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世情怀与文学本体性——文学“人民性”小议

在话语转型的大环境中,文学“人民性”作为特殊历史背景下的产物,时至今日依然没有淡出理论研究的视野。文学“人民性”问题的当下思考和讨论,继续着对“人民”含义的原初理解,同时,频繁更新的社会现实及文学现象之下,对“人民性”的理解一反其宏观群体价值定位,而趋向了对“民本”、“边缘”等个体价值的发现和强调,甚至由此过渡到将文学的“人民性”直接等同于文学形式层面的边缘性。对此问题的多元思考与其较强的理论概括能力和穿透力不无关系。同时,文学“人民性”的当下涵义是多元的,包含文学的“普世情怀”及文学的“本体性”两个基本层面。若将之形象化理解,则是文学亘古不息的炽热激情与其边缘理性之间矛盾却又幻彩纷呈的映照,体现了文学“慰他”与“慰己”的双重功效。     

改革:文学的“大趋势”

历史进入新时期,文学象安泰和大地一样更加显示了它与人民的紧密联系,创作也明显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思潮性:从控诉“四人帮”的“伤痕文学”,到回顾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反思文学”,到反映当前社会变革的“改革文学”。这是题材的扩大,是主题的深化,也是文学的升华。当前,经济体制改革已成为我国社会的“大趋势”。随着改革的深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场变革的历史性意义。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要比推翻反动的政治统治更复杂、更艰巨,因而也更伟大。毛泽东同志在建国前夕曾经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象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我以为这并不是诗人的抒情,而是一个历史的     

人民性与公民性：两种语言一种心态——对人民性与公民性文学论争的分析

“人民性”与“公民性”是近几年文坛议论比较多的话题之一。这两种提法尽管在表面上存在着区别,但是,在深层上却是异曲同工的。它们最终都将文学引入了历史决定论的道路。无论是“人民性”,还是“公民性”,都是诉诸于一种历史规范,将文学纳入这个历史规范的现成容器之中。这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大顽症。文学参与历史、道德建构的时候,如果不立足于自身世界的话,文学将会被历史所抛弃。真正对现实关怀的文学应该立足于文学自足性的基础之上。那些立足于人道主义的立场,与底层者具有深切共鸣的作家,才可能创作真正的底层关怀的作品。     

民間文学的社会价值

民間文学是广大劳动人民的集体創作,是他們进行生产劳动的一种“工具”,进行阶級斗爭的一种“武器”,是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民間文学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知识和艺术宝藏,其中包容了无数劳动和斗爭的经验,集中了亿万人民的集体智慧,对于哲学、社会科学乃至某些自然科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民間文学和文人創作的密切联系,在文艺史上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经验;因此,研究民間文学对于探討“文艺起源”、“文艺与生活的关系”、“人民群众在艺术創造中的作用”等等重要問題,有异常重要的作用,对于創造     

文学评论中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本文认为,文学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是有区别的。文学人民性的原本意义是文学艺术与劳动人民的关系问题,其涵盖面是有限度的。通过扩大人民性中“人民”的范围以扩大文学人民性的涵盖面的作法难以行得通。对古代文学的评论中应区分人民性与历史进步性,并坚持人民性的原本意义,不可用人民性代替历史进步性。     

关于“文本分析”与“社会批评”(笔谈)

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作为一个理论命题,总是处在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中。从文学与政治的“一体化”,到文学与政治、甚至社会的“疏离”,再到文学与社会的“亲密”,其间自然携带着沉重而丰富的历史内容,同时也敞开着通向未来的诸多可能性。在反思文学与社会“疏离”的文学观时,“直接、急迫是否一定是最应选择的态度”?“强调”本身是否蕴含着“遗漏”,并再次导向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社会批评为什么不能代替文本分析,以及文本社会学研究的可能性及意义何在?基础伦理学是否可以构成文学批评的惟一伦理学?在沟通文学的内部和外部方面,缺少的仅仅是某些“方法”,还是一种“围绕着自身特殊历史、特殊问题展开的处境感”,一种历史建构力?本期我们约请了几位学者,对上述及更多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历史精神——兼及文学史的重塑

新历史主义与中国历史精神的异同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辨析 :首先 ,在新历史主义那里 ,历史不是主体面对的客观存在 ,它只是主体运动的过程 ,历史其实就是对历史这一文本形式一遍又一遍地重新修撰、阐释 ,甚至改写 ;中国传统历史精神一以贯之的是考信实录 ,直言不讳 ,善恶无隐 ,注重的是史官不断地修撰着“真实可信”的历史。其次 ,新历史主义认为 ,不存在什么“真的历史”、“客观的历史” ,一切历史都是历史哲学 ,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产物 ;在中国历史精神中却不曾有这种“元历史”的观念 ,有的只是“书法”历史的观念。再次 ,新历史主义彻底打破了客观、真实的历史与想象、虚构的文学之间的界限 ,历史与文学最终合而为一 ,一切历史文本都成为文学的文本 ;而中国的历史传统非但没有将历史虚构化、文学化 ,相反 ,倒是常常将文学历史化 ,即把文学当作历史来对待。     

为什么关注“民国文学”？——在台湾中国现代文学学会的演讲

“民国文学”是继“新文学”、“现代文学”与“20世纪中国文学”之后的又一个历史概念,与其他三种文学史概念比较,它更加突出具体的国家历史情境,倡导历史还原,返回历史现场,有助于克服其他几种描述脱离历史实际的某些弊端,赋予“现代”具体的内容。在今天,“民国文学”研究已经衍生出一系列更为具体的研究思路。如“民国史视角”、“民国机制”等等,回到“民国”,尊重民国历史的丰富复杂,现代文学研究或许能够获得一次新的生机,这样的研究不仅有利于真正跳脱数十年“阶级斗争”史观的束缚,也有助于摆脱我们目前对西方“现代性”知识话语亦步亦趋的追随,在对民国以来历史的还原和追求中建立我们自己的概念、范式和研究的主体性。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民国文学史”的研究绝不仅仅是历史书写的“命名”问题,不是研究活动的旗帜与口号,更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文学研究命题的出现,意味着一系列新的洞见和历史细节的发现,当然,更意味着我们研究的当代性的凸显：不仅是用“民国”来概括一段过去的现象,而且是用特殊的历史记忆来反观、反思我们的今天,推动我们的自我认识和自我批判。借助“民国文学”这一叙述角度,在中国大陆过去被遮蔽的文学现象、历史现象将重新提出,并引人深思。例如民国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法律形态与文学的关系等,回到民国历史的现场,关于“经济与文学”的讨论就不可能是“旧题旧做”,甚至也不能用“旧题新做”来加以概括,在与民国经济相关的这一段文学史中,我们完全可以找到新鲜的“主题”和大量被遮蔽的史实。同样,在排除大量人为的预设之后,我们可以目睹现代法律与文学生产的诸多细节。     

试论“人民性”与民间文学的研究(1945—1952)

延安的民间文学与五四以来的民间文学不同,它是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延安的民间文学传统在全国文艺界推广和发展。民间文艺家赵景深、蒋祖怡等将“民间文学”等同于“人民文学”,遭到批驳。围绕“人民文学”的“人民性”学界展开了论战,最后,以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学”为目标,一度遭到颠覆的传统文学地位略有回升,民间文学与传统文学共同分有“人民性”的特质,达成了和解。     

建国初期电影文学的历史回顾

就世界范围来讲,电影文学还是一种发展中的新兴文学样式。甚至关于它的存在,一些国家还有理论上的争议和实际处理上的不同。然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谁都很难否定电影文学在新的人民文学领域中应有的地位。     

试谈茅盾对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

茅盾对我国当代十七年短篇小说的评论,是这位伟大作家、批评家文学业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至今仍能给人们以教益和启迪,我们应该认真加以研究。 茅盾早在二十年代即倡导文学“为人生”,并以此为标准来衡量作家作品。随着历史的发展,他更认同了文学为无产阶级与社会主义事业的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他及时把握了新时代对文学的新要求,明确指出:文学“要以艺术的力量推动社会主义改造工作,改造千万人民,用劳动人民的高尚品质和英雄气概去鼓舞他们的勇气和信心”;“一句话,要通过文学作品给人民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从这一标准出发,茅盾十分注意小说的倾向性与真实性。     

国家文学：当代文学的一种定位——评《国家文学的想象和实践一以〈人民文学〉为中心的考察》

着眼于中国当代文学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性，吴俊教授认为此前所谓的“中国文学”或“中国当代文学”很难显示特定历史时期中国文学的政治性质，而“国家文学”这一概念才能进一步揭示中国当代文学的切实内涵。吴俊教授试图通过政治解读“十七年时期”的《人民文学》，以“大题小做”的方式把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事实上把中国当代文学定位为“国家文学”这个论断能否成立，完全取决于对中国当代文学所作考察的整体性和深入性。     

“现实主义冲击波”与新时期文学探索的终结——对20世纪90年代一种小说潮流的审视与批判

文章讨论了“现实主义冲击波”产生的现实背景和心理诱因 ,同时对这一世纪末文学思潮进行了理性分析。文章认为 :“现实主义冲击波”作家所标榜的“良知与责任”在作品中的表现是极为有限的 ,他们所呼应的虽是主旋律下的意识形态 ,对最下层人民的苦难却相当冷漠 ,它甚至可以说是 2 0世纪 90年代最缺乏人民性的文学思潮 ;与此同时 ,对“文学性”的漠视使其失却了应有的文学价值 ;它的出现标志着新时期文学启蒙和文学探索事业的终结。     

周作人“言志”文艺观的历史际遇及其理论价值反思

周作人以“言志”为核心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文学理念在1930年代中国的历史情境之中显得不合时宜,与左、右翼文学运动发生了激烈冲突,甚至被全盘否定。在当代历史语境中,“言志”文艺观的理论价值应该得到新的阐发。     

先锋小说中的“文革”叙事——以《黄泥街》《一九八六年》为例

从社会学的角度解读余华、残雪的早期小说代表作品,可看出先锋作家以对意识形态的逃离为其文学追求的起点,但并没有彻底放弃讲述历史的冲动。其中对“文革”历史的片断记忆、高度抽象、变形与浓缩,跳出了伤痕、反思文学的既有模式;由“人民”话语到“国民”话语的转换,则症候性地对应了1980年代后期主体性和新启蒙文化语境。同时,这种既讲述历史素材又放弃对历史深度追求的矛盾,显现出1980年代中后期的“文革”叙事困境,但它们在文学语言、形式转向的契机下,恰好找到了一个正当乃至优越的文学观念性的依据。     

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论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

“民族-人民的”文学观意在表明,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民族-人民的”概念要求超越将人民性狭隘化为阶级性的认识,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成为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集体意志”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或文化与“文化霸权”的实际连接点     

人民性与民族性的统一——论葛兰西的“民族-人民的”文学观

“民族-人民的”文学观意在表明,只有属于人民的文学,才能是真正的民族的文学.“民族-人民的”概念要求超越将人民性狭隘化为阶级性的认识,来构建一个以民众为基础的、非阶级性的精神共同体.而打破知识分子与人民之间的分离成为构建“民族-人民的”文化的关键.“集体意志”是“民族-人民的”文学或文化与“文化霸权”的实际连接点.     

对本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变革历史的逻辑整合

对本世纪初期中国文学变革历史的逻辑整合孔范今在对从梁启超倡导三界“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开始前的一段文学变革历史的许多描述与阐释中，迄今仍存在着许多粗疏甚至模糊不清之处。对这一段历史重作审察并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逻辑整合，对于深化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还...     

历史学家应该怎样看待历史文学

历史文学是人们除历史学之外的又一种把握自己的历史的方式,因此历史学家对它应予以正视和青定。但正因为历史文学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冠以的是“历史”字样,故而一旦它面对历史进行不适当的创造想象甚至胡编乱造的时候,历史学家对其应提出严肃的批评,包括对其目的、方法等进行认真的辨析。     

从文学发生角度看文学社会学

在我国文艺理论战线的前沿阵地,前一个时期曾泛起一种时髦观点:文学“向内转”,转向文学“自身”,使其“净化”为“纯文学”。这种观点排斥文学的社会性,否定文学发生、发展的社会历史根源,抹煞文学的社会功能机制,违背文学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其实质是使文学由“淡化社会”到完全脱离社会,割断文学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就从根本上歪曲、否定和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关于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科学原理。这是个重大的文学理论问题,要澄清是非需要从各个角度去论述,限于篇幅,本文仅从发生学角度谈谈文学社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