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势力与法治关系论

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家族势力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本世纪开始,家族势力作为一种秩序基本上稳定的状态被打破,中国村落家族势力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动荡分化的时期。但自80年代以来,随着农村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开展,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因子的家族势力又复兴起来。随着法治建设的不断推进,其中的利弊关系不容忽视。因此,本文着力就家族势力的复兴、存在根基、与法治的关系、与国家法的冲突等问题进行必要的探讨,以期收到一定的社会效果。     

农村家族势力与村民自治运作绩效的社会资本研究

农村家族势力对村民自治运作绩效有多重影响。农村家族势力是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主要形式,对乡村治理具有积极和消极两方面的作用,这就需要进一步规范运作村民自治,实现乡村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为农村基层政治发展奠定社会基础。     

两种类型的家族势力与基层行政--以河南省何营村为例

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家族社会。虽然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但家族传统势力并没有很快销声匿迹 ,而是随着实行家庭承包制和意识形态有所松动而萌动。通过若干家庭所形成的家族势力内在的产生了家族的社会权力 ,必然对基层行政产生深远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何营农村的调查 ,归纳两种类型的家族势力对基层行政的影响来说明这一问题。     

论科学技术与中国的跨世纪社会发展

一、我国跨世纪的社会发展必须依靠科技跨世纪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意味着什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去跨世纪,这是国人都在思考,而且也是必须思考的问题.作为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我国究竟应该从什么样的认识出发,迈出什么样的步伐?     

用科学的思维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社会运动的特点和规律

社会主义社会究竟是什么样的社会?它是怎样发展运动的?有些什么运动特点和规律?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与认识它?对于这些问题,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各个时期,我们都有一定的认识。但在今天看来,还有重新思考、研究和认识的必要。一在过去较长时期中,一些人对上述问题的认识,今天看来,不是时而过“左”,就是时而过右,几乎是始终处在“左”、右摇摆的认识之中。在过去人们多半是按列宁说的:社会主义是一个过渡时期,它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社会形态。我们因此就以“过渡”二字来理解它。于是就片面地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只是一个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

南朝河东柳氏家族研究张灿辉割据纷争时代地域势力的兴起，既有它内在的动因，也离不开特定的社会背景。就内在的动因而言，主要是指强宗豪族的发展，带动或支配整个地域势力的运转趋势。在以侨姓势力为主的南朝雍州势力中，河东柳氏就是其中的突出代表。本文以柳氏家族作...     

当前“反全球化”运动析论

随着全球化程度的加深,“反全球化” 运动也有愈演愈烈之势。当前“反全球化”运动的原因、理论基础、力量构成及特点是什么?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种蓬勃发展的新社会运动?它的将来发展又会怎样?这些正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广西90年代经济市场化的思路

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推动经济市场化,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90年代我们能做什么?应该做到什么?可以怎样做?对这些问题的基本判断,是我们思考广西如何走向市场经济以及构思经济起飞战略的前提。     

现代化视野下村落家族势力的复兴:寄生性的再生长

村落家族势力是中国农村生活的一个重要层面，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基本特质。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的家庭现象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外观形态，迄今为止，家族势力仍对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着重要的影响。由于得到国家政权的扶持，在数千年的历史中，家族势力作为一种秩...     

略论新疆和卓家族势力的兴衰(上)

和卓家族作为一种宗教势力和社会力量,在清朝前期我国新疆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和作用。其势力的兴起与衰落有力地改变着新疆地区的政治形势、民族关系和宗教信仰的历史进程。和卓家族作为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早已引起国内外学者对它进行研究与探讨,并作出不少有益的成果。本文仪就笔者所接触的资料,对和卓家族势力的形成、发展及衰落的历史过程,略加论述,以就教于同志们。     

清代地方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乡村社会是清代国家的基础。封建国家两个最主要的追求:赋税和安宁,都落实在乡村。清代乡村的治理主要依靠这样几种权力和权威:以保甲制为载体的官权、基于血缘关系的族权、以对乡村知识的垄断而形成的绅权和源于皇权的封建教化权。在上述诸权的合治下,民生低下,民权被严重压抑以至于基本不存在。这一切构成了清代乡村治理的传统特征。     

和谐语境下农民社会保障权的法律保护

社会保障权是一种基本的和谐人权,一种选择性社会权利,一种接受权亦即积极人权。应然逻辑从平等生存权、人的尊严、平等发展权三个维度要求国家必须保护农民社会保障权,实然逻辑要求国家建构以宪法为核心,以立法为基础,以司法为手段的农民社会保障权法律保护体系。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新农村建设的历史背景下,充分考量中国农民的现实特征,从共同体道德原则与人权哲学角度,构建对农民权利保护的全新理念以及维护农民社会保障权益的制度安排,以期为破解我国“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思索。     

道德困境折射出的权力关系——评亨利·詹姆斯的《螺丝在拧紧》

文章从维多利亚时期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现实为切入点,分析了处于社会底层的女教师受到的来自男权社会及其代表者布莱庄园男主人的控制与压迫,以及她对于这种控制的反抗,并借助符号矩阵来进一步展示存在于控制与反抗的道德困境中的权力关系。     

论政治文明实施中权力制约的意义及方式

政治文明是中国现代化的目标之一,政治文明要求执政者依法合理地使用人民赋予的权力,这就要求对权力具有制约机制。权力制约机制是政治稳定的需要,也是经济繁荣的需要,更是人民生命财产和民主权利得到保障的需要。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有舆论制约和人民监督等方式,但真正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方式应建立在“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基础之上,构建这样一种有效的方式是政治文明得以实现的基础,也是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方向。     

法治的政治基础

因为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关系中的支配地位,所以民众凭借对行政权力本能的信任共识去服从统治,放逐了法治,从而使得行政权力因素成为法治在中国面临种种困境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削弱行政权力因素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支配性地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真正实现法治。     

辛亥革命前后绅权扩张与农村社会权力中心的转移

晚清以来，绅权不断扩张，尤其是在半亥革命后，城镇的自治机构成为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上层乡绅不断向城镇集中，形成了近代以城镇为中心的社会控制机构。农村社会的权力中心由村落转移到城镇，造成了农村社会的衰败。     

唯物史观视阈中的"中国问题"

在唯物史观视阈,每个国家和社会都有属于自己的"总问题".如果说"资本统治"属于马克思所生活的那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总问题",那么,传统社会形成并作为残余遗留下来的"传统社会层级结构及其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方式",则是属于中国特有的"中国总问题".哲学作为在思想中把握的时代,内在要求当代中国的哲学家们要有深邃的问题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提升"中国经验",建构"中国理论",破解"中国问题".     

“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在"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建设依附在国家政权体系下,以政府为主体,依靠政治动员的力量,服务于政治目标。国家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与计划体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整个社会结构封闭、凝滞。这种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但其形成的一系列僵化体制对今后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产生了不良影响。     

权力结构变化与经济制度创新——基于历史视角的分析

社会权力结构变化是经济制度创新的重要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看,前工业社会,农民和奴隶没有独立性的私有产权,产权与神权、君权、皇权联系在一起,失衡、固化的权力结构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与市场交易,制度创新很难发生,这一时期的制度变革往往依靠武力;早期工业社会的权力结构呈现一种相对多元结构,产权私有制与市场制度结合,公司制企业替代传统作坊等创新制度促进了经济的发展;20世纪开放的产权制度形成了多元产权主体共存于同一经济组织之中,不断变化的权力结构带来经济制度的不断创新以及生产力和经济的空前发展.可以说,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历史是权力结构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也是制度不断创新的历史.     

找寻政府的本真:基于伦理精神的视角

政府历来是社会治理的主要力量,它是基于人们让渡的权力而建立起来的,所以权力本位一直是影响政府行为的主要因素。权力本位的特点在农业社会的社会治理体系中表现的最为显著,一套基于权力掌控基础上的等级制度使得社会被控制在政府的权力支配之下。进入工业社会以来,虽然基于交易伦理的契约思想深入人心,社会治理也进入了法治时代,但是,权力仍然是政府行为发挥效力的关键因素。尤其是在国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驯化之下,加之在政党政治的权力竞技赛之中,权治的痕迹仍旧明显,甚至一度压制了法治,使法治成为权治的工具性利器。新市民社会的兴起,催生了基于伦理本位、追求道德最大化的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的产生和伦理精神的复兴,将政府从权力本位的驯服下解救出来,使政府服务于民的道德目标重新确立,从而建构起基于伦理精神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