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释龚自珍《尊隐》中的“山中之民”——兼论龚自珍早年的革命思想

《尊隐》是龚自珍(1792—1841)自称其少年时所作之“高文”,素称难读;而“山中之民”则是《尊隐》中的中心词语。搞清“山中之民”的实在含义,对读通《尊隐》和正确评述龚自珍早期思想,关系很大。关于“山中之民”的含义,学界迄无定论;对《尊隐》所反映的龚自珍思想,因而也有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指的是农民,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把希望寄托于农民”的思想。有的认为,“‘山中之民’……是指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因而《尊隐》反映了龚自珍“只把扫荡黑暗、促进未来社会巨大变化的希望寄托在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人才’身上,那些‘鄙夫、皂隶’们是没有份的”思想。有的认     

关于春秋典籍中的“人”与“民”

一九七六年二月,《论语新探》(以下简称(《新探》)经过该书作者进行了所谓“根本修改”再次出版。既名“新探”,又是七十年代修订出版的著作,人们会以为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对《论语》的研究有什么突破。然而,它不过是对几组普通词语进行了一番特别的考证,其中最主要的一组就是“人”和“民”。据作者说,他“发现了一件颇为有趣亦相当重大的事实,即孔门所说的‘人’‘民’,是指春秋时期相互对立的两个阶级。”作者断言:《论语》中的“人”专指统治阶级即奴隶主,“民”专指被统治阶级即奴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

孟子“劳心、劳力”说的进步性张希平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孟子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膝文公上》）当成反动落后的思想或封建糟粕。例如：一、“孟子……他主张‘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种政治观点显然是十分反动的。”（《历代文选》上册...     

释“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席上初逢见赠》一诗中的“沉舟”、“病树”究竟是指什么,历来说法不很一致。不少人把“沉舟”、“病树”误解为当时的保守势力,例如,“前人以‘沉舟’和‘病树’为作者自喻,颇失诗意。”其理由是“时裴度为相,政治上略有起色。压制刘禹锡的武元衡已死,李逢吉外放,故刘不久有‘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之句,其诗意与此相同。”(新编《中国文学发展史》)意思是说,“沉舟”、“病树”指的是武元衡、李逢吉等人。对此我有不同看法。我认为“沉舟”、“病树”乃是作者及其已亡故友的自喻,其理由有三。     

儒、道学派同源说

<正> 已故的蒙文通先生曾在《周秦学术流派的试探》一文中,把先秦文化分为三种类型,而“仁义”是分水岭:“我才深信孟子说的‘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原来不是偶然举出的几部书。晚周文化本有三个不同的系统。”“大概三晋人说历史人物都是功利主义者,而齐鲁人看历史人物多是圣贤,楚同人看历史人物都非常神圣。”“所以儒墨尽管不同,但对历史人物的看法却完全相同,他们都大讲‘仁义’也相同。从这里初步看出,‘仁义’是这三方面很明显的分界线。东方人都谈‘仁义’,北方人就反对‘仁义’,说‘仁义’‘迂远而阔于事情’。迂是大的意思,认为这是大而无当的。南方人也反对‘仁’,把‘仁义’看得很渺小,不如道德崇高。”     

“无”“无名”“无物”不应释为“无名之物”

一九七九年第二期《学术研究》发表的《论道的物质性和老子哲学体系的唯物主义性质》的文章(下边简称《论老》),说老子哲学中的“道”是“物质”,其重要根据,是认为“无”、“无名”,“无物”都是“无名之物”的意思。我认为把这三个词都解释成“无名之物”是讲不通的. 首先分析“无”字.《论老》引了《老子》书中这样一段话:“天下之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论老》分祈:“在老子这段话中,‘有’是‘有名’的略词,是指‘有名之物’。‘无’是‘无名’的略词,是指‘无名之物’。老子这段话的意思是:天下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我认为这样理解是讲不通的。题问在于这句“天下之物”中的“物”字,是有名的物呢?还是没有名的物呢?如果是有名的物,那么这句便是:天下有名之物生于有名之物,有名之物生于无名之物。前面说“有名之物”是从“有名之物”中产生的,后面又说“有名之物”是从“无名之物”中产生的,这个“有名之物”究竟从何而     

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

“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范畴。如何理解“社会存在”是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问题。多年来,国内外哲学界对于这个范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目前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上刊登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以下简称《释义》)提出:“从本体论意义看,‘社会存在’相当于作为社会实体的人类及人所改造的、人的肉体之外的自然物;而从现象论意义看,‘社会存在’指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     

千夫何所指

鲁迅《自嘲》诗中,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根据传统的解释,一般认为该诗句中的“千夫”一词指的是众多的敌人。我认为这种解释是不妥当的。据《尚书·牧誓》孔颖达《正义》谓掌管二千五百人的官叫“千夫长”。“千夫长”顾名思义也就是千夫之长官,也就是管理千夫的人。很明显,“千夫”指的是众人百姓。又据《汉书·王嘉传》中说:“里颜曰:‘千夫所指,无病而死。’”这里的“千夫”也是指众人的意思,“千     

也谈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与朱克玲同志商榷

朱克玲同志的《对于黑格尔“一个‘这个”的理解》一文,对恩格斯的一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作了探索性的研究,读了颇受启发。该文不同意“一个‘这个’”包含有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看法,而认为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又认为“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所论述的‘这一个’来解释恩格斯这句名言中的‘这个’”,是“不恰当的”。这在我们看来是值得商榷的。下面就几个主要问题,提出我们的看法。一朱文认为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第一章     

孟子人性论再评价

<正> 长期以来,人们对孟子人性论的分析和评述,几乎无例外地都将其目为唯心论与先验论而予以口诛笔伐。我们却认为,孟子的人性学说乃是前无古人的灼见真知,值得大书而特书。(一) 《孟子·滕文公》说:“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那么,(1)孟子所言之性究竟何所指?(2)孟子道性善的根据在哪里?有无合理性?这是需要厘清的两个基本问题。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孟子·离娄下》,下引该书只注篇名)“其旦昼之所为,有梏亡之矣。梏之反覆,则其夜气不足以存。夜气不足以存,则其违禽兽不远矣。人见其禽兽也,则以为未尝有才焉者,岂人之情也哉!故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出入无时,莫知其乡。’惟心之谓与。”又说“心之官则思”(《告子上》)毫无疑问,在孟子看来,人区别于动物的本性所在即是人心——能思之心,也即理性。然而不止于此,孟子进而认为,人心作为理性并非仅仅具有     

“人风”为“民风”乎

柳宗元《捕蛇者说》最后一句说:“故为之说,以俟乎观人风者得焉。”《古文观止》云:“观人风,谓观民俗之善恶也。”《辞源》释“人风”为“民风、民情”。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第五册语文教材则解释道:“‘人风’应作‘民风’,唐朝为了避李世民的讳,‘民’字改用作‘人’字”,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新编初中语文第五册注评》亦作如是说。对上述说法,我们未敢苟同。     

从气到风骨——魏晋六朝艺术理论中审美范畴的演进

先回顾一下先秦儒道两家关于气的主要见解。孟子曾专门讨论气与志的关系,他以为:“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夫志至焉,气次焉。故曰:‘持其志,无暴其气。’”(《孟子·公孙丑上》)孟子说他自己的所长在于“养浩然之气”,这种“浩然之气”“至大至     

杜甫《喜雨》诗不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

《社会科学研究》1979年第3期发表了王滋源《杜甫<喜雨>诗是反对农民起义的吗?》的文章,认为,郭老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对《喜雨》诗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杜甫所言之“洗”,“是‘雨洗娟娟静’之洗,是‘一洗苍生忧’之洗,而不是清洗什么‘盗贼’”。愚见以为,王滋源的看法却恰是“站不住脚的”,而郭老认为“滂沱洗吴越”就是杜甫希望痛洗农民起义军的意见才是正确的。何以见得呢?王滋源首先是从农民起义的范围,对郭老的解释进行反驳的。他对“吴越”的理解太拘泥了。所谓“吴”或“越”,在诗     

文言“之”和口语“的”的区别——兼论“之”的词性

<正> 本文所论主要是定语和中心语中间的“之”,其他方面略加涉及。关于这种“之”字,大都把它解作口语的“的”(在早又写作“底”)了。清代张文炳《虚词注释》中说:“‘之’……作‘的’看,‘大学之道’是也。”后来不但有好多研究汉语的学者也解“之”作“的”,甚至还有些人试图从语音上说明“之”和“的”的关系,以助此说。章太炎《新方     

孟子政治观中的民本思想

古人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历史上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看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发出:“民犹水也,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严重警告,强调治国安邦必须以民为本的思想。孟子就是一个代表人物。 孟子总结了历史上的经验教训,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孟子:离娄章句上》)齐宣王问他:汤放桀,武王伐纣这类以臣试君的事情可以吗?他毅然回答:“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试君也。’(《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因为桀、纣是残贼人民的     

论“民氓”、“野人”、“草莽之臣”的阶级地位及孟子政治思想——与李蔭农同志商榷

《学术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李蔭农同志的《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論》,提出的几个問題都值得大家讨论。我在第一次拜读李同志这篇大作时,写了一些读后言,认为《关于孟子的阶级划分論》所谈的,其实可归纳为“民氓”、“野人”、“草莽之臣”     

孟子“劳力劳心”论新辩

<正> 在“劳力劳心”问题上,孟子针对当时“为神农之言者”许行的观点,同许行的学生陈相进行了一场辩论。“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孟子·滕文公上》,以下凡引此书的文字,只注篇名)许行和陈相都主张国君与民同耕,自食其力,一边耕种田地,一边治理国家。这种思想反映了小生产者反对剥削的愿望,但它忽视了社会分工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忽视了社会分工与阶级差别之间的联系。这在当时就已经行不通。孟子抓住这些弱点,极力反驳,并提出“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人者食于人,治于人者食人,天下之通义也。”(同上) 劳力劳心论反映了社会分工发展和阶级对立关系的历史状况,也是孟子对其前人关于社会分工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前徒倒戈”辩——与黄怀信教授商榷

周武王伐纣,“甲子朝”于商郊牧野与纣王接战,纣师一击即溃。失败的原因,苟子说是纣卒（前徒）战时“易向”即倒戈造成的。黄怀信教授认为苟子之说是受孟子的影响,孟子主观臆造了商人“欲武王亟入”等,其实“历史并无其事”。但他没有举出苟子受孟子影响的具体证据,诸多分析也不尽合于事理。事实上孟子以前墨子已讲过纣兵“众畔皆走”的话,西周时祭公谋父的谏言也有“商王帝辛,大恶于民,庶民不忍,欣戴武王”的话,牧野之战时的誓辞《牧誓》更明言纣兵奔逃是“役于西土”,即受命于周。因此,纣王前徒“倒戈”是周初以来的旧说,未可轻意否定。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的对立与分歧

荆公新学与二程洛学在经学领域里的对立与分歧主要表现在：（１）王安石为了推行新政,以《周礼》为理论依据,撰《周礼义》阐发其改革主张;二程及其后学反对新政,否定《周礼义》,甚呈否定《周礼》。（２）王安石与二程都重视《孟子》,但王安石认为孟子并不全盘否定利,对于“民之所利”是不反对的;二程则认为孟子反对任何利,主张要义不要利。     

论井田制度(续)

7.圭田 余夫之田 闲田余地《孟子·滕文公上》说: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周礼·地官·遂人》说: “余夫亦如之。”赵岐《孟子》注,释圭为絜(同洁)。焦循《孟子正义》提出异议。他说: “《说文·田部》云:‘畦:田五十亩曰畦。从田圭声。’段氏玉裁《说文解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