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述评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是葛兆光近年来探讨中国思想史研究方法的一次集中总结。除了继续关注中国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以外,该书创造性地提出了关于思想史研究中的“加减法”、从“创新性思想”走向“妥协性思想”、思想史研究中的中国问题意识等三个方面的内容,对中国思想史研究适应时代要求,向广度和深度拓展,具有方法论上的启发意义。     

近百年中国思想史研究探索与反思

近百年来,中国思想史研究大体上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孕育于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第二阶段,中国思想史学科初步创立并形成一定的理论体系;第三阶段,中国思想史研究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明确了思想史研究内部各分支之间的关系,研究对象和内容进一步拓展.与此同时,学界对中国思想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也不断进行反思,推动着中国思想史研究不断向前发展.     

艾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以《老子》中水的隐喻为例

艾兰研究中国思想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关注研究方法的运用。如《世袭与禅让》中,主要用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献中有关尧、舜、禹、启直至商、周王朝的建立的历史传说等。在《水之道与德之端》中,艾兰又运用西方哲学的隐喻认知理论,研究了中国早期思想史。本文以其中研究《老子》思想水的隐喻为例,说明:在基于对中国传统典籍“同情之了解”之后,恰当地运用西方的理论和方法作为叙述背景,来发掘古典文本的历史意义与现实意义,是艾兰中国哲学思想史研究的方法。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发展刍议——基于方法的更新和领域的拓展

在最近30多年间,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更加深入。但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在方法论上仍然比较单一、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扩展等。因此,应从更新研究方法和开拓研究领域两个角度深化这一学科的研究:把现代的政治文化方法、政治心理学方法以及社会学方法运用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将研究视野向哲理化、历史过程化以及民俗化的领域扩展。     

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一——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内容

思想史的定位已经成为当下学术界居高不下的显学,尤其是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建设的讨论更是成为众多学者关心的学术热点。就目前学术界关于这一学科的论争来看,尽管学界同仁在不少学术重镇进行了富有见地的研讨,但我们以为还有充分探讨的空间和余地。为此,本刊特约对中国近代思想史素有研究的学者对这一学科进行梳理和盘点,他们将围绕思想史面临的一系列诸如内容、起点、方法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以及重大的学术命题一一展开对话,我们真诚欢迎更多从事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同仁关心并参加这一命题的讨论。我们也希望思想史学科建设的平台由此得以全方位的刷新和提升。     

从思想史的视角看待历史——读《李良玉史学文存》

《李良玉史学文存》是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李良玉教授的又一新作,是作者所著论文的合集,收录了他在中国近现代史、中国当代史、中国思想史和文化史等领域的40余篇学术论文、讲话以及关于博士生教育的文稿。这些文章涉猎面广,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待历史问题。     

从研究“视域”的转变解析中国思想史的书写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的书写方式发生了一些重要转变。这些转变主要源于学术界对中国思想史的早期书写方式进行了反思,并对思想史的研究视域进行了新的探索,这些探索的过程也是思想史研究方法不断得到创新和丰富的过程,它们共同为书写出优秀的思想史提供了可能。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轨迹探析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贯穿吕振羽学术生涯始终。 2 0世纪二三十年代应时代之要求 ,运用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开辟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新途径。四十年代为抗日救国加强民族优秀文化的宣传 ,修正前期相关认识。建国后进一步深化认识 ,从方法论、学风等方面对政治思想史研究进行总结 ,提出希望。其政治思想史研究过程是他不断接受时代挑战、回答社会现实问题的过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方法论，主要讲五个方面的问题：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定位，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的发展，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特点，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科研究。     

学术对话: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盘点之三——关于近代思想史的研究方法

张宝明:大华先生,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开端上,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这一问题的最终裁判权我们交给读者如何?现在让我们转向思想史研究方法的对话吧.     

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与革命史观的变迁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李泽厚提出中国近现代史是“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以后,中国史学界对近代以来“造反有理”的革命史观进行反思,以新启蒙话语接续“开民智”;随着90年代初“反激进论”成为压倒性优势,现代化的路向由“破旧立新”转向“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此后反思“现代性”以思考全球化背景下中国“自性”的维度,视角再度转向晚近“传统”,以扬弃革命史观中的合理因素与糟粕。经过否定之否定的发展过程,中国现代思想史解释模式由革命史叙事到现代化叙事,进而转向现代性叙事,革命史观的消解与现代性史观的形成直接推动了中国思想文化界议题和热点的转移。     

“中国思想“主体性探究——对《中国思想史的写法》合理性的分析

精英和一般民众所代表的是两个层面上的"中国";"知识"和"思想"在语言层面的不同,而并非在现象本身有确切的分野;思想作为主体更多的是哲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思想史写法的问题;语言、文字的确指性并不意味在现象界有相应的"存在物",在涉及到统合的东西时更是如此.     

思想史研究的三个根本问题

在思想史研究中,应该注意区分三大关系:间接研究对象与直接研究对象的关系,获得具体知识与获得抽象知识的关系,实证方法与理论方法的关系.这三个方面彼此紧密相关,构成思想史研究基本理论的有机整体.处理好这三对关系,对思想史研究甚至历史研究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语言革新与新文学史的叙述模式

在多重现代文化与思想观念的推动下,汉语书面语言的现代化革新,形成了多重纬度的语言观念、文学观念,并最终体现为不同性质的文学史观念。因此,通过梳理不同文学史著作对不同时期语言革新的叙述方式,可以推导出语言革新与文学史之构成的紧密关系,继而发现语言革新在现代文学史著述模式中的构成作用。     

中国报刊资料与近现代史研究

近现代中国报刊乃社会发展的产物.它是一个种类多、数量大、内容无所不包的史料宝库.报刊资料自身的特点决定了其有很大史料价值,及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和起着十分重要之作用.我们应大力发掘、广为搜罗和准确运用各种报刊史料,以期将近现代史各个领域的研究深化一大步,取得更为丰硕的研究成果.     

《汉宫秋》：在历史叙事上的创造与延伸

昭君故事的史传书写、民间传说和文人歌咏构成了昭君故事的“历史叙事”。马致远创作《汉宫秋》的时候,对“历史叙事”有吸收,有改造,作了大胆的超越。但他的超越不是随意的,而是从现实的时代要求出发,抓住古与今的契合点,使之既符合艺术规律,又实现借古讽今的目的,成为一部富有现实意义的历史悲剧。这一改编的成功给现今历史题材作品的创作和改编以很好的启示。     

论金代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在文学史上的意义

以往的金代文学研究由于资源的局限,以汉语书面文学为主。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满族说部”的崛起,将金代女真族的长篇叙事文学通过口传心授活态传承数百年,为金代文学研究提供了别开生面的新的生长点。女真族口传长篇叙事文学的发现,不仅给金代文学带来了生动的原生态作品和新的文学资源,而且给中国文学史的传播方式补充了同书面文学并行不悖的口承文学范式。这一传播范式的确立,将在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相激相融、书面文学与口头文学互动互补中促进学科建设,推动中国文学史的总体架构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多维多元的创新体系转型与嬗变．     

中国社会学说史研究的方法论

中国社会学说史更经常地被人们称作"中国社会思想史",但这种称谓是不准确的。研究中国社会学说史不能用机械的唯物主义或阶级标签法,科学的方法应是全面、客观、公正地解读中国思想家的社会学说,去除一切非历史的东西,通过符合历史真实以及逻辑推论的系统分析,来建构中国社会学说史体系。     

百年中国电影研究的现状与难题分析

中国电影百年史的框架基本具备,但研究个性、独立性、史料性、理论依据、方法论、类型研究、比较研究等等都不能算完备。难题主要在于阶段划分基本明晰,但细部缺乏梳理;一些阶段尚未深入,许多问题有待研究;对历史人物的研究粗浅,对历史潮流的演变与形成没有深入的探讨,跨时期的创作现象和作品联系把握都不足:对电影产业性质历史状态研究和艺术与市场关系研究严重不足。强调今后电影史重写,必然注意艺术的创造性、产业性(商业性)和政治性之关系。     

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及各阶段研究特征——谢元鲁教授访谈录

中国史是海外汉学研究的焦点之一。访谈中,史学界知名学者谢元鲁教授对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海外对中国史的研究大体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兴起于晚明;形成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初期;兴盛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同时,对每一阶段的研究特征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深层社会背景进行了分析。了解海外中国史研究的发展历程对于中国文化走出去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