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幽魂世界之比较——论金时习的独创性

迄今为止,对《金鳌新话》的研究大都是立足于瞿佑看金时习的考察视角,因而,此类研究仍旧停留在对应分析影响者与被影响者间相似点的层面上,未能全面地揭示出金时习的独创性。鉴于这种研究现状,笔者试图基于金时习从其在小说中设定的幽魂及幽魂世界分析他(与瞿佑相较)的独创性,旨在抛砖引玉,以期推动《金鳌新话》的研究出现更大的突破。     

从古代“美人文学”的角度解读《金鳌新话》

朝鲜王朝时期的文人深受儒家"忠君"思想的影响,其中不乏借用"美人文学"来表现自己的节操与忧思的,金时习也不例外——《金鳌新话》虽采用了小说的形式,但诗歌却在其中占了大量篇幅,尤其是《万福寺樗蒲记》与《李生窥墙传》,更是直接设定了对"美人"忠贞追思的情节。通过"美人文学"的角度去理解金时习与《金鳌新话》,也许会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论中国小说《剪灯余话》对朝鲜小说《金鳌新话》的影响

《金鳌新话》在素材、构思等方面承袭《剪灯余话》的痕迹非常明显,某些篇章对《剪灯余话》的模仿程度远远超出了对《剪灯新话》的模仿。金时习不满于《剪灯余话》的过度理性化倾向而表现出向《剪灯新话》的回归,同时又直接与《剪灯余话》对话,表现了截然不同的主题,某些篇章可视为《剪灯余话》的翻案之作。由于作者国别不同,《金鳌新话》存在对《剪灯余话》的误读,但《金鳌新话》的民族内涵则为李昌祺所不可企及。正确解读《金鳌新话》离不开《剪灯余话》。     

《金鳌新话》与《剪灯新话》之比较——论金时习的文学主体性

一、序言迄今为止的《金鳌新话》研究,还没有一篇论文,将金时习接受《剪灯新话》的影响,做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全面考察。这样,《金鳌新话》的研究,仍旧停留在对应分析影响者与被影响者间相似点的层面上.尽管李野曾在《论朝鲜文学对中国传奇文学的接受》一文中,从四方面论及了《金鳌新话》的创新价值,但由于未实现考察视角的根本转换(立足于金时习看瞿佑),因而仍未能全面地揭示出金时习的文学主体性。鉴于这种研究现状,笔者试图基于金时习从更本质方面,多层次、多角度地分析他(与瞿佑相较)的文学主体性,旨在改变过去比较研究不成体系、趋于停滞的状况,抛砖引玉、以期推动《金鳌新话》的研究出现更大的突破。当然,以上所言及的文学主体性,只有在其作品总体上不是摹仿作的前提下才得以确立,这就必然     

朝鲜传奇文学对中国影响的接受与新变——从《金鳌新话》说起

朝鲜具有悠久的汉文创作传统并留下了大量的优秀作品。在中朝交流的历史长河中,朝鲜汉文学创作往往与中国古典文学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金时习传奇集《金鳌新话》便是其中之一。当前学界大都关注瞿佑《剪灯新话》对《金鳌新话》的影响及金时习对《剪灯新话》的模仿,却忽略了《金鳌新话》独具的民族性特征和独立的文学价值。《金鳌新话》反映了朝鲜传奇文学接受中国影响的自觉性及朝鲜传奇文学的自主性。     

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

唐明小说与金时习的《金鳌新话》王晓平研究朝鲜、韩国文学史，不能不研究从高丽朝到李朝时代的汉文小说；研究汉字文化圈的文化与文学交流史，也不能不研究从高丽朝到李朝时代的汉文小说。属于这一范畴的作品数目可观，不乏佳作。它们是源远流长的中国古典小说的亲戚和知...     

评《理论关怀与小说批判》

路文彬在其《理论关怀与小说评判》（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5月版）一书的后记中如是说道：“现在我们的文坛迫切需要的既不是什么作家，也非什么学者，而只是一个真正懂得如何热爱文学的人。”在我看来，《理论关怀与小说评判》却正是一个学者兼作家——而且是一个真正热爱文学的学者兼作家的文学批评集。更为重要和可贵的是，     

关于《剪灯新话》的版本

《剪灯新话》不仅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其中不少作品被明代后期作家改编为白话短篇小说就是明证),在日、越、韩各国也颇有影响。但在中国,从清代起它们就渐渐不受注意;一九一七年董康虽将其重印,收入《诵芬室丛刊二编》中,一九三五年郑振铎氏又将其收入《世界文库》,但仍长期无人对它作较深入的研究。一九五七年周夷(即周楞伽)氏将《剪灯新话》、《剪灯馀话》及《觅灯因话》校注出版,也并未在研究界引起多大反响。自八十年代起,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才陆续发表了若干有关的研究论著;但即使把中国以外(例如日本)的学者的研究成果也计算在内,仍有不少问题需要进一步解决。版本问题就是其中之一。本文拟对此提出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以质之高明。     

《红楼梦》家族自叙传对现代文学的影响

以个人经历为隐线,以家族生活为背景,从而拓展出人生与社会的画面,是《红楼梦》“自叙传”写作模式的重要特征,这一特征为现代作家所继承与发展。巴金的《家》是典型的以大家庭为题材的“自叙小说”;曹禺写《雷雨》,不仅受自己最熟悉的生活环境影响,也深受《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的影响;张爱玲是《红楼梦》迷,《金锁记》折射出《红楼梦》对张爱玲的影响是在心灵深处,而不在简单的笔法描摹。巴金、曹禺、张爱玲等一批现代作家,凭借“第二自我”披露出自我情感的隐秘,并以多元的人物性格折射出家族衰败的必然命运,从而带有《红楼梦》影响的自叙家族史话痕迹。     

论人物对话描写的艺术分寸

人物对话,是文学语言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又是最直接地表现人物性格和思想活动的部分。所以,对话描写的艺术分寸,比一般叙事性语言更难掌握。苏联作家马卡连科曾说:“对话——这是文章中最困难的部分之一。……我们的青年作家最差的一面也是对话。”(《苏联作家谈创作经验》)我国清代学者章学诚也说过,“叙事之文,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惟其所欲,期如其事而巳矣;记言之文,则非作者之言也,为文为质,期于适如其人之言,非作者所能自言也。”(《文史通义·古文十弊》)也就是说,“记言之文”必须“适如其人”,所以更需掌握严格的分寸。一部文学作品,如果对话描写不成功,人物形象     

陌生的马克·吐温

一般人印象中的马克·吐温,幽默、诙谐、乐观、诚善,对人民,尤其是对普普通通的人,感情挚厚,热爱、同情他们,“连他们的缺点都加以爱护”.可是,一般人看到的只是吐温乐观开朗的积极的一面,很少了解、注意到他极端、偏激的一面,他那神秘主义、厌世悲观、自相矛盾的一面.这一点,在吐温或许是与生俱来,目在初、中期创作中便有表露(如《跳蛙》的神秘,《哈克贝里·芬》的厌世悲观),只是为其初、中期作品里那乐观爽朗、带有几分粗野的笑声所遮掩;到他晚年,其作品暗色渐浓,悲调渐高,悲观厌世、诅咒人类渐成其思想、创作的主色,由此决定了他晚期作品的基调.本文试图就吐温晚年生活予他的消极影响,尤其是他晚期作品所表露的消极思想浅析、论证作家之为国人不大熟悉的一面,使我国读者对这位伟大作家思想、性格、创作的多重性、矛盾性、复杂性有一全面、符合历史真实的了解.     

论李焘对《王安石日录》的取舍

以往学界多认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采录《王安石日录》入正文,是不因人废言的良史作派,但这只是注意了李焘用《日录》订正史实的一面,而在具体到事关新法是非以及针贬变法方面的深刻用意却很少注意。实际上李焘是用王安石自己的记录来否定变法。     

还读者一个真实的高尔基——从《外国文学史》两易高尔基的代表作说起

高尔基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同时也是一个有着十分丰富和复杂的思想经历的作家,其思想和创作方法上所体现的是多元化特征。小说《母亲》只是作者在某个阶段的重要创作,而真正体现作者思想和艺术才华的则是其自传三部曲。     

王尔德童话《自私的巨人》的原型分析

《自私的巨人》是英国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的童话作品。本文从《自私的巨人》中的挣话原型和宗教原型入手,解析宗教、唯美主义对作家的艺术观乃至人生观所产生的影响,得出童话这种体裁是作家表达自己最恰当的载体,是作家“艺术生命与宗教生命的一致”的体现。     

鲁迅小说创作心理结构显意识层次的功能特征

每一个作家都生活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之中,他们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取向也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但作家之于他所要反映的客体,除了上述受动性的一面之外,还应当有其能动性的一面,正如列宁所说: 人的实践经过千百次的重复,它在人们意识中以逻辑的格固定下来。这些格正是(而且只是)由于千百次的重复才有着先入之见的巩固性和公理的性质。     

从《论语》看仁学

从《论语》看仁学梁银林孔子学说的核心是仁，孔学即仁学，这是今天人们所达成的共识。但是，仁的含义究竟是什么？仁学到底是一门什么学问？却众说不一。《韩非子·显学篇》说，孔子之后“儒分为八”。这种“分”固然有继承发展的一面，但也有打孔子旗号而另作文章的一面...     

论《肥皂》在鲁迅小说艺术中的地位

鲁迅于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总结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回顾了《药》、《狂人日记》所受的艺术影响后说:“以后虽然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技巧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如《肥皂》、《离婚》等,但一面也减少了热情,不为读者们所注意了。”对照鲁迅的小说创作实际,这是十分剀切的话。纵观《呐喊》《彷徨》集,《肥皂》确实是艺术技巧最为圆熟的一篇成功之作。第一,从人物关系的设计和故事情节的组织来看,《肥皂》的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从秦可卿的解读困惑谈红学现状

秦可卿形象在《红楼梦》中存在着许多令人困惑之处，这些困惑即使借助脂评也难以理清。红学史上许多研究者将秦可卿的玄奥难解归为作家“删而未净”的原因，但这一观点存在着不少逻辑上的漏洞；当代学者多倾向认为这是作家败笔，这一说法未免太过武断，忽略作家寓意是其明显疏漏。我们认为秦可卿形象的解读困惑与排斥索隐派和考证派的成果有关。索隐派、考证派和小说派都在红学史上发挥过作用，而它们也应该是未来构筑红学大厦的三块基石，三者之间不应相互排斥，而应相互借鉴吸收。     

浅谈《史记》的讽刺艺术

司马迁具有高超的讽刺才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司马迁是我国古代传记文学作家中的讽刺大师,他的《史记》也是具有卓越讽刺艺术的巨著。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曾假设有人非难他写《史记》而辩解道:“余闻之先人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这是说,《春秋》除了刺讥以外,也有褒,他要学习褒的一面,来光汉家之“明圣盛德”。     

传统文化影响与巴金的伦理观

关于巴金所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外学者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但对巴金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却还是一个较少接触的题目。不少研究者指出了《家》和《红楼梦》的内在联系,但也只局限于个别作品的比较。 巴金自己承认:“在中国作家中我受西方作家的影响比较深,我是照西方小说的形式写我的处女作的,以后也就顺着这条道路走去。”①他在谈到自己创作时,毫不隐讳受过某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