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小说“谐”与“笑”解

文言小说谐与笑常常被理解为诙谐、嘲弄、滑稽、幽默等等与笑话和喜剧有关的词义内涵。而事实上,在文言小说中,谐与笑有着大于谐谑的内涵。传奇最初是对相对于正史而言的地位低下的小说的谦称,但到明万历以后小说虚构已被更多的人所接受,以传奇法而志怪甚至成为有意的创作手段。到清代中期,文言小说观念的变迁异常明显,作家对小说非信实文体特征公开认同,对谐词胜于正史的教化作用相当自信,上述这些都是小说虚构观念发展的表现和证明。     

基于“冰山理论”的理工类高职院校辅导员胜任力模型构建

高校辅导员作为大学生健康成长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如何通过自身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来教育感染学生一直是学界探讨的焦点。文章在查阅现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调查问卷、实地访谈的方式获得大量的第一手资料后,以冰山理论为视角,尝试构建理工类高职院校辅导员胜任力模型,以期提高高职院校辅导员队伍建设的针对性、实效性。     

从台湾客家小说看“大地之母”形象塑造

透过台湾客家小说的阅读视野,最能体现客家族群文化性格的人物,当属有着"大地之母"美誉的客家女性。这种族群形象与性格的生成,一是与客家女性在移垦社会生存方式中的族群角色定位直接相关,二是与她们爱乡爱土的大地情感和生命意识分不开,究其根源,皆来自于客家女性对农耕文化的生命认同。     

人性视阈:超越国界的战争书写——梁晓声的“北大荒小说”论

梁晓声北大荒小说对当代文坛的独特贡献之一在于较早地吸纳了世界战争文学关注人性和人类命运的丰富内涵,注入了他作为知青的多层文化认知,挖掘沉潜在中苏战争背后的个体生命本性,深入到人性的最深层面揭示跨越国界的人性之光:对温情的守望,彰显人性的善良;对战争毒素的消解,拷问人性生存的本真;反思战争,回归人性的尊严。梁晓声的北大荒小说从人性视阈审视战争,在彰显人文关怀的同时又不失历史理性,在知青文学史上乃至于当代文学史上都是独特的存在。     

论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的悲剧品格

“红叶题诗”是一个著名的传统题材 ,唐五代“红叶题诗”小说 ,通过宫女与士子这种特定身份的婚恋 ,揭示了这种独特题材“红叶题诗”的文化内涵 :唐五代宫女的独特性与命运悲剧、晚唐五代士子对盛世的热望与现实的苦痛、婚姻的宿命观 ,显示了内在的矛盾冲突与整体悲剧品格     

大视野与小格局：丁玲小说的诗学审视

对于女作家丁玲在百年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性虽无人怀疑 ,但究竟如何来具体地评估其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仍见智见仁。本文从边缘诗学的视野出发 ,以文本 /个案分析的方法入手重审丁玲的小说实践 ,剖析其作品中内在地存在着的革命的“大视野”与女性的“小格局”的冲突。认为虽说其作为一代名作家的声誉主要来自于“大视野” ,但事过境迁来看 ,丁玲作为一位优秀小说家的特色却在于独具女性特色的“小格局”。     

离题、插曲、“道路小说”:昆德拉小说诗学的三个关键词——以《不朽》和《慢》为例

离题、插曲、道路小说充斥在昆德拉的小说文本中,成为昆德拉小说诗学中的三个关键词。作为叙事学意义上的名词,离题一方面是对故事专制的否定或反对,揭示了人类行为或行动的可笑和无意义,另一方面,离题直接通过议论或思考的加入,体现了作者对其与主人公之间关系的准确把握;插曲永远不只是插曲,正是因为它摆脱了因果链的束缚,从而使得小说叙事充满了各种可能性。正是在前两个叙事学名词意义的基础上,道路小说的形成才成为可能,作为对公路小说的反对,道路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打开昆德拉小说的一把钥匙。     

“寄”与郭象“独化”哲学之关系考

寄作为一种艺术手法,常常与兴联系在一起,但二者有着明显的界限区分。兴的艺术手法仅限于展示自然界简单的类比关系,而寄是将情落实于物之上,从而使得他物闪烁出主体的生命精神,二者之差即在个体之情的投注有无。寄这种强调个体化、情感化的艺术手法有赖于主体审美的艺术觉醒以及物我区分的高度发达。郭象独化哲学彻底打破了物我之隔,还给世人一个本然无主的天地世界,将物之美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地。郭象玄学是一种世俗化、人生化的学说,它带来了个性主义空前的高扬,催生了中国山水游赏风气的盛行,给文人大规模的个性化情感创作提供了契机。从某种意义上看,寄的成熟发展与郭象独化哲学为同一思想文化脉络下产生的桴鼓相应的文化现象。     

“知者乐水”与“上善若水”--论柳诗“枯澹”之美

苏轼评柳宗元诗,好用“澹泊”“枯澹”等语,意指其诗歌创作形貌朴实而情韵丰满。所谓“枯澹”之美实与儒家所倡“中和之美”、道家所倡“法天贵真”本质相同。柳诗中具有“枯澹”之美的作品,集中创作于元和五年至元和十年之间。在此期间,柳宗元深受儒、道两家“知者乐水”“上善若水”等观点的影响,力求改变“躁进”心态,愤懑之意减淡,内心日趋平和,诗歌创作讲求自然,故这一时期的作品呈现“枯澹”之貌。此外,移居愚溪也是造成柳宗元诗歌风格变化的原因之一,而苏轼的个人处境和遭遇,也使他格外看重柳诗的平淡自然之作。     

魔咒与解码——“知青小说”与“后知青小说”比较论

"知青小说"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知青小说"和"后知青小说"两个阶段,"后知青小说"体现了对"知青小说"的超越:在结构方面,"知青小说"强调以双线并行的方式讲述完整的故事来宣泄内心情感,"后知青小说"则挣脱了意识形态的魔咒,以散点叙述的方式,在解构历史的同时,也解构现实当下,思考有关人生存的尊严、良知等深度问题;在主题方面,"后知青小说"解构了"知青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对严肃事件采取狂欢化游戏态度,以"性"的高贵纯洁击碎了所谓的理想,以戏谑嘲弄取代了当年的"青春无悔";在叙事立场方面,"后知青小说"不是站在知青的立场上去感恩亲情,而是站在农民的立场上展示知青的罪恶,表现灵魂的忏悔,同时找到救赎之路,以换位思考将知青小说的反思力度向纵深推进。"知青小说"多次站在中国新时期文学的潮头,引领文学的风尚,慰藉饥渴的心灵,记载受难的历史,升华对人性的体悟。"后知青小说"则挖掘了知青经验的冻土,表现出对责任的认知和可贵的自省、自审意识,在百家争鸣的当下文坛取得一席之地。     

论唐太宗对宫体诗的改造

宫体诗风行梁、陈、隋三代,至唐贞观时,唐太宗依据儒家政教文学观对其进行了全面改造,变其轻艳柔媚为雅正典丽,以使其更好地为新朝服务。他认为儒学才是经邦治国之至道,是创业守成、作训垂范的思想支柱。儒家“诗言志”的思想必然取代元朝以来所形成的“诗缘情”学说。儒家思想复归,引起了初唐诗歌使命的转变,贞观诗坛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实践了诗歌“劝百讽一”的讽谏使命,逐渐走向注重诗歌辞采的典丽高雅,把诗歌从宫廷引向更为广阔的天地,提倡南北文风的融合,主张文质并重,以文学服务于政教又不失其艺术特色。     

论唐太宗在骈文上的创新

唐太宗不但在政治方面开创了有名的贞观盛世,更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文章方面亦颇多创新之举。他不但以实践者的身份在题材、内容、句式骈偶、用典等方面对六朝骈文旧习有所突破,并且提出了新的文风标准,其个人作品也颇有文采,这些情况均标示了唐初文学的渐变趋势,也表明了唐太宗在骈文发展史上的一席重要地位。李世民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真切自然;为文骈散兼用,事典熟悉,使文章更为通脱流畅;反对六朝绮艳文风,倡导为文要庄和典丽,文章颇富文采。这些都对当时骈文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京保卫战中唐生智功过述评

针对1937年南京保卫战中南京卫戍司令唐生智的历史评价,史学界一直存在着争论,有些学者至今对唐还持有否定态度。分析唐生智在南京保卫战之前、期间与末期的言行以及当时日军及西方媒体对此役的评论等种种材料,思考保卫战失利的原因,力求公允地评价唐在此役中的功与过,为历史人物的清白正名。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新唐书》、《全唐文》所载《对〈论语〉问》辨误

孔颖达的<对<论语>问>,是一篇精美的政论文,但宋代俞德邻认为,唐太宗误认曾子为孔子,而颖达竟不省,故责其告君欠谨.俞德邻的解读依据<新唐书>.根据<贞观政要>、<旧唐书>、<十三经注疏>、<全唐文>,<新唐书>所载<对<论语>问>错误有二其一,张冠李戴;其二,文体不合.同时,<全唐文>等文献所载<对<论语>问>的几处异文值得商榷.     

浅析唐太宗赦宥的政治功用和背景

赦宥是中国封建社会君主常用的一种政治手段,唐太宗在位期间,赦宥作为一种政治策略和工具,起到了缓和阶级矛盾、安定政局、巩固统治的功用,赦宥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比较明显。太宗对待赦宥的态度也十分慎重,每次赦宥均有着特定的政治和社会背景,对巩固太宗的统治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唐语林校证》等点校商榷

《唐语林》是一部笔记体唐代文史资料集,向来为研治唐代文史的学者所重,惜此书一直没有质量过硬的点校本,以致学者在使用此书时顾虑重重。周勋初先生点校的《唐语林校证》以其操作过程之规范、总体设计之科学、研究工作之深入弥补了这一不足,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研究。但由于点校工作之繁琐,参考资料之繁芜,存在史料考订疏误、失校致误、专名号误用、不明词意致误等现象。新近出版之吴企明先生点校本《教坊记（外三种）》亦有类似疏误,尚无人指正,今一并论及。     

关于电视剧《鉴真东渡》

《鉴真东渡》是中国有电视以来第一部从正面反映真实的佛教重大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它的意义之所以重大在于鉴真是古代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杰出人物,且中日文化交流源远流长。这也是党和政府对宗教的认识和政策发生重大改进的一个反映。     

唐顺之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

对于明中叶史家唐顺之重要史论著作--两部<解疑>,后世一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两部<解疑>的产生,应是充满忧患意识的士大夫唐顺之对明中叶以来剧烈社会变化的历史性思考.它们在历史评价方面的事功观和时势观、对皇朝统治中君臣关系、民族观的深刻认识以及对春秋笔法的积极反思等三个方面,都表现出突破以理学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束缚的倾向.两部<解疑>产生原因,不仅存在于时代背景、性格和学术思想等各自领域内,更是上述诸方面融合交汇的结果.两部<解疑>的史学思想对唐顺之的<左编>具有直接的影响,并通过<左编>印迹于李贽<藏书>中的某些历史评议.从这层意义讲,它们可谓为晚明史学启蒙思潮中社会批判思想的"先声",对后世产生较大影响.     

论唐浩明历史小说创作的二元底色

历史小说家的创作始终贯穿着激情和理性的矛盾.对于唐浩明而言,这一矛盾贯穿于其创作活动的开展、价值指向与观念构建之中,并融合了独特的时代蕴涵与个体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