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

新时期文化小说略论斐人随着“伤痕”、“反思”文学的不断发展，新时期文学自身也由感性哭泣时期而进人到了理性反省阶段。但这两个文学时期，依然还是带着强烈政治色彩与批判意味的“载道”文学时期，作家的思维层面基本上还停留在政治历史层面上，文学对于自身的把握和...     

西方文学经典中“医者”形象的嬗变

由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文化和文学语境的变迁,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演变.以“医者”形象变迁这一视角为切入点,通过分析相关文本,研究西方文学不同时期作品中“医者”形象所呈现的不同面貌——从《圣经》神话中医治一切的上帝到现代派作品中接受过医学教育并掌握现代医学技术的医生,西方文学经典中的“医者”形象经历了去神性化的过程.同时指出,不同时期的“医者”形象又反映了各个时期的医学发展和社会、政治、经济以及作家对医生角色的认识与思考.     

马克思主义与军事文学观念问题

中国当代军事文学是我们人民军队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毛泽东同志曾把包括我军文艺队伍在内的革命文艺称作与“军事战线”并列的“文化战线”,认为“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中国当代军事文学的性质是十分明确的。但是,进入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西方文化大交汇,近现代西方资产阶级的战争观、文艺观严重冲     

佛教与新时期文学的融合

从70年代后期到90年代的今天,新时期文学已经走过了近20年的历程。在这一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时期里,文坛“现象”迭出,流派纷呈。佛教与文学的融合似乎也可以算作现象之一。当然,如果把佛教作为一种文化来看,这一现象或可归入“寻根文学”之列;但是如果从独立的宗教角度着眼,将佛教与文学的融合作为新时期的一种文学现象,其实也算不得标新立异,何况它在内涵与外延上与寻根文学又都有着诸多的区别。佛教与文学的融合固然不似众多的流派和现象那样来得轰轰烈烈,却也不象它们的转瞬即逝,而是在悄无声息地发生后又自甘寂寞地发展着,直到今天。     

走出困惑:一个新的文化定义

一进入文化定义的领域,我们就仿佛进入了一个迷宫。迄今为止,关于“文化”的定义已有数百种之多。每一种流派、每一种理论部从各自的特定的视角来界说“文化”,文化人类学和哲学的文化定义错综交织,乃至于同一学说在使用这一概念时也常常蕴涵着不同的意义。定义是人类在思维中把握世界的基本方式,自然科学是如此,人文学科也是如此。如果没有精灵赋予我们走出迷宫的阿莉阿德尼彩线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从地面升到天上,鸟瞰一下走出迷宫的路途。     

论“建国30年文学”的一体化特征

从话语资源、支配性力量和评价法则三个方面论述了建国30年文学的政治文化语境,认为高度一体化是其本质特征。“文革”时期的文化与文学,是建国17年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的继续发展。     

"外省":一个新的地域文学研究的理论视野——以20世纪河南文学为个案

从外省文化空间的嬗变透视文学的生成是地域文学研究一个新的理论视角。“外省”既是一个地理的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处于转型时期的20世纪中国,外省文化界和中心文化界之间的功能和位置随着政治话语的不断变化,各自所代表的文化气质、性格、类型和话语权也在不断转换,它们之间由于地缘文化差别、政治差别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心理差别直接影响着本土文学的特征和审美倾向性。以此为理论基础考察20世纪河南文学及其它地域文学会有许多富于启发性的发现,它避免了静态地域文化研究的纯粹性格论和类型论。以“外省”的角度进入社会学、人类学的领域去考察当代社会、文明、制度,能够衍生出很多有探讨价值的问题。     

关于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几个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从文化、语言、民族的统一性来考察,应由三个“板块”构成:大陆文学、台湾文学、香港与澳门文学。这正与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现代文学”的三个“板块”相续接。近年来有三种研究倾向不利于把握“当代文学”的根本特征与历史定位,研究失去了历史感。“当代文学”这一文学时段,是五四启蒙精神与五四新文学传统从消解到复归、文学现代化进程从阻断到续接的一个文学时段,文学史在这里走了一条“之”字形的路。     

"文革"时期民间文学的文化阐释

“文革”时期受政治功利文化制约,权利文本文学缺失了文学的艺术精神和审美功能,蜕化为单纯的政治文化摹本、绝对权威话语的传声器。“文革”时期的民间文学经历了对主流文化从附应、怀疑到背离的三个流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文学站在民性立场审视社会生活,不受权利政治的束缚还原生活影像,满足社会成员的审美需求,从而对“文革”社会文化形态作了准确的阐释。     

从“三国演义”到鲁迅，中国文学在泰国的传播

中国文学书刊在泰国的传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02至1932年,即中国传统历史文化影响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三国演义”时期;第二阶段是1932年至1975年,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现当代文化交替影响的过渡时期,也有学者称之为“鲁迅、金庸时期”;第三个阶段是以1975年中泰建交至今多样化、多元化的历史时期。通过这三个历史阶段的梳理,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在这一地区竞争激烈,值得警醒的是与中国传统经典文学作品、现代文学作品相比,以中国当代文学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思想影响力在泰国逐步减弱。这一典型案例对于21世纪中国如何进行文化“软实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主题及其特点

20世纪80年代后期,政治文化研究开始在我国兴起.从1988年到2008年这20年间,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是一个热点.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2002年为界,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段,通过对这两个时段的研究文章的综合考察,发现这些研究的主题基本上一以贯之地集中在对待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西方政治文化,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格局与特性、如何构建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这三个方面,并存在着稳定性与连续性的特点.这表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所要解决的主要任务没有发生变化.同时,通过对前后研究的对比,可以看到当代中国政治文化仍然处于过渡期而没有走向比较稳定的状态,相反在全球化和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构建现代化的当代中国政治文化设置了重重困难,从而决定了政治文化研究仍然要解决文化价值的认同与凝聚问题.     

汉代“大一统”国家的文人精神与文学气象

汉代“大一统”国家体制以及思想建构离不开汉代儒生博士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努力,这是一种依存度非常高的双向建构。儒家士人对于汉代政治的参与,以浸润的方式在西汉宣、元帝时期达到了高峰,在东汉明、章帝时期趋于鼎盛。为实现儒家政治理想以辞章自鸣依经取义而又斟酌其辞的儒家士人焕发出了极大的政治热情,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政治、文人乃至于文学的新气象。无论是从藩国文学到宫廷文学,还是从铺张扬厉的汉代大赋到发凡起例的史家著作,都精心营构着汉代文章学的范式,秉承着国家文学“美政”“讽谏”“须颂”的使命。东汉党锢之祸后,凝聚涵养了四百年的文人精神趋于涣散并不断改辙易途,士人的家国情怀以及“大一统”文学精神走向了末路并消解,魏晋时代迎来了哲学与文学的狂欢。     

“远方”的祖国景观——论当代汉语诗歌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元素

当代汉语诗歌与少数民族文化之间,有着复杂的关系。不同时期的汉语写作者都曾根据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诗意需求,将各种少数民族文化元素化入汉语诗歌写作中。实际上,这一贯穿当代诗歌史的现象,暗含了新中国国家形象建构的密码,以及“主流”文化革新过程中被疏忽的力量。在我们已有的新诗史视野中,汉语诗歌从自我创造走向政治身份之间的道路上,有一重关系常常被忽视：即当代汉语诗歌对中国少数民族文化的资源汲取。当然,也有少数民族诗人发出了另外的声音,来应对“他者”的眼光。这种交互关系,无疑是透视当代中国文学的重要维度。     

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及话语建构

当代文论经历了从人文主义到后人文主义,或者说从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再到反语言论的流变过程。尤其是文化研究主导下的反本质主义,成为当代文论从“文学理论”到“理论”再到“后理论”的话语表征。可以说,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是基于对“从属论”和“工具论”的反驳而生成的,而“反本质主义”则生成于“文化研究”的话语语境。于是,当代文论的流变过程可具体化为革命话语（外部研究）→本质主义（审美、语言）→反本质主义（文化、媒介、意义）的流变过程。具有悖论性意味的是,当代学界诸多争议性的话题,如文学研究的空洞化、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以及用理论强制阐释文学等,使得文学研究领域有一种重新回归以“审美”为中心的“本质主义”研究的理论诉求。不仅如此,要研究当代文论的流变及未来发展的话语逻辑,进而搞清楚当代文论发展的来龙去脉与历史轨迹,就有必要回到曾经的“历史现场”——以“主体性”和“本体论”为中心的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过程之中,并将本质主义视为新时期文论研究的知识起点和参照系。这些都是研究当代“本质主义”文论的本土旅行和话语建构的触发点和价值所在。     

一体化身份认同与政治文化——“二十七年时期”民族小说的文化身份研究之一

［摘要］“二十七年时期”,少数民族小说表现出对主流政治文化的一体化认同倾向,这与代表了先进政治文化的中国共产党长期推行的一体化文学进程密切相关,尤其与为了促进并维持一体化文学格局而制定的各类文艺方针政策密切相关。这为今天民族文化身份的认同与建构,留下了诸多值得反思的问题。     

重构“革命经典”：从复杂到“纯粹”——以歌剧《白毛女》和舞剧《白毛女》为例

延安文艺界所开创的文艺创作方向作为建国后的文艺主潮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在这一长达近四十年的文艺实践过程中,左翼文艺界为了在文学艺术中创造一个“绝对无我”之境,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文化战略目标,追求一种“绝对的纯粹”。从20世纪40年代的歌剧《白毛女》到60年代的舞剧《白毛女》,就很好地反映了革命激进文学派别的这种乌托邦冲动,即以“净化”的方式修改一些“具有一定思想基础”,但又有可能模糊政治伦理观念的“复杂性”作品,展开对自我、阶级本质等想象,以建立一个全新的文艺形态。     

新兴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的总体审视

站在历史高度,对六十余年前一个十年中的小说作品作鸟瞰式的俯视,既要竭力道人之所未道,又要在有意无意中对一些传统的研究结论和观点,作出自己的评判与反拨,这实在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由于二十年代关于知识分子题材的新小说,不仅能告诉今天的读者,中国文学为什么从一九一七年文学革命后,就有了“古典”与“现代”的历史分野,中国文学在向现代化迈进的过程中,世界进步文化对它起了何等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还能使人们看到,当今某些新的文学现象正是二十年代小说的特定意义上的重复出现与升华。如果通过从现代到当代这一对比式的沟通研究,又可把整个二十世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特色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是中国特色文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新中国成立迄今,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理论大致经历了一个从强调文学从属政治,到坚持文学疏离政治,直至主张文学与政治互渗的演变过程。造成这一变化的原因有三：中国当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文学接受和创作实践的变化;文论资源和研究范式的更新。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关系理论嬗变的经验体现为：中国特色文学理论的发展应呼应社会结构的转型,吸取多元化的理论资源,契合文学创作与接受实践。在中国当代文论史上,关于政治与文学关系的偏狭之见主要表现为二：将文学从属于政治;将文学与政治截然两分。破除政治与文学二元对立思维,刷新对“政治”概念的理解,可克服上述偏见。     

北美华文文学的文化主题

交错或并行于 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北美华文文学 ,有着独具的文化特征。如果把中国旅美学人在游学期间所创作的作品 ,都视作中国域外的华文文学的一部分 ,则本世纪北美华文文学有三个时期特别活跃而重要。这就是本世纪的 2 0年代前后 ,60年代前后和 90年代前后。这三个时期的华文创作 ,从不同角度展现的文化主题 (从伦理层面的文化冲突 ,到转向政治和经济层面的文化冲突 ) ,都对2 0世纪中国文学的发展产生影响     

汉唐“白虹贯日”解释范式之转变及其文化记忆

“白虹贯日”的解读几经范式演变。先民记录白虹贯日为自然天象,到战国时期视其为政治禁忌,汉代从伦理角度进行比附、影射,六朝时期因社会动荡而将其比附为政治兵象,再到唐朝对其进行诗性阐释。从先秦到唐,“白虹贯日”解读范式的转变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文化记忆与文学特征,其间它也逐渐与广泛流传的荆轲刺秦王故事相联系,呈现出不同的文化解读。在唐代诗人笔下,荆轲刺秦王、白虹贯日在精诚、复仇和壮志豪情等方面成为盛唐气象、“少年精神”的象征,体现了蓬勃时代的青春力量。然而,安史之乱后,皇权政治式微,白虹贯日再度成为禁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