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蒙古族儒士大夫的宦途

以社会学的研究方法 ,分析了中国历史上特有的社会群体元代蒙古族儒士大夫的宦途。其入仕途径以荫叙为主 ,入值宿卫可谓宦场坦途。其职官可谓品高权重 ,出将入相 ,非汉人和南人可比。其入仕和致仕品秩在中国历史上可谓极致 ,占尽风流     

宋代翰林学土院诸制度述论

本文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宋代翰林学士院作了较为全面的探讨，论及范围包括翰林学士的组织编制、铨选标准和方式、并惩类别、草制程序、入值制度、保密措施、俸禄标准。在宋代翰林学士的素质、地位、权限，以及是否加知制诰等一系列意见分歧的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北宋'翰林图画院'职官制度初探

宋代'翰林图画院'的制度研究一直是中国古代画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本文从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名设置及其递迁制度、'改官'和'佩鱼'制度以及院画家的'出职'和'当差'制度等三个方面 ,对北宋'翰林图画院'的职官制度进行了初步探讨 ,并在此基础上对画院和院画家在北宋地位的变化情况进行了探索     

华夷同“道”：元代儒士的大一统观

元代儒士在传统“华夷”的问题上,以宋儒道统观念为基础,重塑了华夷各族多元而同“道”的大一统观。一方面,他们吸收“中州之道”与程朱“道学”理论,以“道统文脉无南北”“华夷千载亦皆人”,论证了儒家的仁爱生民之“道”,可以超越地域、种族、国别,圣王之“道”的理想社会可以成为各族共同的追求,使各族群达成文化共识;另一方面,提倡“王道之所在,正统之所在”,要求君王统一天下的取之有道和王朝治理的治之以道,使“大一统”的政教秩序立足于“王道天下”的太平愿景。华夷同“道”的大一统观推动了元王朝统一多民族政治文化共同观念的形成,使元王朝成为中华文明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论元代庙学书院的规模

庙学(儒学、郡县学、路府州县学)和书院是元代儒学教育的重要机关。即在元代的官办学校例规集所谈的庙学典礼中,两者也被合称为“庙学书院”、“儒学书院”、“路州县学书院”、“府州军县学校书院”等。简言之,以“学院”作为两者的通常称呼,是指庙学与书院受到了同样的看待。这不外乎是两者在元代的性质相同和受到官府的同一支配的缘故。无需赘言,庙学即是官办,设立于各路府州县学。书院与庙学的产生不同,尽管它是属于民间的教育机关和学术研究机关,但自南宋末期已有官办化的现象;至元代,许多名贤书     

试论马克思主义国史观与国史理论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进程及其规律性为研究对象。马克思主义国史观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其中,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国史发展方向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形成和发展的根本方向。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国史观的本质属性。国史理论是关于国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论体系,它主要包括国史观、国史哲学和国史研究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论。国史理论建设立足于国史研究及其发展,建立在国史观和国史哲学基础之上。在国史研究中,国情调研和社会历史调查日益成为拓展国史研究领域和创新国史研究方法的重要途径。     

从社会交往看元代江南儒士的社会网络--以戴表元为例

宋元的更替,对原先在南宋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江南儒士阶层造成很大的冲击,在异族统治的环境中,江南儒士集团的生活方式、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他们更加注重建立社会网络,以维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和改善自己的生活状况。戴表元的情况就是最典型的代表。     

元代文化与元代文学

一传统的中国文学犹如传统的中国人,自有其独特的品格,单从文学体裁这一角度来体认,诗文独领风骚的几千年一贯制便足见其个性之顽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多少有才华与无才华的文人学子,都曾挤身其中大耍把式,且着实筛选出数量可观的诗精文华供后人赏读。但如果认定中国文学总是这般步态沉稳面目呆板却也过于天真,有时它也不免打个趔趄而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考

“监修国史”与“兼修国史”是唐代史馆中两大不同的史官名称。考证清楚二者的区别,对了解唐代的国史修撰制度有重大意义。     

试论元代反映蒙古生活的汉族诗人及其诗作

元代掀起第一次蒙汉文化交流高潮,文学交流亦广泛展开。其中反映蒙古生活的汉族诗人及其诗作是一个重要方面。这些诗作内容丰富、特色鲜明,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将对蒙汉文学关系以及元代诗歌研究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元代民族因素对汉族儒生习医的促进作用

元代由于历史原因,大批儒生投入到医生队伍中去。受元代统治者对汉族人民族防范心理的影响,大批汉族儒生入仕无门,游离在仕途之外。另外,元代统治者重视医学,医生的地位得到很大提高,医学被社会普遍认同。汉族儒生抱以＂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信念,为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转投医学,从而出现了大批儒医。     

略论汉中期的儒学与儒士

西汉中期 ,在儒学独尊的同时 ,大批士人转向儒学 ,完成了士人儒家化过程。他们以儒学为基础 ,吸收其他学派的有益成份 ,与儒学相互融合 ,形成了系统的理论和观念 ,并用理论观念指导实践 ,推动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经学发展与西汉儒士之选择

西汉初期,黄老思想盛行一时,且成为当时社会主导思想意识,经学发展空间较为局促,儒士在精神学识与政治领域未能获得相应的认可。但伴随着文化的发展、高涨,经学的存在价值逐渐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且渐向精神层面与政治领域渗透,儒士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抬升。至武帝时期,经学取得了在思想领域及其意识形态层面的尊崇地位,同时也开启了儒士入仕之阶。此后,通经求仕禄的倾向更加明显。然元、成、哀帝后,经学日渐衰微,儒士开始渐趋分化。     

儒士商贾与扬州青楼文化的发展

青楼文化是扬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追溯扬州青楼文化的缘起,儒和商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历朝都有士妓交谊的传说,尤其是明清时期盛行的养瘦马习俗,是扬州青楼文化发展至鼎盛的重要推动力。历史上的扬州青楼内外具有浓郁的文化色彩,风月产业在扬州的城市发展史上曾经起过不可忽略的作用。     

元代理学与元代诗人的仕隐

由宋入元的理学除了在元代诗人的诗作内涵及其艺术风格的形成方面留下深深的痕迹之外 ,还直接影响着元代诗人仕与隐的选择。可以说 ,民族矛盾与压迫并不是决定元代诗人仕隐的唯一原因。元代理学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程朱理学与陆九渊“心学”的合流。前者是元代诗人仕元的理论基石 ,后者是元代诗人归隐的精神内核     

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与价值取向探析

先秦至秦汉是我国历史的重要转型时期 ,汉初儒士承先秦遗风 ,积极投身于汉初军功集团的政治活动之中 ,努力用世、进取有为、直道而行、实现理想、改造汉政、变异儒学、复兴儒学、推动经学思潮成为汉初儒士的群体认同和共同的价值取向     

唐五代翰林待诏与翰林学士职任关系探讨

唐五代翰林职官可分为学士和待诏两类,前者参与中枢政务,后者以琴棋书画等伎艺供奉宫廷。从文士待诏、伎术待诏同处翰林院,到部分文士待诏别居学士院,最终演变为翰林学士,这一由"合"至"分"的因革过程是科举制发展、文人政治兴盛的历史大势所趋。然而,即使职任、地位差别迥异,待诏和学士仍然"分"中有"合",反映出同为差遣职、同属翰林系统的相通之处以及翰林制度在初创时期将文学与琴棋书画、天文方术等各类才艺之士荟萃一院之制度的痕迹。唐五代翰林职官的特点反映了唐代科举制对于培养造就新兴政治力量的作用日趋加强,文人的政治参与度和政治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峰。     

元代文学与当代文学

当代文学上承元杂剧余绪,创作了一些颇为优秀的作品,这既可见出当代文学与元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又为研究当代文学与古典文学的联系提供了新的观察角度。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国化与国史研究的初兴

科学研究历史在新中国成立之际,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为一种国家意志.国史研究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的初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中国传播、应用和中国化,并逐步与使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历史实际相结合的结果.这一时期的国史研究带有与中共党史研究相结合的鲜明特征,为奠定唯物史观对新中国历史学的指导地位,推动唯物史观的具体应用,以及本学科的自身建设,作出了多方面的努力,郭沫若、翦伯赞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其中发挥了倡导和引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