伦理是梁漱溟一生主流思想中的“航标性”话题,其内涵有三个要点:一是伦理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二是伦理为此一人与彼一人相互间之情谊关系;三是新的伦理重点转移到团体与个人关系之间.家庭伦理生活的价值显然被梁漱溟无限放大了,我们只能在严格分明家庭生活与公共生活界限的情况下认取其家庭伦理中美妙而有限的价值     

独辟蹊径: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梁漱溟宪政思想初探

梁漱溟先生是现代新儒学的大师。梁漱溟先生关于宪政问题的探索与思考,具有契合时代与国情的独特性和深刻性。梁漱溟是从儒家的特有的"生活世界"来思考和探索宪政的深层而又紧迫的道路问题的,其宪政路径选择可以概括为:面向底层生活世界的宪政路向。这种宪政模式或者路径,其主要内涵包括着眼中国农村基层社会,培养团体生活习惯,养成社会"新礼俗"等方面,具有较为丰富和充实的内涵。其合理性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准确把握中国社会的特征、超越中西功利主义之争、超越工具理性局限、坚持宪政运动的实践性。梁漱溟这一宪政思路,对于我们当前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和推动宪政民主进程,具有重要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意义。     

最后的儒家，最后的觉悟——国家构建视野中的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

目前学界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的研究大多局限于史的研究或对乡村建设运动本身就事论事的研究层次，本力图把梁的乡村建设思想放在近代中国国家构建与社会转型的宏大背景中，侧重从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理论的视角对其展开讨论。首先详细分析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主要代表作《乡村建设大意》，进而突出梁漱溟乡村建设工作中具有重大意义的两项即“农民自觉”与“乡村组织”。在引入国家构建理论之后．本认为星火燎原式的“乡村组织”意在化育独立成熟而拥有自身公共空间的中国社会．而由知识分子引发的“农民自觉”便于提供一种足资构建现代国家利用的化形态，这亦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精义所在；并在末试图指出梁乡村建设思想的现实意义。     

周敦颐年谱

少时得明道、伊川之书，读之始知谁尊先生。而先生在（“在”字衍，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校正，以下同）“仕吾乡时，已以文学行于当世。遂搜求其当世（“世”字是“时”字之误）遗文、石刻，不可得。又欲于架阁库讨其书判行事，而郡当两江之会，屡遭大水，无复存者。始仕遂宁，闻其乡前辈故朝议大夫知汉州傅耆曾从先生游，先生尝以《说》及《同人说》寄之。遂访求之，仅得其目录及《长庆集》，载先生遗事颇详。久之，又得其手书手谒二帖。其后过归，得《归集》；之成都，得李才元《书台集》；至嘉定，得吕和叔《净德集》；来怀安，又得蒲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