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学与汉赋创作的关系

经学对汉赋创作有很大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经学的政治性思维或曰意识形态式思维导致了汉赋作家的经世致用文学追求;经学的封闭式思维造成了汉赋创作中的模拟化倾向;经学中天人合一的神学思维开阔了汉人的视野,丰富了汉赋的虚构与想象;经学的发展演进也深刻地影响了汉赋的创作。     

经学辨析

经学作为儒家经典的官方阐释学,通过十三经经学文本体系的建构,且随着阐释重心从"五经"到"四书"的转移,在进行皇权大一统意识形态重建的同时,也为儒学的形态演变及其社会传播提供了中介手段,由此显现出正统之学的经学与传统之学的儒学,从纲纪教化到思想发展的文化分野与中国命运.     

经学产生原因新探

经学的产生不仅是汉武帝推崇儒学、罢黜百家形成的 ,它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文化原因、经济原因。其政治原因是 :专制帝王需要一种理论权威维护政治权威。文化原因是 :诸子百家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排他性都很强 ,而且都为政治服务 ,都希望自己学说被奉为经典。这种学术环境难免不产生经学。经济原因是 :中国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 ,而儒家扎根于小农经济 ,维护小农利益 ,小农乐于接受儒家教化。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两汉经学思潮与赋家创作意识的变化

汉武帝时期赋家为重新确立赋的地位而趋附经学思潮,西汉中后期赋家讽谏意识日益强化,但经学对汉赋的影响仅仅停留在创作意识的层面,二者的精神实质相去甚远;直至东汉前期,赋家的创作意图由讽谏转向宣扬文治教化,赋的文化定位终于与经学思潮相吻合。     

经学发展与西汉儒士之选择

西汉初期，黄老思想盛行一时，且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想意识，经学发展空间较为局促，儒士在精神学识与政治领域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但伴随着文化的发展、高涨，经学的存在价值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且渐向精神层面与政治领域渗透，儒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抬升。至武帝时期，经学取得了在思想领域及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尊崇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儒士入仕之阶。此后，通经求仕禄的倾向更加明显。然元、成、哀帝后，经学日渐衰微，儒士开始渐趋分化。     

黄老学说与汉赋兴盛

从时间角度看，汉赋兴盛于儒学独尊之前而与黄老学说兴盛重叠；从创作环境角度看，黄老学说为汉赋兴盛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条件；从汉赋体制角度看，黄老学说促进了大体制的定型。因此，从黄老学说探讨汉赋发展，重新认识汉赋特征和儒学影响等等问题，应对汉赋的研究思路有所启发。     

廖平经学视野中的宋明儒学

廖平经学有其独特的政治视野。从这一政治视野出发,廖平对中国古典政教体系有着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反思。他批评宋儒尊孟贬荀不得其真,误解《大学》"修身"之旨,昧于时势错认"道统",先知后行,颠倒人天。这些批评既是针对宋明儒学内在的义理结构,又涉及到宋明儒学的历史文化功能,对于思考当代儒学的发展如何超越宋明儒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论宋明理学与经学的关系

宋明时期许多注经的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的讲学内容也大多不离经学的主题。两者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果离开对方,便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理学",也没有真正意义的"宋明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又是从经学思想中升华出的一种世界观和方法论,反过来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宋明时期许多理学家的语录是以讲儒家经学为主的,《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有七十九卷是纯粹讨论儒家经学的,这些语录反映了对理学家经典文化的一种深度理解。由于传统教育是经典教育,理学家的一个最终目的和手段,就是用理学思想来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并通过经典教育来传播和宣传理学思想。     

由经学的传承发展看北朝儒学的时代特点

南北朝时期是一个原有社会秩序重新架构的时期,旧的儒家经学丧失了其长期以来所处的独尊地位,学术之风重新变得活跃。在私学的推动下,以经学为代表的北朝儒学自由之风也在不断漫延,在旧典的基础上发挥自我的独特见解,反映了鲜明的时代特点,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进步做出了伟大贡献。     

汉元帝与经学

西汉元帝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有着深厚的经学功底,尤精于《诗》。元帝尊师重儒,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诗经》学亦因元帝之力,成为治国主导思想。元帝好儒,选官用人,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因此儒生布满朝廷上下。元帝对经学的贡献就在于通过习经重儒、治国以儒,使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     

论贯云石的经学思想

贯云石是元代著名的文学家,他在儒家经典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透视贯云石的现存作品,其中蕴涵着较为丰富的经学思想,其主要表现在奉儒崇经、经世致用、创新释经方法和兼融释道等诸多方面。     

庄存与的经学思想

庄存与的经学虽以《公羊》学为主,但又具有以六经为宗,不守门户;专明大义,不重微言,以求致用的两大特点。而他所言大义包括形而上的哲学层面与形而下的政治层面,最为接近董仲舒的学说。     

宋代经史著作刊印概览

宋代是雕版印刷的黄金时期.经史著作的刊印,在因此而获得高度发展的同时,也为雕版印刷业的发展作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究其原因,除了经济文化繁荣和雕版印刷术的广泛运用之外,还有统治阶级的高度重视以及广大民众的垂青.     

钱穆两汉经学研究之方法论

国学大师钱穆的两汉经学研究方法论是值得悉心体味与总结的。本文主要论其四个方面:破门户之见,自由研究经学;辨析时代潮流,深知经学精神;就史以论经,史学与经学互动;广心沉智,持平而论。循此不仅可以有效地研究经学,而且还可以卓有成效地推演到整个学术研究中。     

经学与古代文学经世致用论

＂经世致用＂论是古代文学功能论的基本内容之一,主要包括＂治世＂说、＂明道＂说、＂教化＂说、＂美刺＂说、＂劝善惩恶＂说等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经世致用＂论的基本理论系统。＂经世致用＂论体现了儒家对文学功能的态度。而这一理论系统的形成,与经学密切相关,因为经学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思想精神。＂经世致用＂论不但在古代文论史和古代文学史上具有积极意义,而且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意义。     

文学与经学的交流--以汉赋为例

汉赋所处时期正是文学逐渐走向成熟、儒学传统正式奠定的时代,与当时经学相比,辞赋的政教传统与讽谏精神相对孱弱,如此辞赋文学也就深受经学之影响,其自身也不断地向政教精神靠拢,但此种文学与经学的交流最终却归于失败。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李商隐的经学背景考论

李商隐创作的一翼深深植根于经学的土壤之中。其家庭的经学教育传统、青少年时代的经学教育和仕进道路上的经学考试,都显示出他具有良好的经学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