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公共管理理论认识的一个补充——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

20世纪70年代起以强调企业家政府的创新精神以及在公共服务领域引入市场机制的新公共管理理论,引领了全球性的政府改革潮流;而90年代兴起的新公共服务理论辅之以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注重完善公民参与机制等,试图弥补新公共管理理论在此方面的缺失。本文将简要地把两者加以分析,试图找到一种综合的观点:新公共服务理论唤醒了新公共管理理论对公共服务价值的关注。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政府改革的启示

新公共管理开创了政府管理的新模式,它强调职业化管理、项目预算与战略管理、提供回应性服务,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方式。从实践模式上来看,包括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等。新公共管理理论对提高我国政府工作效率,打破政府独家提供公共服务的垄断地位,提高我国政府公共服务的理念方面有一定启示。     

从新公共服务理论看我国服务型政府构建

新公共服务理论是西方公共管理理论和实践的最新发展,是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扬弃的基础上出现的一种全新公共行政模式。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出政府职能是服务而不是掌舵,对我国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具有借鉴意义和现实意义。     

创新地名公共服务的民营化——以新公共管理理论为基础

<正>地名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服务,地名管理工作的根本目的,是通过推行并逐步实现地名标准化,以充分发挥地名的各项功能,为城市自身的建设和发展提供条件、为公民日常生活的便捷提供服务。政府要为公众提供便捷、易记、好找的地名,就要创新提供地名公共服务的方式。地名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就是完善地名服务的路径之一。新公共管理理论强调充分利用私营部门,以建立一个可靠的、有效     

比较分析“新公共管理理论”与“新公共服务理论”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都是世界各国政府在新的世纪,寻找取代已经暴露出种种不适应性的传统行政模式的新范式,所进行的积极思考和所做出的不懈努力。但是二者虽初衷一致却有本质的不同,本文对他们的核心主张进行了比较,得出结论是二者区别在理论基础、主导理性、对公共利益的理解上、对公民的回应态度上、对政府的责任和实现途径方面的理解、以及各自假定的组织结构等方面。     

我国公共管理过程中的权力异化分析

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来源于人民,是以管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利益为基本价值取向的权力。公共权力具有不同于一般权力的特征,即垄断性与公共性。在公共管理中,公共权力如果不能得到合理的配置和运行,背离了自己的初衷,或者是公共权力主体以权谋私,便会出现公共权力异化现象。公共权力的异化会在很大程度上动摇公共权力合法性的基础,影响政府的信誉和形象,降低公众对公共管理和政府的满意程度,并最终会威胁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因此必须防止公共管理过程中权力的异化,保证公共权力的合理运行。     

公共服务在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中的比较分析

政府和第三部门是公共管理的主体,二者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中发挥了主导和补充的作用,也出现了政府失灵和志愿失灵的缺陷;企业管理始终将经济绩效放在首位,过去很少提供盈利不多的公共服务,随着公共服务市场化的发展、消费者"道德消费"意识的增长以及企业公共责任感的培育,企业也成为社会上提供公共服务内容的重要组织之一。文章通过比较分析公共管理和企业管理中公共服务供给的组织形态,探索改进公共服务的供给机制。     

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理性选择——以安徽省为例

就近城镇化是新常态下推进新型城镇化的理性选择,是加快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重要举措。其具有三大典型意义:是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扭转经济下行趋势,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动力;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是治愈"城市病"和"农村病",破除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针对当前四个突出问题:市民化进程滞后;区域发展差距较大;城镇综合承载力不足和体制机制不够完善,建议采取五大对策:规划三级平台,完善新型城镇化规划体系;就近城镇化与美丽乡村建设互促共进;强化产业支撑,积极促进稳定就业;完善公共产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新体制机制,破除农民就近城镇化障碍等。     

试论行政改革的新公共管理模式

新公共管理模式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兴起于西方的一种新的公共行政模式。本文通过简要介绍西方新公共管理模式模式并分析其基本内涵,提出在政府中引入竞争机制,行政模式应注重公共服务和管理创新的,试图能够对我国的公共管理活动带来一些借鉴和启示。     

以人为本与政府治理理念

20多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也是政府全方位治道变革的过程:从过去什么事情都管的无限政府走向专心致志于公共服务供给、公共问题解决、公共事务管理的有限政府,从人治政府走向法治政府,从以专政和权力统治为基础的政府走向以服务为宗旨的政府,从高度集权的政府走向地方越来越有自身权限的多中心运作的政府,从高度封闭的政府走向信息公开、允许公民多渠道参与公共管理的政府等等,其总体趋向就是以管为本走向以人为本.     

城市管理新走向观察

城市管理不仅仅是改变城市，更是提升城市。对城市而言，管理就是服务。只有提供优质的服务才是更好的城市管理，而政府的公共服务与市民的生活质量是正相关的。     

新公共管理视角下的工商行政管理建设研究

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推进和服务型政府的构建,公共服务逐渐成为工商部门的一项重要的工作职责,工商行政管理的工作理念、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诸方面均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加强对公共服务在工商行政管理体系中地位和作用的研究,是当前工商部门的一项重要课题.本文通过介绍工商行政管理工作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联系及工商部门现有的服务举措,为工商行政管理工作开辟了新的研究视野.     

时政资讯

正国务院对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出部署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2014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要点》,对今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作出部署。《文件》指出,各地区、各部门要重点围绕行政权力运行、财政资金管理使用、公共资源配置、公共服务和公共监管5个方面做好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一是坚持依法行政,加大行政机关行政审批、行政许可、行政处罚等信息公开力度,推进行政权力公开透明运行。二是进一步推进     

把脉“大城市病”为中国城市化建设开良方

"我国政府提出实施新型城镇化战略,重点解决城市化过程中诸如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的管理、环境保护、公共服务、社会治安、交通和信息化建设等问题。这既是破解当前中国国民经济"瓶颈"问题的突破口,也是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     

管理学理论演进——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理论比较

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是近年来学界流行两种理论,有相同之处也有相异之处,对两种理论进行比较对于管理学理论的发展很有必要。本文首先分别介绍了新公共管理以及新公共服务的主要理论,然后将两种理论进行比较,最后结合两种理论提出对管理学理论演进的一些思考。旨在提出理论创新的同时,使公共管理学理论更贴合我国当前实际情况。     

算法的治理：算法权力执行偏差与公共性重塑

算法已嵌入社会各领域，算法与社会的互构过程使其演变为算法权力。算法的初衷在于解决问题，算法权力涉及民众信息、政府行政与新型公共空间多个领域，因此算法权力具有应然层面的公共性价值。但在实然层面，算法权力出现了执行偏差困境，在市场、政府与社会层面上都存在着算法失灵的问题，表现为企业自我利益凌驾、政府权力滥用与公共空间风险。基于算法权力趋于广泛的运用情境，政府需要对其进行有效规制，重塑算法权力公共性。在完善算法权力规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应保持算法权力的行政工具性，依法强化算法权力市场监管，构建协同算法权力规制网络，真正发挥算法增进公共福祉的作用与价值。     

我国公共管理与服务人才培养探索——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人才是国家和地区繁荣昌盛的重要推动力量,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对人才需求、人才服务和人才保障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政府提供更多、更好的人才公共服务。但是,目前公共管理与服务人才需求与培养出现了不和谐的状况,本文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为例,试图采用整体性治理理论来分析现状,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观点,提出我国公共管理与服务人才培养的对策。     

公共行政转型及其动因分析

近二三十年以来,无论是在国际还是在国内,行政管理的模式发生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变化.从以往缺乏灵活性的传统科层制公共行政模型转向以具有灵活性、以目标和业绩导向的公共管理模式.这种转型从国际的角度看是为了提升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上的综合竞争力,以及为了顺应全球化的趋势;从国内来看是为了能够向公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这种转型还受到了来自企业管理的新模式以及新的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计算机以及互联网络在政府、公共部门的日益推广使用也在这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论文基于以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从传统的行政管理模式向新型的公共管理模式的转型已经成为世界范围内不可逆转的趋势.     

以政府“善治”促进社会和谐

管理行为是政府最重要的行为之一,政府管理行为主要是指政府依照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政府职能、执行公共政策、实现政府目标的行为。政府是公共权力的法定执掌者和行使者,是社会公共产品的主     

建设新型城镇化如何让人记住“乡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水平得到了快速提高，2013年中国城镇化率达到53.73%，但同时也面临着人口与资源环境矛盾加剧，城乡差距扩大，产业结构升级与就业压力巨大等问题。所谓新型城镇化，是指坚持以人为本，以新型工业化为动力，以统筹兼顾为原则，推动城市现代化，要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大、空间扩张，改变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务等内涵为中心，真正使我们的城镇成为具有较高品质的适宜人居之所。新型城镇化更强调内在质量的全面提升，也就是要推动城镇化由偏重数量规模增加向注重质量内涵提升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