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对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作用——以卞之琳为中心的研究

卞之琳认为新文学(包括"新诗")在产生的过程中,外来影响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而西方诗对中国新诗的影响,主要通过翻译来实现。在"格律体"、"半格律体"和"自由体"三种翻译方式中,卞之琳最为看重"格律体"。他提倡格律诗的理论,并在写作和翻译实践中实行自己的理论。卞之琳对外国诗的翻译和研究,经由他自己的写作和理论,促进了中国新诗在格律化方面的探索。通过卞之琳这一个案研究表明,尽管新诗的发生和发展确实受到了外国诗的影响,但新诗也仍然是中国的东西,中国文化现实的产物。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建国后新诗格律探讨的回顾与思考

通过对建国之后几次新诗格律研讨所进行的回顾与反思，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条件下重建诗歌格律的艰巨性和必然性，所得出的结论是：现代汉语语音标准应是重建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唯一语音标准，对现代汉语声调重新进行科学的平仄划分是建立现代汉语诗歌格律的首要条件，现代汉语诗歌格律应当是对近体诗格律的扬弃与发展。     

朱英诞对废名《谈新诗》的改写和续写

朱英诞新诗讲义是在废名《谈新诗》基础上的改写和续写。在认同废名讲义中宣扬的新诗是分行自由诗的基础上,朱英诞坚持“纯杂兼收”的诗体观,在诗语、诗形、诗趣上开放融通,在修辞和格律上打开了自由诗的空间。在讲义编排上,朱英诞重“论”轻“史”,他并不严格依照时间的顺序叙述新诗之发展,而是以近期个人阅读的新诗集为重点,评价诗人诗作之优劣。在他看来,新诗不是一种线性发展的必然,他对新诗历史的想象不是一种“聚焦式”的新诗进步想象,而是一种“离散式”的新诗多元发展想象。从讲义中具体的新诗品鉴来看,朱英诞更欣赏那种以散文化写法表达完整诗意的新诗,他心目中的新诗经典是具有古典作风但又“与古为新”的自由诗。朱英诞编写讲义的目的不重历史的评判,而意在通过选诗和评诗呈现自己的新诗观念,建构自己的新诗想象和个人的新诗经典。朱英诞的新诗讲义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新诗传播接受的历史现场,有助于打破业已固化的新诗历史想象,具有积极的文学史意义。     

百年新诗声音探索中的艺术问题

百年新诗在韵律要求上经历了对旧格律的松绑、新诗格律的绷紧、自由诗再松绑的过程,而今又在呼吁声音探索上的可能性。诗歌有别于散文的文体特征是历史形成的,从最古老的诗到现代的自由诗都共享着基本的韵律手段与耦合形式特征,它们本质上是反概念的表意手段。但中国现代诗人的新诗格律探索在认知与实践上并不一致,由于无法从艺术符号角度把握节奏等韵律要素的表意功能,以致步入形式主义的死胡同：如音、义分离,以“形”害“义”,等等。当代诗歌基本放弃新诗格律,回归形式与内容合一的语言艺术原则,恢复声音要素在艺术符号创造中的潜能,致力于声音语象的探索。     

论唐湜的诗歌理论

唐湜诗歌评论的理论价值主要凸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新诗的形式问题上,主张寓自由于格律之中,通过节奏与韵律来制约自由化,把自由化与格律化辩证统一起来;二是在新诗的审美追求上,认为新诗诗美的化境是走向意象的凝定;三是对诗歌含蓄美的倡导和肯定。这三个方面对于新诗的建设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从何其芳论新诗格律谈诗的语言基础

何其芳同志在《关于现代格律诗》中,对于新诗的格律,提出过这样的主张: 我们说的现代格律诗在格律上就只有这样一点要求:按照现代的口语写得每行的顿数有规律,每顿所占时间大致相等,而且有规律的押韵。是不是除此而外,在格律方面还有什么应该讲求的呢?我想,只要是合理的要求,都是可以研究和试验的。特别是写诗的人的实践,恐怕主要依靠它才能把我们的新诗的格律确定下来,并使之更加完美。在实践还很少的时候,我反对给我们的格律诗作一些繁琐的规定。     

新诗格律化的三条可行之路

关于新诗格律化,闻一多有倡导之功,惟其言说多属急就章,缺少学理的缜密。其后,新诗格律化继续探索前行,却是道阻且长,至今尚未走出困境。在中国新诗格局中,自由诗与格律诗各有所长,将会长期共存。人们期待中的现代格律诗的几种主导体裁,应该是:萧三、毛泽东倡导的所谓古典加民歌的三顿体,闻一多、何其芳倡导的突破古典和民歌的四顿体,以及鲁迅倡导的嘴唱的歌词体。     

十四行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

文章从两个方面探讨了十四行诗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的关系。阐释了十四行体诗在新诗史上的发展简况 ,可分为三个阶段 :(一 )试验、发展期 (1 92 0—— 1 93 7年 ) ;(二 )成熟期 (1 93 7—— 1 949) ;(三 )潜流徘徊——平稳发展期 (建国至今 )。中国新诗的格律建设与十四行的中国化 ,主要从节奏、韵式与结构两大方面探讨十四行与二十世纪中国新诗格律建设的关系。     

新诗散文化的理论误区与新诗格律化的必要性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长期以来忽视自身理论建设,片面强调口语化、散文化,而反对新诗的格律化和规范化。这种倾向阻碍新诗的发展和成熟,是新诗理论建设上的一个误区。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试论新诗的格律——兼与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商榷

关于新诗格律的问题,差不多在新诗登上历史舞台的同时,就有着不同意见的争论。诗人闻一多和何其芳,都曾对新诗的格律问题进行过有益的探索。可是,去年《社会科学战线》第三期刊载的刘再复、楼肇明同志《关于新诗艺术形式问题的质疑》一文却认为:“闻一多先生和何其芳同志的探索,未能在艺术上获得成功”,奉劝人们“不必一定要重蹈他们的足印”,不赞成继续进行探索。我认为这个意见是需要商榷的。从诗歌发展的历史来看,一种体裁的     

形神音——对闻一多新诗建筑美的分析

本文将运用格式塔心理学理论,从图形、意义、韵律方面,分析闻一多新诗的"建筑美".1 新诗史上,最早正面提出建筑美是新诗特点之一的是闻一多.他在《诗的格律》中说:"在我们中国的文学里,尤其不当忽视视觉一层,因为我们的文学是象形的,我们中国人鉴赏文艺的时候,至少有一半的印象是要靠眼睛来传达的.原来文学本是占时间又占空间的一种艺术.……我们不去利用它真是可惜了.所以新诗采用了西方诗分行写的办法,的     

我国传统诗词与现代新诗的成功对接--评傅占魁先生的《衔石集》

2005年7月,我们很高兴地收到傅占魁先生赠送的《衔石集》。书中,作者收集了他写的传统诗词有300余首和附录在书后一部分新诗。对他的诗词,有很多名家都发表了非常中肯的赞赏意见,可说好评如潮。我们读后也确实认为傅先生的传统诗词和现代新诗都是不同凡响的。长期以来,在我国诗歌创作上存在着两个热门话题:一个是传统诗词,由于有严格的格律要求,不及现代新诗那样能表现我们今天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二是过分自由的现代新诗又缺乏诗味,不能像传统诗词那样百读不厌,屡读屡新。因此如何将传统诗词的隽永与现代新诗的洒脱有机地对接起来,使之成为…     

自然声律之树常绿──兼论中国新诗形式及其民族化方向

自然声律之树常绿──兼论中国新诗形式及其民族化方向陈元胜（广东民族学院）中华民族具有源远流长的诗歌发展史。唐代格律诗产生以前，诗歌作品都是相对格律体（近体）而言的古体诗．唐代以降，古体诗创作不曾断流，直至新文学冲垮文言文的一统天下，新诗登上诗坛。古体...     

瘸腿的诗学——关于当代新诗批评音乐维度的一些思考

在50年代以后至今的新诗理论中,诗歌音乐这一维度被严重地忽略了。当代新诗批评在音乐问题上缺乏突破性的进展,其中重要的原因便是新诗理论在格律(尤其是节奏)问题上遭遇了瓶颈。要打破这一瓶颈,必须重新理解节奏的基础——即重复;也必须重新认识那些在自由体新诗中被有效地实现的节奏手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量新诗的停顿、分行、语调诸层面,以期新诗的音韵研究能与旧诗音韵研究构成"错位竞争",开辟其独有的空间。     

新诗诗体学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兼论新诗诗体学的构建策略

一、新诗诗体学建设的历史回顾在新诗史上,诗人的秩序与自由及文体自觉与文体创造、诗体的破坏与建设及诗体的自由化与格律化等矛盾尖锐,一直存在新诗是否需要诗体,特别是定型诗体的"诗体之争",即自由诗派与格律诗派之争。"中国新诗将近80年的艺     

新旧诗之争中的格律与语调问题——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

叶公超的现代格律诗理论,从区分新诗与旧诗二者的“根本差别”入手解决新旧诗之争中的对立问题.叶公超强调新旧诗是用并不相同的“语言”(即白话,语体)与“文言”写成的,有各自不同的节奏与语调.叶公超认为旧诗的语调是“吟唱的语调”,新诗的语调则是“说话的语调”.叶公超以“音组”为基础提出了关于新诗格律的基本主张.叶公超的独创性,在于他从对现代诗“说话的节奏”这一特点的阐发中,发见中国新诗与旧诗的基本出发点的不同,并为中国新诗界定了不同于旧诗的“表现思想”的特质.     

论新月派的“三美”主张

论新月派的“三美”主张李成宇“五四”以来以郭沫若为代表的新诗人，突破了旧诗的格律，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由于新诗一味主张“绝端的自由、绝端的自主”①话怎么说，诗就怎么写，完全脱开了我国古曲诗歌的优秀传统，这就使新诗创作逐渐流于松散，出现了散文化的倾向。作...     

京派对诗歌格律形式的探索与建构

京派是较为典型的学院派知识分子,在人生态度和审美取向上追求"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继新月派之后,京派致力于诗歌格律形式问题的探索与建构。通过对中外诗歌的考察,京派充分肯定了格律形式的价值与作用,并在创作实践中进行积极尝试,对新诗形式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