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旧史中的新关怀——钟泰《中国哲学史》中的时代隐忧

钟泰的《中国哲学史》是20世纪早期新史学思潮背景下的产物。基于对中国哲学与中国哲学史的独特理解,开创了“以中释中”的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该书针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在史料的判别标准与范围、新史学思潮中的学术风气以及新史家对传统哲学的态度三个方面进行驳斥,体现了对新史学思潮中浮躁的学术氛围及新史家对近代西方新概念、新工具的滥用的隐忧,是对新史学思潮基于保守主义立场的批评与反思。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乾隆郦学全、赵、戴三家札记──三家研究《水经注》独立同归探讨

编者按：胡适在他一生的最后二十年时间中，倾全力于《水经注》研究，成绩卓著。其研究成果身后收入于《胡适手稿》第1－6集（每集3册）。我国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教授最近从美国汉学家恒慕义主编的《清代中国名人传略》一书的附录中，发现了胡适用英文撰写的这篇未曾收入《手稿》的郦学论文，按其研究《水经注》的开始时间，这是他的第一篇郦学论文，在郦学史上有重要价值。现将它译成中文，并作为本刊同期陈桥驿教授文章的附录刊布于此，以供学者研究。我在本书──《清代中国名人传略》──序文中引述了“关于《水经注》的百年旧案”…     

哲学需要方法的革命——从胡适治学与方法论的关系看

胡适在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里开创了许多新风气,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胡适取得的成就与其“方法”论有着密切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要完全归功于其方法论。胡适治学,首重方法,一生围绕方法这个观念打转;他提出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方法论为其治学提供了善事之利器;而《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成功则证明了其科学方法的可行性和创新方法的重要性。这些启示我们要进行学术方法的不断革新。     

周公“天—仁”哲学是中国哲学“原型”论纲

周公创制“仁”字并实施“仁政”,是中国儒家践“外王”而兼“内圣”的真正创始人.宋明理学突现儒门“心性”侧面,改“周孔并称”为“孔孟并称”.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从孔子开始讲,影响巨大.但傅斯年、徐复观、许倬云、成中英等均已指向周公奠基中国哲学.而李泽厚先生近年借鉴考古成果,提出了影响较大中国文化在周公制礼作乐中实现“巫史传统理性化”理论,也明确了周公奠定中国哲学基础.周公“天—仁”哲学之所以是中国哲学“原型”,极简言之,一是“天人之际”一直是中国哲学主题;二是“天”、“仁”分别是中国哲学表达“外在”和“内在”的最古老且至今俯视中国理性的最高哲学范畴.     

拜伦《哀希腊》在近代中国的四种译本及其影响

拜伦《哀希腊》先后有梁启超、马君武、苏曼殊、胡适等多种中文译本。诗中反问对比修辞手段的大量运用、韵律的巧妙安排等是其富于诗美感染力而广为传诵的本体原因。同时梁启超等译者的个性化翻译或曰“创造性的叛逆”对开发原诗所蕴含的巨大的革命鼓动力量也不容忽视：《哀希腊》对马君武《华族祖国歌》、胡适所谓“试验的态度更显明”的《自杀篇》及蒋光慈《哀中国》等诗作也有显著的影响。     

宗教型的犹太文化与伦理型的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与犹太文化的比较研究,是块尚待开垦的处女地。犹太文化作为世界文化中最主要的文化型态之一,对人类文明作出过巨大贡献。胡适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导言中曾说:“世界上的哲学,大概可分为东西两支。东支又分印度、中国两系。西支也分希腊、犹太两系。初起的时候,这四系都可算独立发生的。到汉以后犹太加入希     

“现代”中国文学史——读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

与后来的文学史以建构科学客观的知识学为目的不同,钱基博以传统子、史精神“撰著”《现代中国文学史》,将王阁运、章太炎、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梁启超、胡适等并置一起,讨论他们如何以各自的理论见解和创作实践共同参与和见证“现代”这一“事件”。梁启超、胡适倡导“革命”,追求文学日新叉新的“现代”;章太炎则代表着第二种“现代”人物类型,身预追新求变的“现代”潮流,却自始即长虑却顾,意识到必将随新变而来的种种流弊;《现代中国文学史》着墨最多也是人数最多的是第三类人物,康有为、陈三立、严复、王国维、章士钊等人包括著者钱基博自己,他们始则舍旧谋新惟恐不力,晚则痛加追悔。一部《现代中国文学史》堪称三类“现代”文人之“忏悔录”。     

梁启超中西文化观的嬗变及其原因

梁启超作为著名的改良主义启蒙思想家。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颇巨。胡适在《四十自述》中坦言,自己在学生时代曾深受梁启超的影响。郭沫若则在《少年时代》里写道:“平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哲学史

我国研究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诸如《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直到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和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等,都是哲学史研究的有影响的著作。但是,由于作者不能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来说明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哲学,不能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考察中国哲学史上的斗争,因此,他们写的中国哲学史不可能是科学的。真正把中国哲学史作为科学来研究,那是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来进行研究之后的事情。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

“科学与人生观”的论争,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是1923年发生于资产阶级哲学阵营内部的一场论争。玄学派的主角是张君劢、梁启超。所谓科学派的主角是丁文江、胡适、吴稚晖。1923年2月,北京大学教授张君劢在清华作题为《人生观》的讲演,发表于《清华周刊》272期。     

试评胡适对中国古代逻辑的研究

胡适(1891——1962)是中国近代一位有相当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曾从事过哲学、文学、历史等方面的研究,也曾从事过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逻辑史的研究,其代表作是《先秦名学史》与《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本文主要是试图对这两本书涉及中国逻辑史的力而作一简要分析与一般评价。     

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原分"上中下三卷.上卷述古代哲学,自为一册.中卷述中古哲学,下卷述近世哲学,合为一册",是作者在北京大学任教中国哲学史课时编写的.但仅出版了上卷——这是他在留学美国期间用英文写成的《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修改而成,主要论述春秋战国时代自老子至韩非等的哲学思想.成书后,胡适于一九一八年送交当时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蔡先生即为之作序,认为此书具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等等"特点",为研究中国哲学史提供了一种"门径",并推荐给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说当时商务印书馆     

梁启超“开明专制论”的概念分析

《开明专制论》是梁启超探索民族（政治）现代化道路的理论成果,也是梁启超研究宪政中国化的标志性文本。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前三章,分别对“制”、“专制”、“开明专制”予以了概念界定,从中不仅可以看到梁启超整个“开明专制论”理论体系的严密完整,在概念上的细致入微,更反映出梁启超深刻的哲学思想与政治智慧。所以说,开明专制的概念分析不仅鲜明地展现出梁启超的渐进改良的哲学基础,也折射出“开明专制论”作为宪政中国化理论,其理论本质就是中国现代化的过渡理论。     

“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研究

“大陆中国哲学研究的典范”──陈来教授的宋明理学研究陈来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儒家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和后五四时代的儒家哲学。１９８７年和１９８９年，出版了《朱熹哲学研究》和《朱子书信编年考证》两部朱子学研究领域为重要著作。朱子学一直是宋明理学研究中的...     

试论胡适少年时代的思想启蒙

胡适少年时代在上海求学时期正是中国资产阶段民主革命风起云涌的年代。瞬息万变的形势把他裹卷进了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政治风浪的漩涡，少年的胡适贪婪地汲取时代赐与的思想文化的营养。本文试图论述严复、赫胥黎、梁启超以及上海的新派报纸《时报》在思想文化与哲学精神方面对胡适的巨大影响。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     

论孔子逻辑思想在先秦逻辑史上的地位

在已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中国逻辑史著作中,对先秦逻辑思想的开拓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说:“孔子的正名主义,实是中国名学的始祖。”汪奠基《中国逻辑思想史》是从邓析开始撰写的,他虽没有断言邓析是中国逻辑史的鼻祖,但由其书的结构——“第一编先秦逻辑思想的产生和发展”——“邓析与形名”可见,他把邓析作为中国逻辑思想的开创者。温公颐《先秦逻辑史》则明确写道:“《汉书·艺文志》     

早期中国哲学史写作方法论析——以钟泰《中国哲学史》为例

以20世纪早期中国哲学史的写作为背景,主要通过钟泰《中国哲学史》与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两种中国哲学史书写方法对比研究,阐发钟泰《中国哲学史》的学术特点在于探索中国本位的叙事方式。其思想的得失见弊对我们今天的中国哲学史学科自觉,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