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思《理想国》中的城邦-灵魂类比

本文[1]批判性地考察Bernard Williams对<理想国>中的城邦-灵魂类比的犀利批评,反思当代学者对其批评的回应,通过剖析其文中学者们所忽略的一个关键环节,即正义的分工定义,以此重构理性和正义在柏拉图道德心理学和政治理论两个层面上的紧密关联,进而重新确定城邦-灵魂类比的合法性及其局限性,对<理想国>整体论证框架作一种全新解读.     

《理想国》中的正义观

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系统的论证了其正义观念。柏拉图从城邦的分工起源出发得出了什么是城邦正义,而后推出个人的正义。在城邦社会里,统治者、辅助者和生产者各守其序、各尽其职,国家就实现了正义。由城邦推及个人,个人灵魂的三个要素达到和谐有序的最佳状态便实现了个人的正义。     

古希腊传统中的自然与正义——谈政治生活中的和谐秩序

古希腊传统思想认为正义是对天然秩序的遵从,城邦的目的就是在自然秩序中达到善。然而约定主义认为没有自然存在的秩序,本文在回顾传统思想的论述时整理出其理论中隐含的反驳及其对自身立场的捍卫和发展,并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秩序问题的理解重新加以认识,最后结合当前实际,论证了古希腊的正义在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古希腊传统中的自然与正义——谈政治生活中的和谐秩序

古希腊传统思想认为正义是对天然秩序的遵从,城邦的目的就是在自然秩序中达到善.然而约定主义认为没有自然存在的秩序,本文在回顾传统思想的论述时整理出其理论中隐含的反驳及其对自身立场的捍卫和发展,并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对秩序问题的理解重新加以认识,最后结合当前实际,论证了古希腊的正义在建设和谐社会思想中的现实意义和价值.     

试析柏拉图《理想国》中的正义思想

柏拉图的《理想国》自始至终都贯穿着"正义"这条主线。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从批判个别的、经验的、具体的正义入手,引申出国家正义概念。在柏拉图看来,国家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与和谐。而正义的城邦则可以通过教育,哲学王等途径来实现。柏拉图在探寻正义过程中体现的国家主义价值观,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柏拉图政治理想之悖论及对现代管理之警示

柏拉图把“正义”作为其政治哲学的理论支柱,并将城邦正义之公共善的实现视为政治理想的出发点和归宿.就个体善而言,“正义”是其灵魂的和谐,实质是激情与欲望服从理性的指导.就公共善而言,“正义”是社会各阶层成员各安其份、各尽其责,实质是生产者与护卫者服从统治者的领导.柏拉图按照灵魂素质的不同将人划分为三个等级,这暗含个体灵魂及境遇的不可改变性.而另一方面,柏拉图又注重体育、音乐等教育对人的发展的重要作用,这说明人的灵魂的可变性及可塑性.这样,个体追求自身灵魂完善的可能性与遵从社会等级制度的固守性互相矛盾,对灵魂完善的追求与对等级制度的服从形成悖论.柏拉图用个体善推导公共善的方式建构理想的政治管理模式,这种逻辑推演的合理性有待商榷.现代管理者在吸取传统思想之精华的同时应该注意其政治管理理念存在的困境.     

“内化正义”是何种正义?——试析柏拉图的政治方案

<理想国>开篇之后,迅速把前政治问题(幸福晚年)及一般性弱者政治问题(回报正义)提升到专门的强者政治问题(宪法正义),把焦点集中在谁应当握有领导权的问题上.柏拉图的方法论是类比,即"灵魂的政治化"和"政治的灵魂化"的比较.据此,他提出了一种"内化正义"现.其本意是用这种"新正义"帮助日常正义的重新确立,但在民主社会中的人看来,"等级集权正义"正是最大的不义.     

柏拉图《理想国》洞穴喻中的正义与幸福

在柏拉图《理想国》著名的"洞穴喻"中,苏格拉底一方面肯定了洞穴外的生活优于洞穴内的处境,一方面又要求走出"洞穴"的哲学家返回洞穴中从事统治。这一要求使苏格拉底受到"行不义"的非难。如何化解苏格拉底面对的这一窘境?本文力图从城邦-灵魂类比的角度对苏格拉底进行辩护。     

再论柏拉图的正义与幸福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构建一个正义的城邦的规划,目的是使得城邦和公民都获得真正的幸福。其方式是通过由低到高的心灵教育,达到正义。柏拉图的被定义为心灵和谐的正义是否具有通常的道德内涵,以及它能否保证人获得幸福,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文认为,这个初步的定义下的正义,确实可以使人获得幸福。但是能够使人达到真正的幸福的正义,却是从最高的善中获得的。哲学家以善自身的知识对公民进行教育和对城邦进行统治,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实现正义,从而使得国家整体获得幸福。而哲学家放弃最高的幸福"回到洞穴"这个看似悖论的问题,其症结在于个人的幸福与善自身所要求的普遍幸福之间的冲突。一般公民在柏拉图的理想国家中是否真正的幸福,也获得新的解读。     

浅析《理想国》中的正义、秩序及其宗教性

柏拉图试图在《理想国》中构建出以正义与秩序为基础的理想城邦,然而面对现实的困境,这样的构想是极难实现。对于如何解决现实的困境,其实柏拉图给出了另一种答案,即通过赋予正义以超验性和宗教性,使正义带有神圣色彩,并使之成为建立理想城邦的终极保障。     

《理想国》的认知结构与教育理念

《理想国》是哲学史和教育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作品。在该书中,柏拉图以追寻正义的本质为线索,以辩论的形式,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理念世界,并提出理想城邦的设想。在理想城邦的设想背后,是柏拉图对世界本质、灵魂和教育的认识。在柏拉图看来,人类认识真实世界需要灵魂进行一次关键的转向,理想城邦的建设则需要灵魂进行第二次关键转向,而教育则是实现灵魂两次转向的关键所在。     

古希腊雅典学派与先秦儒家正义本质观比较

正义与义形成于古希腊和先秦时期，构成一组可类比的概念，两者在雅典学派和儒家的相关理论中集成，共同构成轴心文明时代两种典型的正义论。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希腊守法正义观关注个人外在行为规范，与荀子行义以礼等观念具有相似性，构成两种不同道德规范体系；古希腊公平正义观涉及利益占有行为，不同于孔孟个体道德领域的义利之辩，却与荀子礼义观具有相似处。柏拉图个人正义强调心灵和谐状态，类似于孟子义内说之寡欲集义，两者聚焦个体内在德性，但属于不同人格类型。从社会制度德性而言，柏拉图城邦正义与亚里士多德分配正义，各与荀子群居和一说及度量分界论具有极大相似性，两者皆强调基于天赋资质的社会分工和个人优绩的差等分配。正义与义容纳德性与规范维度，在个体或社会层面体现秩序与公正本质。     

柏拉图《法义》中的法律与正义

克里特和斯巴达立法者将战争视为自然状态,并根据敌对性原则来设置法律制度。但柏拉图却从正义与不义的德性视角来理解城邦以及家庭和个人的强与弱、好与坏,认为法律应着眼于"自然正义",尤其应关注灵魂的自然本性和完善。在《法义》中,法官要实现内部的正义,不能仅凭靠法律和暴力的强迫,而应实行恰当的教育、劝谕和分配,以让好人统领坏人,不义者自愿服从正义者。这种贵族制式的法官,需要哲人式的德性和智慧,以使政治生活和谐有序。     

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不等于正义的基本原则——柯亨驳罗尔斯的正义建构主义

罗尔斯在《正义论》中提出了一种用来获取社会正义原则的建构主义方法。为了全面论证罗尔斯正义原则所包含的不正义,分析马克思主义学派代表人物G．A．柯亨在《拯救正义和平等》一书中论证了该方法没有资格用来获取正义的基本原则。他逻辑上首先提出并论证了事实与原则关系的“非敏于事实”命题,即为了反映事实,那些反映事实的原则必须反映那些不反映事实的原则;然后以此命题为基础具体指证了罗尔斯正义建构主义中存在的两个混淆：把社会管理规则等同于基本原则,把服务于正义价值的原则等同于服务于其他价值的原则;最后得出结论认为正是这两个混淆导致了罗尔斯把最优的社会管理规则当作了正义的基本原则。为此,介绍了英语世界中几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对柯亨这一批判的评论。     

柏拉图的正义论

柏拉图的正义论是其伦理和社会政治思想的核心,这一理论所关注的问题是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本身的问题.柏拉图引导人们超越感性的现实生活,来认识事物本身的真实性和实在性,通过对正义本身的理性探讨,为人类社会生活塑造了一个理想的样板,人们可以根据这个样板所体现的标准来评判自己生活的状况.正义论强调人的灵魂和社会生活的和谐一致性,认为正义是人的最大的美德,正义的国家是至善的,正义的生活是真正幸福的生活.     

休谟的正义理论与马克思的批判性超越

在政治哲学史上，休谟和马克思都曾致力于正义问题，从思想史的角度探讨二者在正义问题上的异同对把握马克思正义理论的根本特质具有重要启示。休谟与马克思的正义理论分属两个根本异质的理论范式，它们在正义的环境、基础、目的、性质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总体而言，休谟的正义理论是奠基于市民社会的补救性正义理论，通过构建财产权的正义规则弥补市民社会的内在缺陷，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行；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是奠基于人类社会的超越性正义理论，其目的是致力于每一个人的自我实现。马克思的超越性正义理论既批判又涵盖了休谟的补救性正义理论，但它不是要越过后者，而是在后者合理性基础上的一种根本推进。     

灵魂说: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灵魂说研究

西方哲学无论是本体论知识论还是政治伦理学说,无论是思辨哲学还是实践哲学,都离不开灵魂学说。灵魂说是西方哲学的诞生地和秘密,是人性和神性、人论和神论的交汇地。柏拉图把灵魂看作与肉体相分离的超越时空的永恒不朽的实体,通过灵魂论证理念的存在,而且使人获得对理念的认识;亚里士多德反对灵魂与肉体相分离,但把灵魂提到原因、本体、本质、形式、现实的高度,灵魂还是优于高于肉体。柏拉图将感觉排除于灵魂之外,提出“灵魂三部分”之说,强调理性居支配地位;亚里士多德坚持思维与感觉是灵魂的两种不同的功能(能力),两者与对象的形式同一,都有一定的能动性,但更强调理性思维的能动性,乃至永恒不朽的主动理性;柏拉图(以正义论为核心)和亚里士多德(以德性论为核心)的伦理政治学说虽然内容各异,但均根植于人的灵魂的本性,认为理性是人的灵魂的本质所在,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属性。     

试析柏拉图的正义论——《理想国》的政治哲学解读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一部“正义”论。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从批判个别的、经验的、具体的正义入手,引申出国家正义概念,认为国家正义就是各个等级各守其序、各司其职,正义本质上就是一种秩序与和谐。柏拉图在探寻正义过程中体现的整体主义方法论与国家主义价值观,对西方政治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     

柏拉图对功利主义正义观的批判及其现代理论回响

柏拉图是讨论正义问题最多的古希腊哲学家,他的《国家篇》是西方古代正义论的典范之作.柏拉图在对话中概括了当时流行的功利主义正义观,并指出,这种观点把正义的本质规定为利益,把正义的起源归于人们为趋利避害所订立的契约.他对这种正义观进行了一系列的批判,指出它使人为了利益而追求不正义,错置作为美德和智慧的正义,随之而来的就是分裂、仇恨和争斗,最终将破坏不正义者的幸福.他认为,只有通过探寻正义的真正本质,才能最终驳倒功利主义.本文最后联系了麦金太尔、卡西尔、列奥·施特劳斯对柏拉图正义论的评价,将柏拉图的正义论概括为“本质主义的正义论”或“整体主义的正义论”.     

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

人们批评罗尔斯(Rawls)的正义论,说它要求把诸如收入和财富这样的基本生活要素纳入分配过程,从而使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得到最大的改善,就是说,它不管是否“每个人造出适合自己睡的床”。①正如德沃京(Dwokin)所指出的那样,正是这种理论,依据基本生活品的公平分配,才是“有同情心的企图而冷漠的馈赠”。本文认为,“幸运的平等主义者们”——正如安德森(ElizabethAnderson)猛烈攻击的那样——他们忽略了罗尔斯理论的两个基本特征:在分配正义中根据“纯粹程序正义”所起的作用;调节的正义和分配的正义之间的区别。当人们考虑这些特征时,罗尔斯的理论比“幸运的平等主义”看起来更为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