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下乡与山林流转——来自湖北S镇的经验

伴随着林权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当前,牟利性资本正在大规模地进入山林开发领域,这正迎合了乡镇政府招商引资的需要,由此形成了山林流转的初始动力。在流转过程中,资本充分利用了乡村社会中的非正式资源和正式资源,从而使得流转的效率大为提高。虽然,从表面上看,流转是基于农户的自愿原则,但深入的实证研究可以发现,流转的发生大多是被动员、被操纵的结果,因而造成了程序正义与实质不平等的矛盾。由于基层社会的权力关系对权利形态的塑造,产权建设的孤军深入无法保障农户的实质利益。从某种意义上说,农户土地收益的增加不仅要有新的“权利束”的出现,同时关键还在于这种新的产权合约与其所嵌入于其中的政治环境之间能够相互协调。     

文明礼仪与社会和谐

礼仪文明是社会和谐的标志,当前社会礼仪文明建设仍面临严峻挑战,有六个方面礼仪缺失的表现。以礼仪文明促进社会和谐,应注意处理好三种关系。     

社会与国家关系视野下的政治文明探析

从社会与国家关系角度来看,政治文明建设的目标在于构建互动平衡的社会与国家关系。以此为视角,对我国政治文明建设进行历史检讨的结果表明:对我国进行政治文明建设,急需构建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人权体系的不可分割性决定了国家体系的不可分割性,从人权保障原则出发的改革将是整个国家体系的创新。以此为基点,一个相互控制和相互支持的良性互动的社会与国家关系结构必将产生,也势必对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社会资本导入环境治理与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

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是解决我国环境污染问题,推动我国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理念下,过去以行政管制保护生态环境的手段现已逐渐转向偏重市场的力量,引导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以成本有效的方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成为发展的趋势。然而,市场有效需要不足、缺乏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投资主体权责不明等因素严重影响了社会资本参与环境治理。因此,政府必须以培育市场需要、强化政策驱动、优化政企合作模式等措施,创新条件积极吸引社会资本,助推新时期、新常态下的生态文明建设。     

文明社会的伦理基础:亚当·斯密的道德哲学主题

亚当·斯密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文明社会的商业性质,他不仅从经济角度把握了文明社会的运转方式,而且从三个层面对文明社会的伦理基础进行了思考。对于文明社会本身是否有道德价值的问题,他给出了肯定的回答,理由是其促进了财富的增加和人们的自由;对于文明社会运转所需要的道德规范问题,他一方面为欲望正名,另一方面提倡正义这种消极的道德;对于文明社会中道德何以产生问题,他一方面借助同情原则揭示了道德的情感心理基础,另一方面指出了文明社会道德形成的社会机制。     

新时代生态文明与社会经济转型

时代变化,要求社会主义事业由建设工业文明转向建设生态文明,由此需要有一些重大的转型。文章对社会经济根据生态文明的未来而转型做出了前景规划,在走向生态文明的意识形态方面提出了超越市场经济理念、解决物质欲望过强的思想。在农业领域、工业领域、服务业领域要有生态文明的产业转型。在生产关系方面,从产权关系的作用、竞争模式、调节机制、共同富裕道路要有生态文明的转型。     

本土文化与“文明社会”

西方文明由于对土著文化和异质文化的摧毁正引导世界走向终极毁灭,因此需要反思所谓"文明"及其价值。透过充满进化论色彩地认识背后所隐含的逻辑,这种"文明"的历史不过是胜利者的历史和城市文明的历史,以对大自然的异化为前提,而真正的文明存在于大自然之中并与之和谐相处。     

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与“两型社会”建设

“两型建设”是近年来党和政府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贯彻落实这一重大战略思想,必须坚持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真正转入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当前,重温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文明观,对于我们更好地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认识和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建设“两型社会”,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分三个部分：首先,考察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其次,重点分析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的三大核心理论,即人与自然界的物质变换理论、自然资源的循环利用理论以及人与自然的和解理论。最后,揭示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文明观对中国“两型建设”的指导意义。     

全球风险社会及其策略回应——乌尔里希·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评介

科技和经济的不断发展所带来的副作用使人类社会逐渐进入一个风险社会,而当今全球化的力量正在不断地形塑出一个全球风险社会。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开启了一个独特新颖的研究视角来反观当代全球风险社会的崭新景观和困境弊端,并对此做出了全面、深刻的分析。贝克教授提出了风险社会理论,试图运用“反思现代性”作为现代性危机全球化后果的策略回应方案,并就“反思现代性”本质的诊断发表了富有启示性的观点。     

社会的生产

在当今全球化的潮流中,国家权力和市场联袂登台,携手推进商品化。这个急剧扩展的进程将经济（和政治)领域极大地膨胀起来,挤压了社会领域。这就迫使“保卫社会”成为当代社会学的核心议题。不过,在中国市场转型期的独特背景下,由于以往的“再分配体制”从根本上压抑了自组织的社会生活,因此,“生产社会”而不是“保卫社会”成为第一位的任务,它既是一个社会实践的任务,也是社会学认知的任务。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独特聚集,“生产社会”表现为二重性,即我们不得不在同一个时空条件下,将波拉尼意义上的“能动社会”与葛兰西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共同地生产出来。此种社会生产的特殊性决定了人们在社会行动的层面上必须同时打造“阶级”和打造“公民”。本文旨在说明“社会生产”的二重机制,并借以探讨“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 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 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 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 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 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关键词:文明 国家 文化 社会

There is no evidence in the etymology of Western European languages to support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ivilization” and “state” stressed by some scholars, nor any to support the division of “civilization” into a dichotom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The original meaning of “civilization” is “state.” In discussing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it is groundless to divide “civilization” into “culture” and “society,” or to interpret “civilization” and “state” as two different concepts. Given such considerations, there can only be one focus in studies of the origin of civilization, namely, changes in society and its management structure, or in other words, the changing social relations among people who live within a given territory.     

SPECIAL ISSUE： THE ORIGINS OF ANCIENT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TATES——＂Civilization＂ and ＂State＂： An Etymological Perspective

在西欧文字词源学的角度上,找不到将“文明”与“国家”被一些学者那样区别来看的理由,更找不到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的根据。“文明”就是“国家”,本义就是“国家”。将“文明”区别为“文化”与“社会”两大部分,正如将“文明”与“国家”解读为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来解决文明起源问题,同样没有根据。因此,研究文明起源的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社会及其管理结构的变化,也就是生活在一定地域范围之内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的变化。     

由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人事管理的理念与模式变化分析

目前,学界对人事管理理念与模式的横向分析较多,但缺乏纵向的对比研究。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所发生的社会变革不仅表现在经济生产领域,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人事管理理念以及在这些理念指导下的人事管理模式也发生了深刻变革,表现在:在人事管理原则的层面,从人治向法治转变;在人事管理运行特征的层面,由非理性向理性转变;在人事管理职能的层面,由农业社会单纯地侧重选人、用人和治人发展成了由遴选、培训、薪酬管理、激励措施等多个部分组成的全方位的人事管理职能体系。     

从当代中国研究反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西方的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用于分析中国现实时 ,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市民社会概念的标准、界定及其效用 ;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是否可能以及如何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在避开理论纷争 ,把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为研究框架和分析中国社会的工具时 ,当代中国研究在如何理解和评判中国的乡土社会、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对传统与现代的反思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由此 ,我们从国家与社会有关视野研究当代中国时 ,应该将市民社会作为一个价值概念 ,拓宽研究在特定的时空场域中 ,突破理论限制达到实践创新 ,重视实践对理论的反哺功能。     

社区治理：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

本文试图通过分析“civil society”和“community”两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学术话语中的变化历程,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中国城市基层社区中公民社会的微观基础,以及这种微观基础与“社区共治”和社区“治理结构”的微妙联系,同时也提醒读者,要深刻揭示这种微妙联系,就必须把研究视角聚焦到具体行动空间的权力关系及协调机制。     

论当代中国社会教化的迫切性及其实现途径

传统宗法社会的解钮使当代中国社会彻底松散为由原子式个人组成的大众社会,大众是一个由数量精神聚集在一起的娇宠、庸俗、暴力的群体。因此,社会教化具有现实的迫切性。但在当代,自由是被普遍接受的理念,于是,社会教化常常被质疑为思想专制而难以实现。社会教化的实现途径有二：厘清教化与学术的分际,学术可以自由,教化必须统一;建立教化之义理模型,开生活之轨道,提升精神,印证真善美的合一。     

文化的辩证法及社会的文化规范

马克思关于人的辩证发展三阶段理论确立了文化发展的三种基本形态 :群体性文化、个体性文化、类主体性文化 ,三种文化形态规定了三种基本的社会类型 :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知识社会 ,与三种社会类型相对应的经济形态是 :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知识经济。其中人是根本 ,而社会却直接地与文化紧密联系。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有三重文化背景 :个体性文化是主体文化背景 ,类主体性文化是前瞻性文化背景 ,群体性文化是历史性文化背景。中国社会的发展必须与三重文化的本质规范相统一。     

20世纪30年代北平取缔女招待风波

近代女性职业的发展经历了复杂曲折的过程。在20世纪30年代的北平,女招待是当时女性最主要的职业之一,但各界人士对女招待的职业身份褒贬不一:有的将其作为社会不安定因素而进行管制,有的将其作为新兴女性职业而加以提倡,也有的视之为旧式色情行业的延续而要求取缔。本文的研究以30年代北平取缔女招待风波为中心事件,考察民国时期北平女招待的职业历程,也关注女招待这一职业群体与当时各种社会权力间的互动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