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塞尔、海德格尔和马里翁对“我思”问题的反思和阐释

笛卡尔为把握知识确然性而提出了“我思故我在”这一命题，该命题也成为整个西方近现代哲学命运的浓缩。本文试图探究胡塞尔、海德格尔、马里翁这三位具有代表性的现象学家如何分别以超越论还原、存在论还原、爱洛斯还原的方式反思和阐释“我思”问题。在以这一问题简史为核心的现象学进程中，现象学在对“我思”的回应中呈现出不同的形态，超越论还原以纯粹意识为奠基，存在论还原以“我在”为最终溯源，爱洛斯还原则以“去爱的自我”为最终目的。在这一进程中，先前的后续的现象学家同时对先前的现象学家就此问题的思考予以了评价，因此，本文还简短讨论了马里翁在讨论胡塞尔和海德格尔所理解的“我思”问题时，在何种程度上达到了内在批评所需要的明见性和合理性。     

部门哲学的两种可能研究层面与两条生成道路

部门哲学是以具体时象和具体学科作为前缀的哲学领域。作为反思的哲学,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与思维对象有关的反思,一个是对对象思维的思考。因而同一个部门哲学就有两种可能的研究层面。部门哲学的发展由本体论层面转入认识论层面的研究,由思维对象的反思到对象思维自身的反思。部门哲学作为一般哲学原理与具体科学的中介,有两条生成道路。一务是由具体科学提升、抽引到部门哲学,一条是由一般哲学原理运用、结合到具体科学而形成的部门哲学。第一条道路对发展哲学形式起着重要作用,第二条道路对哲学理论联系实际有着重大意义。发展部门哲学应该两条道路同时并存。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我思范畴的历史嬗变

笛卡儿“我思故我在”是西方哲学中争论最多的命题之一．这一命题不仅蕴含着近代哲学的开端，而且在很大程序上推动现象学运动的发展．研讨我思范畴的历史增变可以有助于我们认识传统哲学与现代哲学承继的脉络，从而挖掘出以古典理性主义向现代非理性主义转变的契合处，为更深入地研究西方哲学抛砖引玉．一、笛卡儿的“我思故我在”“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实行普遍怀疑后确定的第一原理．它在张扬理性、突出主体作用方面的巨大历史影响，自不待说．其间蕴含三个方面的问题，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探析．（1）、个体间区别的我思依据．苏格拉底…     

爱知之学与成人之教-中西哲学现的歧异与会通

就其主要倾向而言,虽同为"形而上学",但中西哲学一为爱知之学而一为成人之教,二者在哲学研究的对象、内容及其功能上均有重大的差异.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以自然界为其研究对象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是以人为其研究对象;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以思在关系为其研究内容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是以人我关系为其研究内容;如果说西方传统哲学主要是以知识批判为其文化功能的话,那么中国传统哲学则主要是以社会批判为其文化功能.实际上,这两种哲学之间的差异并不妨碍二者根本上的会通,因为正如自然与人本身须臾不可分离那样,科学主义的哲学与人本主义的哲学亦始终处于一种辩证统一的关系之中.     

马克思对主体哲学的批判与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至为密切地与批判“主体哲学”的进程联系在一起的。所谓主体哲学,意指以“我思”或“自我意识”为基本建制的全部哲学,亦即现代形而上学。对主体哲学之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批判始于马克思,这一批判洞穿了作为现代形而上学之基本建制的意识的内在性,从而在瓦解这一“主体性立足点”的同时使现代形而上学本身趋于终结。而马克思在主体哲学批判中获得表述的语言概念,不仅有力地揭示了始终被“我思”这样一种主体性遮蔽起来的意识的存在特性,而且积极地开启了一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存在秩序和存在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主体哲学批判切近地预示了当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反思”

“反思”这个概念在黑格尔的著作中特别是大、小逻辑学中被大量使用。近年来国内学术界对这一概念开展了一些研究,但还有许多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搞清。译作中文“反思”的德文原文有Reflexion和Nachdenken两个词,后者有时也译作“后思”。张世英先生在《黑格尔论“反思”》(载《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一书,1981年版。下引此文均见该书)一文中认为,“反思”和“后思”的基本区别在于,前者指“知性思维”,后者指“思辨的思维”。但又指出:“不过,黑格尔所谓‘反思’与‘后思’的含义或用法并不这么简单。”在有些地方,“后思”显然并不就是“思辨的思维”,而在《哲学全书》第二节中,“大概是由于重在说明哲学上的思想和一般意义下的思想的区别,就没有把‘后思’和‘反思’再作区分,而是将两个词混用,认为‘后思(nachdenken),亦即反思(das reflectirendeDenken)’。”我以为,要搞清黑格尔“反思”概念的真正含义,不能从分析这两个词的字面上的差别入手,而是要分清被黑格尔当作逻辑范畴的“反思”与传统的即当作认识论范畴的“反思”的区别。     

康德美学话语的人类学启示－古典美学断想

康德美学思想是西方近代美学的转折点。以“主体”为核心的美学话语是对人之为人的哲学反思 ,对人类精神价值的终极性思辩 ,其中蕴涵着丰富的人类学意义。由此导引出费尔巴哈、舍勒等近现代思想家的哲学人类学话语 ,并成为西方现代、后现代思想话语的理论起点。在后现代文化语境中审视康德的美学话语 ,有助于当代人找到精神回归的重要途径。     

“我思故我是”才是笛卡尔的本真沉思——对“我思故我在”内在含义的新解析

“我思故我在”由于开启了西方近代哲学而影响深远,而我国学术界长期用经验论的解释原则去理解这一命题的含义,结果必然导致了对笛卡尔唯理论的哲学立场的偏离。从笛卡尔的理性主义认识原则出发,认为“我思”指的是先天地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思维规定性”,“我在”指的是巴门尼德意义上的“人的真实存在”,“故”则强调的是一种“决定”与“被决定”的逻辑顺序。因此,“我思故我在”的准确含义应该是“我思故我是”。这一命题既是古希腊哲学以来的“人是理性动物”的现代性诠释,也是笛卡尔哲学体系中所有理论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     

笛卡儿“我思”哲学探析

确定性是笛卡儿认识论哲学所追求的目标，笛卡儿通过“我思”主体的确立，建构起一套通达确定性的方法。直观、演绎与通观既是笛卡儿对主体认识能力的形而上学设定，同时也是追求确定性的基本方法。笛卡儿“我思”哲学的方向、起点与方法都带有明显的形而上学独断论的痕迹，认清笛卡儿哲学的困境，对于我们正确认识现代哲学反二元论的倾向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语言学转向和历史意识的兴起具有积极的意义。     

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     

简论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历史嬗变与历史命运——从笛卡尔到胡塞尔和萨特

早在三个半世纪以前,法国哲学家笛卡尔面对中世纪封建神学的淫威,喊出了“我思故我在”这条惊天地动鬼神的哲学原理,同培根一起开创了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两个半世纪以后,面对着西方工业社会更趋严重的异化现象,“现象学之父”胡塞尔和存在主义大师萨特响应笛卡尔的精神召唤,先后提出了“回到事物本身”和“反思前的我思”的口号,开创和推动了当代现象学——存在主义运动,把笛卡尔肇始的近代主体性原则和自我意识学说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笔者认为,追叙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这一嬗变历程,有助于深刻了解笛卡尔     

现代性的自我确证与批判理论的规范基础

“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之争”无疑是近二十多年来西方思想界的一个热门话题。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指的是把西方现代社会历史以“现代性”为中心概念加以主题化的反思批判。所谓哲学探究,对现代性而言,即是“自我理解”、“自我确证”的问题,为现代性确立既不同于古典也不同于神学的规范。哈贝马斯对现代性规范根基的建设性重建,值得我们特别注意。     

"反思前的我思":真正地回到事实本身--论萨特对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搁置

笛卡尔把所有的事物都来怀疑一次,怀疑到只有“我在怀疑”这一当下最后的怀疑而不能怀疑为止,发现我在怀疑以我的存在为支撑点,由之而得出了哲学的第一原理：“我思故我在”。站在现象学的立场上来看“我思故我在”,由于笛卡尔自我的经验化、实体化,笛卡尔的“我思”还没有达及自我的意会之知,不具有自我明证性的“是者”,近代哲学确实性的支点动摇了。萨特以“反思前的我思”来置换笛卡尔的“我思”,就是认为“我思”不是原初意识,不是那道始源性的“光”,没有回到事实本身、回到人与世界的最初关联。     

中国古代文人自我概念剖析

人们生活的世界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周围客观事物，另一是作为主体的人类自己。在人们把思维的焦点，从集中在客观对象上转向认识其自身时．便产生自我意识，当形成”对自己的比较稳定的看法时”．[1]咱我概念便产生了。在某种程度上，人们正是通过这一内向性界定的形成发展来引导自己达到符合社会需要的行为定向系统，实现个体社会化过程。最早关于自我本质的研究是在哲学领域开展的，哲学的产生意味着对自我意识的研究进入自觉阶段，“只有在哲学反思中，才将自我作为一个考察对象”。［2］西方哲学的发展并没有给自我研究找出有效的途径…     

哲学教育的使命：创新

哲学思维的创新本性源于 :反思式思维的“批判性”和“前提性”。哲学教育的创新使命是培养学生具有问题视野、世界视野和综合视野有机统一的现代视野。以“趣”引思、以“化”启思、以“论”导思、以“行”激思 ,是实现哲学教育创新使命的新模式。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亚里士多德论哲学 ,涉及到西方思想中那使“思”成为“逻辑”的决定性的一步 ,正是逻辑的合理运用在“反思”中使哲学的主题凸现出来。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是“最高的智慧” ,是探索其所是的是 ,哲学主题就是寻找“第一原因” ,即本体 (ousia)。哲学作为“本体之学”是要从“是者之为是者”回答“何谓是者”的问题。“这一个”作为第一义的本体内涵 ,启明了希腊人爱智的原始真谛。然而 ,亚氏又把纷繁复杂的“是”和“是者”看成是一个指向终极目标的系统 ,这最终使爱智慧变成了形而上学     

哲学的当代境遇和使命

哲学在今天很有必要进行一次根本性的变革,其关键是要突破传统形而上学的致思进路,开辟哲学非形而上学的新进路.这一新的进路就是要转向现实生活世界,以现实思想作为哲学反思的对象,以对现实思想的批判与建构为目的.如此一来,哲学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现实功能和意义:一是通过思想批判而防止思想的僵化,推动思想的变革,保持思想的活力;二是与科学一道构成一种超越利益主体立场的真理向度,从而为现代民主制度提供一种必要的补充;三是突显和张扬生活之为生活的反思特性和创造本质,从而有助于维护与促进人的现实生活.     

天人关系与生态智慧——先秦道家与西方哲人之有关思想比较

自然是客体 ,人是自然的主人 ,这种天人二元对立的思想是西方近现代哲学的主要特征之一。而先秦道家则认为天人或人与自然彼此同大、齐同均等 ,人与自然是合一的 ,“一”即自然。在西方 ,“回归自然”是对天人二元对立思想的反动 ,现代生态哲学正是天人二分哲学发展的必然结果     

东方佛教对西方理性的启示

可以说,一部西方古代哲学史便是一部西方理性精神的观念演化史。十七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继承了古希腊哲学的传统,将哲学分为物理学与形而上学两大部分,以“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的著名学说,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笛卡尔奠定和强化了心物二元论的西方理性精神,于是,自然的客观世界与人的主观世界被放在一种分离、对峙的状态;于是,灵魂与肉体的冲突、挣扎成了西方文化的永恒命题。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德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