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史凭谁定是非:中国现代文学史修撰的迷途与出路

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撰已经走过了漫长的90年历程,但还远未成熟。这种不成熟性表现在诸 多方面,甚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命名本身都已成为一个争执不下悬而未决的问题,没有一个相对固定的说 法可被绝大多数现代文学研究从业人员所共同接受。纷纭乱象的背后,是现代文学史观的“一元性”。我们要 超越“进化论”、“阶级论”、“新民主主义论”、“现代性”史观的局限,真正开启双重开放的视野,尤其注重对本土 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放,这就要既向五四新文化传统开放,更要向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开放。     

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法

一个多世纪以来,中西文学史家不断重写中国文学史.芙国汉学家宇文所安的<中国文学作品选:起源到1911>及其文学史研究具有独特地位.其文学史研究的特点在于要描述文学和文化的实际发生演变过程,展现文学传统中的"话语群体";要求文学史家运用"历史想象力";以题材来展现文学传统,考察题材的形式、主题、结构惯例和历史演变.这些观念和方法给中国文学史研究提供了新的启迪.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中的苏区书写,自新中国成立即已开始,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陆续结束.苏区叙述在文学史编纂中的起伏变化直至"离场",关联着文学史书写的整个思潮背景的动态变迁,也关联着社会转型期文化价值的不断调整.在如今倡导"文化自信"和讲好"中国故事"的时代语境下,将苏区文艺重新纳入人民文艺的叙事脉络,使其重返文学史场域,以期完整描述二十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图景,其应成为传承苏区精神的重要路径与课题.     

百年中国文学中的当代文学研究

“百年中国文学”并不仅是时间概念,而且是有特定意义的文学史概念,它以其整体的视界,一览众山小的气度,实现了中国文学从传统向现代演变过程,这无异是一项革命性举措,把当代文学置于百年中国文学视野中去研究,是一种艰难的整合,除《百年中国文学总系＝》等少数几种论著较令人满意外,有份量的,经得起时间沉淀的著作还是太少,今后如要编写新的文学史,寻求突破性的进展,仍必然把理 文学史观念和方法放在首位。此外,要处理好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在研究方法上要注意文化层面上的融合,还应倡导扎实,严谨的学风,强调学术论著撰写时的规范性。     

从汉语传统中两种“文学”观念看第三次“重写文学史”的趋势

文学史的重写以一定的文学观念为基础,同时又要以古代中国的文献材料为研究对象。在方法上,必然要以观念来指导对材料的选择与解释。而通过考察汉语言传统中＂文学＂概念的流变发现,文学观念有一个由古代的经验总结模式向现代功能性移植模式的突变过程。如何弥合当代文学观念与传统文学实存之间的巨大差异,成为当下＂重写文学史＂要解决的首要问题。     

构建现代汉语文学史刍议

肇始于19世纪末的文学史撰述,带有强烈的现代国家认同的政治诉求。全球化时代,文化认同或将超越国家认同,文学史的功能因之必然发生深刻变化。"中国现当代文学"作为中国语言文学的二级学科之一,名实之间,受到越来越严峻的质疑和拷问。求同存异,整合全球汉语文学/文化资源,构建覆盖全球汉语文学世界的"现代汉语文学史",或将有效缓解中国现当代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台港澳文学、海外华文文学等之间互相排斥、挤压的紧张关系,拆解文学史著述的汉族中心主义话语霸权,促进中华各民族的平等和融合,提升汉语所代表的中华文化在全球的影响力和竞争力,故而,其意义和价值远在文学史之上。     

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诞生与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一些学校先后开设了中国新文学课程,中国现代文学史作为一个学科进入了草创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新文学史作为大学中国语文系的主要课程之一."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研究进入了新阶段,总体上由原来的个人撰史转向合作治史.1985年,"20世纪中国文学"构想的提出,意在打通近代、现代、当代的界限,影响了文学史的编撰.随着学界对于此构想的质疑与反思,酝酿着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新的突破.     

20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史研究的现代转型——以王国维、胡适为中心

20世纪初期是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起步与转型阶段.作为这一时期有代表性的文学史研究学者,王国维与胡适在纯文学观念、文学史观及文学史研究方法等方面存在很大的不同.这些不同一方面反映了他们在文化立场、学术背景与治学路径的个体差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在中西碰撞、新旧冲突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文学史研究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必然境遇.从这一意义上说,王国维与胡适在文学史研究上的差异,呈现出中国文学史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某些特点.     

文学史知识二分法及其意义——以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为中心

进入新时期以来,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各种新提法、新理论、新模式不断涌现,这使该学科成为此一时期各人文学科中最为活跃的学科之一;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和教学也出现了一些新问题,譬如,学术研究中的"空洞现象",课堂教学中对文学审美性、感受性的漠视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应当从"知识论"角度设法.把笼统的文学史知识进行知识类型学的再分对研究与教学具有重要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的意义

汉语新文学史概念的提出与实践,是重写文学史的重要阶段,也是重新出发的起点.本文从文学史重写思潮和文学空间整合入手,讨论汉语新文学史概念提出的意义及其实践操作层面的艰难,认为它凸现了汉语之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存在及其审美的现代品格,有着将文学空间的分离整合为文学语言的统一的预谋,能从汉语文学的活动与变迁过程中,打通语言与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内在联系,能够使人们感受到当代中国由"全球化"和"殖民化"所带来的文化影响和焦虑.     

日本“汉文典”与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模式

在中国文学史发轫时期(1900—1910),一批以近代大学堂、中学堂、师范学堂"中国文学"科教科书身份出现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其内容除传统文章流别外,还包括传统小学、文法、修辞、文章作法等,与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模式迥然不同。这种早期文学史"另类"模式的形成是晚清教育改革、近代学术体系变迁、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复归的精神诉求等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西学东渐"的产物,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不免会受到西方、日本外来资源的影响。这其中,来自日本"汉文典"的重大影响往往被学界所忽视。以保存"旧学"为出发点,以"普及汉学"为教育旨归,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主导,套用西洋语法著作模式外壳的日本"汉文典",最早实现了中西学术的有效整合,并与晚清教育改革"中体西用"的价值观念相契合。日本"汉文典"被迅速引介入华后,不仅对新式国文教育下的文法教学产生重要影响,也为文法教科书及中国文学史编撰提供了借鉴。梳理日本"汉文典"内容、体例模式及其实践路径对早期中国文学史编撰产生的影响,能够明确早期中国文学史如何接受与吸收以"汉文典"为代表的外来资源,以及中西交流背景下传统学术体系如何尝试完成近代转型。     

百年中国话剧史与文学史的现代性问题刍议──兼谈当下中国话剧史研究诸问题

发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种特殊的文学史形式,其中涵盖了小说史、流派史、戏剧史等多种分类文体史的概念性研究.在这些研究对象中,唯独迄今为止传承百年的话剧是源自西方的现代性话语结构,是具备"现代性"这个基本特征的.而就现代文学史的书写而言,"现代性"也是其不可或缺的关键性因素.本文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中话剧史的研究出发,侧重诠释中国话剧史研究中所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     

试论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以《现代中国文学史》为例

钱基博的《现代中国文学史》蕴含的民族主义思想,主要有以下三个特点：承接晚清“经世致用”观点而来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独特的“现代中国文学”观与开放的世界民族主义思想;介于自由主义与国家主义之间的政治民族主义思想。钱基博民族主义思想所表现出的这种多歧性与复杂性,究其原因,在个人层面,是其一代人所受到的传统儒学教育的烙印与近代西学的影响二者间的剪不断理还乱的交错缠结;在社会层面,则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转型与文化转型不同步的时代背景。     

司马长风《中国新文学史》再探析

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其独特的编写体例、分期方式及价值评判方式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文革"后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新格局的形成。《中国新文学史》充满活力的写史语言、富于个性和激情的叙述方式时至今日仍有较大的借鉴价值。在当前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面临转向的关头,回顾与梳理这部史著意在正本清源、启示当前。     

“台湾文学史”书写的两岸互看——从“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谈起

20世纪20年代张我军等台湾作家提出"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支流"命题,缘于日本殖民者将台湾文学排斥于其文学史之外而引起的反弹,台湾作家认为当时台湾落后于祖国大陆而欲向大陆寻求"现代""文明",以及台湾文学的固有根柢乃中国文化却与日本文化格格不入等。这个命题在1990年前后为大陆的"台湾文学史"著作广为引用,实在因为它代表着历史的事实和真相,但却遭到了"台独"派的猛烈抨击,加之以"统战""霸权""意识形态作祟"等"罪名"。在台湾自身的"台湾文学史"书写中,1985年后叶石涛等抹去或篡改了此前沿用的"一支流说",陈芳明《台湾新文学史》(2011)更从史明"台独史观"脱胎出"战后再殖民论",试图以所谓"台湾民族主义"取代固有的"中华民族主义",如以"台湾心灵"来概括70年代乡土文学的主要精神,从而将具有"中华民族主义"性质的"回归传统"取向消音、抹杀和遮蔽。这种史观、论调助长了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的思想认同偏向,应引起学界的高度警惕并加以必要的批判。     

中国文学史上的"古代"与"近代"

考察整个中国传统文学史,即可发现其文学发展上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古时候很长期间,以诗为中心成就盛大的发展,而到某一时期,其发展停滞,显示失去自己文学传统的现象,传统的丧失,自然带来创造和发展能力的丧失.据此如果将中国文学史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应称前时期为"古代",后时期为"近代"."古代"转变为"近代"的时期为北宋末年(1126)前后,这时不但在文学,整个中国文化都开始变化.这变化从安史之乱开始发动,发动这变化的是当时中国周边异族的影响与压力.又南宋的新儒学也有反文学反文化的倾向,结果支持这种中国文化的转变.     

早期中国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

文学史的撰写历来是文学研究与教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撰写步入了一个新时期,考察中国早期文学史的基本形态与撰写方法,可以为新世纪的文学史撰写提供有益的借鉴。早期中国文学史存在几种基本形态,一是以传统的历史著作体例为借鉴的历史形态,一是具有一定哲学意识的体系化的理论形态,另外,还有文学与其他不同学科对比的比较形态。其撰写方法主要是科学研究法与综合研究法,前者指考据与实证研究法,后者指历史与逻辑结合法、史学与美学结合法以及"历史"和"实验"结合法。     

黄修己《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个人文学史写作——兼评集体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

黄修己独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和由钱理群、温儒敏等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是20世纪80年代具有代表性的个人文学史和集体文学史著作,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做出了杰出贡献。在集体编写文学史的时代背景下,黄修己个人文学史的编写具有特别的意义。     

“文学史”何以写成了“文化史”——谱系学视野下的日本首部“中国文学史”

日本汉学家末松谦澄的《中国古文学略史》,尽管以"文学史"为名,但以现代学术标准来看,其实更像一部文化史。文学之外的历史、哲学、法制等等,构成了该书的主体内容。"文学史"何以被写成了"文化史"?在谱系学的视野下加以考察,可以发现,幕末明治时期日本汉学传统的演变、实证主义史学逐渐摆脱汉学的制约、"文学"概念依然偏重"知识"等方面,构成了其基本成因。     

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的“史与论”问题

"史"与"论"的关系一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编撰中一个关键的问题,通过对80年代初中国现代文学"重评"的考察,可以演示出"史"、"论"问题与文学史建制和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