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墨葡萄图》探徐渭花鸟大写意画风

徐渭以桀骜不驯的性格入画，以惨痛的人生经历入画，以恣意的狂草入画，以氤氲淋漓的水墨入画，并能集古人之所长，开创了独特的中国大写意花鸟画风。其中《墨葡萄图》是徐渭水墨大写意花卉中的得意之作，画中的题跋也被徐渭一题再题，草书题跋与大写意《墨葡萄图》珠联壁合，谱写出徐渭半生的经历和沧桑。     

论徐渭的狂狷人格

徐渭狂狷人格的形成是有其时代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的。基于“利人皆圣”的平等意识,形成了徐渭蔑视权贵、傲世独立的人格风范;基于“本体自然”的自由意识,形成了徐渭“疏纵不为儒缚”的人格特点;徐渭的狂狷人格体现在诗文创作中,则突出地表现为愤世嫉俗的反抗精神。     

徐渭散文结构论

徐渭散文的结构既有以纲统目的“完整性”,又有目适纲宜的“有机性”,这既是其散文结构理论的自觉追求,也在实践上构成了其散文的结构特色,我们拟称之为“网式结构”。在排斥自我表现的文体和场合中,徐渭往往通过结构的经营使不合法的自我表现合法化;在允许自我表现的文体和场合中,其所创作的散文则往往具有“无布置”的结构特征。由此可见,结构的“有布置”还是“无布置”取决于其自我表现的需要,这就是徐渭散文结构的内驱力所在。     

试论徐渭绘画之人文精神

自清代以来 ,徐渭绘画之所以为世人所重 ,除了其画作具有高超的技巧和艺术水平外 ,还在于其绘画闪耀着一种人文精神。人文精神是贯穿于徐渭绘画的一条主线 ,是它的生命和灵魂。徐渭绘画的人文精神 ,是通过“不求形似求生韵”的审美追求 ,“横涂纵抹”的笔墨运用比兴拟人的表现手法显现出来的。     

论“度柳翠”杂剧的两个系统

元人李寿卿《月明和尚度柳翠》与明人徐渭《玉禅师翠乡一梦》均搬演月明和尚“点化”妓女柳翠成佛的故事 ,但两剧的剧情、人物、命意却完全不同。两者之间既无同源 ,也无先后承继关系。李寿卿的《度柳翠》是佛教观念的演绎 ,是一则风格严肃的“度脱”剧 ;徐渭的《玉禅师》则取材于民间传说 ,是中国民间对佛教观念的解读 ,是一则戏谑滑稽的谐剧。文章以“细读”的方式 ,对两剧的剧情、人物、命意加以比较分析 ,并参以史实辨证 ,揭示出徐渭创作此剧的真实动机     

感恩与怜才:徐渭与张岱家族关系考

文章以“感恩与怜才”为主题,对徐渭与张岱家族的交往和友谊进行了考释.     

横向取势 纵向贯气——马世晓狂草章法个性构筑

马世晓先生在狂草大章法上 ,不仅能抗衡前贤 ,而且还有相当的优势可言 ,他既能横向取势 ,又能纵向贯气。古人多得一面 ,少有兼取 ,兼取者也或弱于他的横势或弱于他的纵势。马在横向取势上采取的技法为 :1、借鉴徐渭将诸多笔画横化的变形手法 ,将笔画进行撇化处理 ;2、在体势上以隶书的横势入草 ,自然造成狂草取势的横向效果 ;3、大胆创新 ,在左方位独创了“”近似形 ;4、上下字或上下词组的左右错位。马在纵向贯气上采取的技法为 :1、大量笔画的被撇化与长横的几乎被取消 ;2、字体纯净 ,全用草体 ,通篇笔势畅达 ;3、字词组的挪移错位、起伏与巧妙的留白结合 ,为章法造跌宕之险 ,增迅疾之势 ;4、巧妙用墨 ,造成通篇的气势疏宕 ;5、笔速神疾 ,带来上下连带上的生动自然。     

试论徐渭的文艺本质观

本文从徐渭的思想基础出发，对其文艺以情为本质的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认为徐渭赋予“情”以新的深刻的内涵，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又丰富和发展了传统的文艺理论，在文艺思想史上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和价值。     

徐渭的文艺价值观和风格论

徐渭的文艺思想极为丰富 ,其文艺价值观和风格论是其中的重要内容。徐渭认为诗歌“果能如冷水浇背陡然一惊 ,便是兴观群怨之品” ,文艺作品要抒写真情 ,表现个性 ,“出新鲜” ,才具有传世的价值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贱相色 ,贵本色”的审美价值标准 ,其核心是尚真求新 ;其风格论见解深刻独特 ,丰富深化了传统风格理论 ,拓宽了研究领域 ,极具理论价值     

佛教对中国书法的影响

佛教徒把抄经、刻石看作是宗教行为，抄经的代表作是敦煌佛经，刻石则以“龙门二十品”和《泰山经石峪金刚经》等为代表。隋唐以来，有不少僧人潜心书法，唐代僧人多写狂草，宋代僧人多写楷书，元、明、清三代僧人在对书体的选择上没有明显的倾向。禅宗顿悟成佛、自性是佛的理论对书法艺术的刺激主要表现为：狂草书风的兴起，破法求变的书论，尚意书风的出现。     

左思《三都赋》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兼论'洛阳纸贵'的历史与政治背景

左思《三都赋》选择邺都而不是洛阳作为描写对象,有对曹魏尤其是对魏武帝曹操武功文治历史功绩的认可与肯定,《三都赋》对邺都的选择与描写很好地表达了“正之以魏都,折之以王道”的宗旨,阐明了晋承魏统的政治伦理观。《三都赋》产生“洛阳纸贵”的轰动效应,是西晋主流意识形态对晋承魏统政治伦理认同的一种表现,也是三国以迄西晋魏、蜀、吴三国争统的历史与政治背景的反映。     

徐树铮与第二次南北战争

第二次南北战争是段琪瑞政府推行武力统一政策的结果，徐树铮的政治观与该政策一致。在段祺瑞的支持下，徐树铮积极布置对南作战计划，他拉拢曹锟、张作霖、吴佩孚等实力派人物来支持武力统一政策，操控着第二次南北战争，使得第二次南北战争得以持续进行。但最终因徐树铮本人恃才傲物、坦白率直的性格等原因导致皖系内部发生分裂，以及在处理张敬尧督湘，支持曹锟、张作霖当副总统，联络昊佩孚等有关重大问题上操控失当，导致第二次南北战争以失败告终。     

王维的“一般艺术学”思想

王维艺术学思想的最大特点是以“诗”为中介,以艺术功能为基础,以艺术构思为途径,“打通”了诗、书、画、乐等诸种门类艺术。这种具有“一般艺术学”意味的艺术思想是王维儒、释、道三家哲学思想融合的反映,也是整个盛唐时代艺术风貌的呈现。王维的艺术学思想对当下“一般艺术学”的学科建设也具有启示意义。     

论《三国演义》中的空幻意识

《三国演义》描写的是魏蜀吴三国鼎立 ,以魏国胜利、蜀吴失败而告终的历史悲剧。作者罗贯中以刘蜀为汉家正统 ,把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都寄托于匡扶汉室的刘蜀集团身上。这种历史道德化的创作动机 ,却遭到了历史法则的无情嘲弄。他的“拥刘反曹”的历史观 ,因历史与道德的二律背反而陷入困惑之中 ;他的道德理想与人格理想 ,也随着传统的价值体系的失落而破灭。小说留给读者的 ,只是“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幻灭 ,和“古今多少事都付谈笑中”的慨叹。这就是《三国演义》耐人寻味之处     

贾平凹书法争议的学术观察

贾平凹是当今文坛上难得的文学艺术家，其书法如同其小说一样倍受关注。从学术视角对2005年“贾平凹书法事件”作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在分析这一书法争议现象的社会成因后，结合“文人书法”盛衰史的梳理给贾书以时空定位，最后从艺术本质对其书法风格特点进行了剖析，认为他书风近年浑厚古茂、斫雕为朴的变化更多地暗合了其文风的某些特点，同样体现着强烈的个性印记和浓郁的地域特色，其书学观及书法实践对当下书坛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隶草派生章草今草说

对中国书法的草书系统直线发展的传统史观提出不同的见解 ,从书写意识和体势区别提出了划分隶草、章草、今草的界线。根据历史文献和新出土的简牍互相参证 ,证明了“史游创章草”之谬误和“杜操创章草”之可信。而章草之名 ,与后世书家大量以章草书写《急就章》有关 ,是约定俗成的结果。对张怀确见过张芝真迹提出新的考证 ,同时以汉简、墓砖为物证 ,说明了东汉末年张芝能创今草的必然性汉简中存在横势隶草和纵势隶草的两种自然书写状态 ,前者发展为章草 ,后者发展为今草。章草逐渐衰落 ,今草日趋繁荣 ,故有新旧书体之说 ,也由此造成了今草由章草衍变而来的历史错论     

对曹丕诗歌评价的再认识

魏晋以来,评论界对曹丕诗歌创作的评价普遍不高,不少评论家认为魏文帝得以立足中国文坛主要因为他的《典论.论文》,是以曹丕虽贵为帝尊,却在中国文坛的地位不及其弟曹植和乃父曹操。以客观公正的眼光对曹丕的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进行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曹丕诗歌的最大价值在于他的人性化的、情感充溢的抒情性韵味,刚柔并济的风格和多工语又不失自然音旨的语言特色。     

中国旧诗画没有正宗、正统的绝对地位——读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

钱钟书的<中国诗与中国画>,用绘画领域李思训的北宗、王维的南宗,来对应诗歌领域写实派的杜甫、神韵派的王维,说明中国旧诗、画在正宗、正统批判标准上存在分歧.实际上,绘画的"南、北宗说"编排体系混乱,且"南、北宗说"主要是针对山水画,难以概括整个绘画领域的全貌,因而在推理上存在以偏概全的漏洞.对于中国旧诗而言,钱钟书赞同"神韵无处不在"之说,那么杜诗也就成了最富神韵的典范,就不能与王诗的神韵构成对立.中国诗坛的头把交椅虽然不是王维,但广义上的神韵派却堪称中国旧诗的正统.     

笔落惊风雨———毛泽东书法论略简

毛泽东是二十世纪的书法大家。他终生用笔不辍,博采众长,自成一体——毛体,其书法既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伟大人格的展示。其书风因时而变,而总体特色是偏于豪放、不废婉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