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利贷”风波

早上刚走进教室，兰就跑到我面前说：“老师，我要告婷，她在咱们班放高利贷。”我乍一听这话猛地打了一个冷颤：班上竞有这样的人。还是个女生？我不由得气愤难抑，想问明白后好好教训教训这个无法无天的学生。     

从80后“倒爷”看择业的多样性

现在，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希望可以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在这个浪潮下，也有人放弃光鲑的自领职位，下海做起“倒爷”来。猪肉涨价倒猪肉，钢材涨价倒钢材，手机利厚倒手机……和20年前的第一代“倒爷”不同，他们不再偷偷摸摸地做着投机倒把的生意，不用一边数钞票一边为自己的商贩身份自卑在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下，一群80后靠着敏锐的经济嗅觉在商海里翻腾，     

“利出一孔”与“贫富相资”——宋代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

宋代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高利贷思想,一派主张"利出一孔",认为官府应该控制高利贷;另一派主张"贫富相资",认为高利贷是"贫富相资"的表现,政府对高利贷应采取自由放任的政策。王安石变法前后两派主张形成针锋相对的对立局面。南宋时,占据主流地位的高利贷思想是"贫富相资"。     

晚清禁毒法制的观点博弈与现代变奏——从“严禁”与“弛禁”之争说起

禁毒战略的选择决定了禁毒法制的中心任务和主要内容。晚清禁烟运动中,严禁派与弛禁派的论战是中国禁毒史上一次重要的理论争鸣,也是我国首次就禁毒战略的选择而展开的全国性大讨论。二者分别提出了"从重从快"的严禁模式和"以毒攻毒"的宽缓思路,前者流行于我国当前的禁毒实践中,后者成为西方毒品合法化政策的雏形。从晚清禁毒战略变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来看,禁毒工作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工程,既要避免情绪化的治理模式,也不能停留于形式化的解决路径,须贯彻综合治理和多元施策的禁毒方针,区分毒品消费和毒品犯罪的立法评价,平衡效益追求与公益实现的价值矛盾,完善政府主导与社会动员的工作衔接,这才是禁毒法治完善的应然要求。     

中小企业板的内控信息披露“择机”选择研究

对中外内部控制信息披露进行对比分析,发现美国强制性要求所有上市公司必须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而我国只有主板上市公司才要求强制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只是“择机”选择披露.对2011-2015年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连续性披露内部控制信息的企业其净资产收益率、每股收益、股权集中度,以及违规情况与间断性披露的企业相比存在较大差异.中小企业考虑到其经济效益指标,会在企业状况好的年度披露内部控制信息,而在状况不好的年度选择不披露.     

限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的途径

通过对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的分析 ,提出了从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国有股权公司化经营和完善上市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等方面着手 ,规范我国上市公司和公司内部高级管理人员行为 ,限制我国上市公司内部人控制现象 ,进而保护上市公司广大股东的利益     

晋商股份制中的“内部人控制”现象探析

基于晋商股份制中相互信用关系而产生的委托代理链条,具有在晋商经营环境发生变化后相对脆弱的特点。文章运用均衡策略制度观,结合“内部人控制”的具体观点对晋商部分经济活动进行深入分析,以此来解释晋商股份制中相互信用关系维持及转换的内在机理和社会效应。     

信贷危机“狼来了”——非正规借贷乱象初现

在当前信贷收紧的大背景下,一方面中小企业为了获取贷款,不惜转向高利率的中介机构和民间借货,在暴利的趋使下,担保公司违规放贷,“地下钱庄”甚嚣尘上,脆弱的资金链随时面临断裂的危险;另一方面,一些银行为了规避信贷约束,也正通过“银信合作”等隐蔽方式走“钢丝”。信贷危机,正在演变成为当前中国金融体系最显著的风险。     

涉农金融机构“使命漂移”与偿还率激励的局限:基于委托—代理框架

关于小额信贷"使命漂移"的研究通常都几乎排他性地设定为借贷者之间的问题。基于此,大量实践试图利用团体贷款模式缓解借贷者之间的信息问题,破解穷人贷款难题。然而,团体贷款没有解决根据财富筛选借款人的问题。我们的调研发现,目前基于偿还率的信贷员激励措施是小额信贷客户选择偏离的重要原因。因此,本文将研究焦点转换为如何诱导信贷员选择贫困的客户,在委托—代理模型基础上,探讨如何设计涉农金融机构信贷员的工资结构实现信贷员激励机制与涉农金融机构社会目标相融。     

从分配角度诠释“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评《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

＂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即中小股东和控股股东之间的委托代理问题,是在股东和经营者之间的委托代理矛盾之外,公司治理和财务管理研究面临的一个新课题。专著《控股股东与上市公司股利政策》（李春玲,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从股利政策的角度,分析了控股股东在上市公司利益分配过程中的地位、影响及其与中小股东之间的关系,向读者展示了分析“第二类委托代理问题”的一个独特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