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楚巫文化与屈原

一、巫必须对“巫”的内涵作出历史的科学的界定, 《说文》卷九·巫部说“巫”:“巫,祝也。”《说文》卷一示部说“祝”:一曰从兑省。《易》曰:兑为巫。“释”兑为“说”。段注:“说者,今之悦字。”王筠《说文句读》:“按《易》:兑,悦也,巫所以悦神也。”我国上古举行祭祀仪式必须由巫对神进行祝赞,故《说文》卷一示部说:“祀,祭主赞词眷。”上古巫师多由学识渊博,口才良好的人担任。《周礼》“凡有神仕者”郑注指“男巫有学问才智者也。”刘师培先生《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云:“古代祠祀之官,惟祝与巫。……盖古代文词,恒施祈祝,故巫祝之职,文词特工。”他又在《文章学史序》里说,“巫必善词”而“祝必工文”,“盖为巫者。能以口舌擅长,而为巫者多少女,故并取象于兑也。”     

“发现”与“重铸”:雷达文学批评的灵魂

正雷达先生作为一位出色的当代文学评论家,正如作家朱向前先生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那样,他始终"旋转在当代文学的天空中",他是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也是检测者。他在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期都能发出情理俱佳、科学公正的批评声音。比如,1987年《文学评论》第一期发表了雷达先生的一篇"具有划阶段意义的论文",名为《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新时期文学主潮论纲》,编者言:"雷达的文章认为,中华民族的民族灵魂的发现和重铸,才是贯穿新时期文学的主潮,这可作一家之言。"这篇文章中,雷达先生     

台湾文学的共相与殊相

读了台湾评论家叶石涛先生发表于《自立晚报》的《总是听到老调》,深感惊讶、失望和遗憾! 叶先生针对1992年《台湾文学选刊》第一期发表的一组笔谈,在尚未读到《台湾文学史》(上卷)的情况下。就把“使用汉文去创作的台湾文学铁定是中国文学的一环”的正确论断讥为“老调”,并以“双重性质民族结构”,否定台湾同胞具有“中国意识”。这是我们不能接受的。过去,叶先生并非这样看问题。在《台湾文学的悲情·<台湾文学史>的展望》(1990年1月台湾派色文化出版社出版)中,叶先生说:“台湾和大陆同属一个民族血统,一个传统     

《豳风》说

清人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有《<豳风>说》,略谓: 鲁无风,《豳风》犹鲁风也。周公治鲁,尊尊而亲亲,故鲁虽弱,有先王遗风。他日,夫子曰:“鲁一变至于道。”又曰:“吾舍鲁何适矣?”盖此志也。以《周南》始,以《豳风》终,始终以周公也。解放前,徐中舒先生也主此说。他曾有《<豳风>说》一文,其副题为《兼论<诗经>为鲁国师工歌诗之底本》文中广列论据以证。我不同意张、徐二人之说。《诗经》之有风、雅,据我看,《诗大序》的说法是对的:“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也即,风诗是一个地方政权统治     

语文教学中的思想政治教育

一“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礼·学记》鲁迅先生《拿来主义》结末强调说:“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道理,用不着说明。有一次教这篇课文向学生提问,得到这样的回答:问:鲁迅先生在这里强调要拿来什么?答:拿外国的好东西。问:什么好东西呢?     

“新文学运动”冲击下的旧“文苑”

20世纪初年以来,报刊上的“文苑”栏成为旧诗发表的重要阵地,而在1917年“新文学运动”起来之后,在新思想、新文化、新文学等的冲击之下,1919至1921年间,报刊上的旧诗发表遭遇挫折,不少全国性报刊如《民国日报》《晨报》《时事新报》《大公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时报》等的“文苑”栏被废止,这表征着时代的文学尺度发生了变化,新的诗歌阅读趣味开始形成,旧诗在新一代的阅读世界里面临危机。但之后甚至这期间,旧诗依然是报刊上的重要风景：有的是“文苑”废而又生,如《大公报》《时报》等;有的是旧诗发表一直未曾中断,如《申报》《益世报》等;有的是新生报刊创立“文苑”,如《学衡》《国闻周报》等。在这些阵地上,活跃着南北报刊大发其诗的同光体诗人、阵地满天下的南社诗人以及可以称得上文学史失踪者的绮艳谐趣派诗人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发表的竞争,如《时报》的“双轨”并行和《小说月报》的迭代而生,但无疑,他们共同缔造了“热闹”的“旧文苑”。     

初唐四杰之称始于咸亨中

初唐四杰之称究竟始于何时?唐代史料中无正面回答,迄今所见的国内文学史家们的著作中大致有三种意见:一种是游国恩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的“高宗至武后初年”说;一种是文学研究所编的《中国文学史提出的“唐太宗贞观中年以后至武后当政期间”说;第三种可以称为“麟德说”,刘开扬先生在《唐诗通论》中定为“龙朔（661一663）和麟德元年间”,何林天先生则考订为“麟德二年”（其文载《光明日报》“文学遗产”588期）。拙意此三说皆难成立,现分述于后:     

浅谈如何解释鲁迅诗歌——兼评《鲁迅旧诗解说》

最近读了倪墨炎同志的《鲁迅旧诗浅说》(以下简称《浅说》),感到作者在笺释解说鲁迅诗歌方面搜集了不少资料,做了许多工作,有些地方也确有新的见解;但有些地方的解释还是可以商榷的。这里提出一些看法,不一定正确,仅供参考。《浅说》在解释原诗时,有的地方有些牵强附会,不易使人了解原诗的含义。如解说《吊卢骚》一诗头两句:“脱帽怀铅出,先生盖代穷”时,作者对过去不正确的解释进行了批评,然而他提出“脱帽”是忏悔之意,不知有何根据?下一句的“盖代劣”则又说应理解     

《文心雕龙》是一部文章学概论

近年来,随着文章学研究的深入开展,不少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系一部文学理论专著的说法提出了异议。王运熙先生说:“从刘勰写作此书的宗旨来看,从全书的结构安排和重点来看,则应当说它是一部写作指导或文章作法,而不是文学概论一类的书。”(《文心雕龙探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贺绥世先生说:“《文心雕龙》研究的不是单一的文学理论,而主要是文章学。”(《写作》1983年第二期)《文心雕龙》的研究对象虽包括诗、赋、乐府等文学作品,但大部分还是论、说、书、记等常用文章;《文心雕龙》所论     

关于许浑的家世与籍贯

一、其祖籍既非安陆亦非丹阳关于许浑的籍贯,历来众说纷纭。概括起来,最主要的有两种意见:一说他是润州丹阳人,一说他是圉师之后,祖籍安陆,后居丹阳。这两种说法包括了两个问题:一、他的祖籍是不是丹阳?二、他的祖籍是不是安陆?其实,对后一个问题,董乃斌与谭优学先生已经提出了疑问。董认为“现存许浑诗中绝无能够说明其籍贯为安陆的证据”,谭认为“说许浑是高宗朝宰相圉师之后,也毫无佐证”。二人所说极是。如此是否可以说,祖籍一定是丹阳?并非如此。因为:第一,宋、元有不少人说:不知何许人。第二,元人《至顺镇江志》将许浑列为镇江(丹阳郡治,辖丹阳县) “七著”的特例,董乃斌据宋人《嘉定镇江志》人物门记隋唐五代五十名人“而偏偏未     

在悲喜交错中表达复杂的审美情感——谈《阿Q正传》中悲剧因素与喜剧因素的巧妙交织

《阿Q正传》是鲁迅先生的力作.尚在《晨报副刊》陆续登载时就被沈雁冰先生肯定为一部杰作.《阿Q正传》之所以被誉为中国文学的名篇,成为世界文学的名作,是因为鲁迅先生对旧中国的社会生活作了高度的艺术概括,对“国民的弱点”进行了极为深刻的解剖.鲁迅在《论雷锋塔的倒掉》中说:“悲剧是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这说明,悲剧所毁灭的是历史的或现实的有价值的东西,而绝不是无价值的.鲁迅创作小说的目的,是要揭露旧社会的病根,揭露“上流社会的堕落和下层社会的不幸”,“揭出病苦,     

谈旧体诗词在目前文苑中的情况

我们是诗的古国,诗的根子源远流长,从《诗经》时代起直至“五四”,长长几千年,可以说一直是旧诗的世界。直至现在,人们也还是喜爱它,一幅国画画成了,总想用旧诗作些题句来为它增辉。它还越出了国界,在日本,在东南亚,人们称我们的旧诗为汉诗,好些人能够写出合格的作品来。越南前辈革命领袖胡志明写汉诗很有根底,这几年在报上看到的黄文欢的汉诗,也是格律严谨、诗趣盎     

看似寻常最奇崛——《臧克家旧体诗稿》漫评

臧克家的旧体诗创作成就卓著,与其新诗交相辉映.近年来出版的《放歌新岁月》和《臧克家旧体诗稿》可谓两峰并峙.在新旧诗由对立走向并存的过程中,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旧体诗创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少诗歌工作者为之做了许多努力,臧克家更是功不可没.五十年代.他任《诗刊》主编,发表了毛泽东诗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毛泽东致臧克家等信中说:“诗当然应以新诗为主体,旧诗可以写一些,但是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从而结束了新旧诗对立的局面.此后,臧克家发表文章说,“真是一个槽上不能系两匹骏马吗?真是诗坛上不能开并头花吗?”(《新诗旧诗我都爱》)阐发了关于新旧诗并存的观点,并且比较了旧体诗与新诗各自的优点与局限,为实现新旧诗的并存和统一做出了贡献.     

"文学是人学"研究的新境界--评蒋承勇教授新著《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

在学术界不倦探索勤于笔耕的蒋承勇先生,2005年又出版了他的新作《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下简称《人》)。这本凝聚了作者“持续了约十年之久”思考的专著中,我们看到了一位人文学者开阔的视野、求真务实的学风以及富于历史纵深感的敏锐目光。可以说     

鲁迅叶绍钧早期小说创作比较

叶绍钧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始终以“为人生”的鲜明特色,以对现实主义的真诚追求而饮誉文坛。 鲁迅先生则以他的《呐喊》、《彷徨》的现实主义成就被誉为“中国现代小说之父”。 承认鲁迅、叶绍钧二人皆以小说创作的现实主义成就著称,并非等于说,二人对新文学现实主义的贡献是比肩的。如果我们把目光投向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可以发现:鲁迅一开始创作就坚持现实主义创作原则,而叶     

林鹏：草根学者的士君子情怀

2014年4月25日,由《名作欣赏》杂志社举办的林鹏先生长篇历史小说《咸阳宫》的读书会在位于山西太原西郊的“中华傅山园”举行。86岁的林先生在最后的总结发言中说：“我自认为是草根,是生活在底层的人,而非文学中人。”     

欧洲文艺复兴与五四文学革命:一个历史相似点的广义类比

1917年1月,胡适与陈独秀等人以《新青年》杂志为阵地,发动并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文学革命》运动,为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开辟了一个崭新的纪元。文学革命的先驱者之一的胡适,曾把这场历史变革运动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蔡元培先生也说它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发端;近来,又有些学者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余响”或“回光反照”,是“植根于中国土壤的‘东方文艺复兴’。”把五四文学革命看成是“中国的文艺复兴”的命题是否能够成立呢?这还需要我们以科学的理性思维,对其做出全面的价值评判。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经验

从1917年《新青年》发表胡适《文学改良刍议》始至二十年代中期“革命文学”发生止,是“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五四文学革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一翼。五四新文化运动旨在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反对中国传统文化,以文化改造来促进中国社会的现代化。五四新文化运动高举“科学”、“民主”两面旗帜,它实际上包含了这样一些主题:以科学主义反对道德主义;以进化论反对复古主义;以人道主义反对宗法礼教;以世界主义反对华夏中心主义。五四文学革命也包含了相应的主题:以再现论、认识说取代表现论,主情说;以发展的文学观取代停滞的、复古的文学观;以人的文学取代集体理性的文学观;以平民文学反对贵族文学、士大夫文学;以现实主义反对古典主义;以文学独立反对“文以载道”;以世界文学反对民族文化本位主义等。     

评胡适的词学观点与方法

一新文化运动为我国唤来了一个新时代。这个运动的基本精神是反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在文学方面的表现尤为显著:以提倡白话文为文学革命的内容,反对旧的文学形式,中国文学的传统似乎断裂了。词体的命运比格律诗、古文和赋要好得多,它被认为是白话文学的渊源之一而受到好评。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胡适与词体曾有一段因缘。其文学革命的思想,最初便是以词来表达的。他于1916年4月13日作的《沁园春》便是其革命文学的誓词。胡适将词作为活的白话文学之一来对待,他说:“惟愚纵观古今文学变迁之趋势,以为     

陈毅和鲁迅

“并世不识面,文藻实我师。”这是陈毅同志在1955年2月初参观了上海的鲁迅故居之后所题的诗句。句短意赅,是陈毅同志热爱鲁迅先生的肺腑之言,也是他和鲁迅关系的真实写照。 早在1924年,陈毅同志在北京中法大学学习时,经由著名文学家,文学研究会发起人之一的王统照先生的介绍,加入了这个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文学团体。基于“为人生”的共同文学见解,鲁迅先生与这个进步文学团体保持着经常的密切联系。1925年3月,陈毅同志发表论文《我们的生活》,在回顾五四文学革命战绩时,陈毅同志特别称道鲁迅先生的小说和郭沫若同志的新诗。同时,陈毅同志提出了“不是在向大众撤谎”的文学见解。这正与鲁迅先生的主张不谋而合。鲁迅先生在同年七月写的《论“睁了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