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吕尔究竟在担心什么？

埃吕尔究竟在担心什么？朱志宏，钱兆华不少人认为，法国思想家埃吕尔是一位技术悲观论者，但埃吕尔的技术悲观论与罗马俱乐部的技术悲观论有着根本的不同。罗马俱乐部成员所担心的，正如佩切伊所指出的，是由于“……不恰当的社会管理、资源阶浪费、污染造成的危害、人口...     

技术何以自主——技术自主论之批判

对技术自主论予以批判,应当针对它的三个层次展开,阐明其合理性与理论局限,同时对它进行总体评价,揭示其哲学本质与逻辑前提。     

技术哲学视阈下的现代手机技术分析——论现代手机技术与人的异化问题

现代手机技术发展迅猛,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在手机带来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要看到现代手机技术正逐步对其使用者进行着奴役。手机技术的发展趋势以及现代手机技术引起使用者"异化"现象的问题,需要对其进行深刻的哲学探析。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人的"异化"问题还要回归到技术的层面,更深层次还是要回归到对人性的探讨,达到人与技术发展的一种新型的"关系"。     

从现代环境论看道家天人之学的现代价值

道家的天人之学在与现代环境论对话中具有较多的“话语权”。正视环境问题,探明环境问题的真正原因以及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道路构成现代环境论的三大要素。道家天人之学的建立,正是源于老庄首先洞察到人与自然处于对立和矛盾之中。这种将“问题”本身作为反思对象的“问题意识”,对于现代环境论的建构无疑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道家在天人合一思维模式下倡导的道法自然、人道法天、任其自然、法天贵真这一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原则,在最深层意义上给人类提供了一条解决环境问题的有效方法与道路。道家天人之学和现代环境论所呼唤的人的存在方式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应当共同成为人类追求的终极关怀和终极目标。     

以旧体诗词试炼大众传媒——吕碧城诗词的现代传播

19世纪末20世纪初,报纸期刊等大众传媒的兴起改变了传统文学发展的轨迹,女性文学也不例外.此一时期,吕碧城特殊的生命际遇与创作经验成为了考察20世纪女性文学从闺阁书写到现代传播的典型个案.在五四女作家崛起的十年前,吕碧城已凭借新兴的传播工具,冲破闺阁书写的创作困境,建立现代传播意识.从1904年任职《大公报》时期开始,吕碧城的文学创作凸显出现代传播背景下,文学传播方式的现代转换、女性传播意识的现代建立以及文学生产方式的现代性三个重要特征.     

技术与文化关系颠倒的历程与根源

技术与文化的关系并非一成不变。海德格尔和埃吕尔指出了现代技术与传统技术的本质区别,揭示了技术与文化关系的历史性转变。波斯曼和芒福德具体分析了技术与文化关系的转变是如何形成的。斯蒂格勒对人与技术关系的考察,从根本上揭示了技术具有的文化重构力量,回答了技术与文化关系的变迁何以可能。认识技术与文化关系的现代转变及其力量根源,对技术哲学、技术人类学及文化研究无疑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广为人知却罕为人解的列斐伏尔

列斐伏尔作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是举世公认的日常生活批判哲学大师,也是西方后现代理论的"空间化转向"的有力推动者。但迄今为止对他的思想研究仍然处于"广为人知"却"罕为人解"的状况。20世纪80年代之前,列斐伏尔的影响基本局限于法国与德国等欧陆国家,且主要集中在其对日常生活批判哲学研究上,此后,他的影响陷入低潮,几乎无人问津。但是,从列斐伏尔去世后的20世纪90年代开始,其思想的学术影响在英语世界与日俱增,主要是作为一位后现代的社会理论家、人文地理学家、空间理论家乃至于节奏分析哲学家而被接受、关注与运用。列斐伏尔思想命运的激剧起伏,其思想形象与定位的几番改变,一方面反映了左派社会批判哲学理论在西方的艰难曲折处境,另一方面也显示出关注现代社会生活与现实历史活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巨大生命力。     

兰登·温纳技术哲学思想的解读——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决定论的桥梁

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是美国当代著名的政治理论家和技术哲学家,以其震撼学术界的开山著作<自主的技术>成为技术哲学领域的先锋人物.目前普遍将其归为弱技术决定论者.但是本文认为将温纳简单归为弱技术决定论者未必合适.文章探讨了温纳与技术自主论、社会建构论以及技术的社会形成论,认为温纳是技术自主论与技术的社会形成论之间的桥梁,贯穿了两种理论特质,并就温纳的技术哲学思想做了解读.     

技术的哲学根基及其历史演变

技术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社会的生活,甚至改变了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人类社会形态的嬗变,也显著地促使技术的作用发生转变.事实上,人们一直都在反思技术的哲学根基问题.本文基于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深入剖析了技术之基的演变历程,即技术的朴素整体论、构成系统论、新批判理论和生成总体论之间的演变,辨析了技术的主体与客体之间内在关系,探讨了技术在自在状态、自为状态和自在自为状态的转变,最终揭示了技术的本质是一种实践性的知识体系.     

技术批判与文化重建

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在深刻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的同时,也日益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进而影响人的文化生活.现代技术日益成为文化发展的助推器和文化传播的加速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人文精神的缺失、大众文化的泛滥以及虚拟文化的流行,成为影响当代中国文化多元化的重要因素.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中,如何有效应对技术理性对中国文化的冲击,是需要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     

人与自然的生存论关联——环境意识确立的基点

环境意识乃当代人类生存观念的重大变化 ,本质上是生存论意识。自然环境是人生存的内在要素。环境具体承载着由人与自然所构成的开放性的生存统一体。通过反省技术理性的状况 ,重思伦理学的本体论原旨 ,自然的生存论本体论意蕴得以揭示出来。应当通过对人的感性活动的肯定以及当代人的生存实践活动的自身批判 ,赋予人与自然以主体间性。人与自然的生存论统一是通过社会化的人的历史性生成所实现的。     

技术社会建构论的批判与论争

技术社会建构论是技术哲学的前沿思想,温纳在肯定其价值的同时,对其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温纳的批判引起了学者们对技术社会建构论中相关问题的论争。通过批判和论争,将加深人们对技术社会建构论的认识,推动技术社会建构论的发展。     

《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的解读

毛泽东《关于人的基本特性及其他》一文阐明了人性和人的本质,人性的先天性和后天性,是非论与善恶论等问题,是一篇关于人学思想的重要著作。但它同时也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和绝对化的倾向,在实践方面产生了负面影响,我们必须认真加以辨析。     

文化论与制度论的统一——论韦伯学说的思想主题

韦伯著述可分为"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和"制度论与社会学"两大系列,包括文化论和制度论两大部类内容.文化论侧重于研究思想、观念、精神因素在现代性生成过程与现代社会生活中发挥的作用,制度论强调制约现代社会生活的制度因素.文化论和制度论彰显的是现代性的不同问题方面,其本意是强调各种因素在现代性的起源和现代社会生活中同等重要,不可因承认一者而否定另一者,也不存在高下优劣之分.无论是文化论还是制度论的考察,都贯穿着合理化这一思想主线,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构成韦伯对现代社会进行研究的基本架构.     

试论语言的社会价值

在现代社会里,语言对人类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指称、描述、表达、交流等作用,语言在人的生活中获得了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本文分析了语言的作为工具的价值、作为客体的价值,并且指出语言改变了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改变了人的存在方式.     

环境互动论——一种基于人行为的路径选择

人的发展和成熟,从来都是在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中完成的。人自身的内部心理环境构成了人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基础,而人适应环境的过程即是基于外部环境变迁造成的被动选择。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后欧洲民众的表现,到世界范围内新兴经济体面临的"通胀压力",其实质上已经超越了单边环境互动的过程。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路径选择,危机中人的行为适应性,以及危机后人的行为选择性,成为环境变迁中必须持续关注的问题。     

论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发展

人的全面发展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江泽民对社会主义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精辟而深刻的论述,继承、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形成了一个科学完整的思想体系.江泽民对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发展主要集中体现在十个方面:人的全面发展本质论、人的全面发展标准论、人的全面发展过程论、人的全面发展动力论、人的全面发展基础论、人的全面发展内涵论、人的全面发展途径论、人的全面发展主体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论、人的全面发展战略论.     

意志论: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意志问题既是永恒的人性问题,也是永恒的哲学问题.从当代哲学的语境看,近代知识论意志论及现代唯意志论、现象学意志论等虽都不无意义,但对人的意志的理解最终都带有"抽象性".马克思创立的实践意志论实现了对旧意志论的合理超越,它是当代意志论不可超越的视界.重建意志论,特别是系统阐发并推进实践意志论,既是当代意志哲学研究的合理思路,也是当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社会主义"早产论"批判

社会主义"早产论"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就早已有之.苏东剧变后,一些人重新将其搬上台面.本文通过分析20世纪社会主义在落后国家成为现实的历史必然性,对之进行驳斥批判.     

民国时期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环境意识及其成因分析

经济史研究天然与环境史研究有密切联系。民国时期中国的经济史研究中已具有鲜明的环境意识了。他们探究了早期人类社会经济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幼年时期生产能力低下,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环境的赐予。即使进入文明程度较高的农业社会乃至工业社会,人类社会依然会受到特定地理环境的制约。然人类并非单纯被动的适应自然,通过发明工具和技术进步,人类实现了与环境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甚至改变了环境的面貌。这种改变一方面满足了人类生存的需要,另一方面又带来了环境污染问题。对此,不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史学者还是持温和态度的学者都注意到了,还有学者注意到了19世纪以后西方国家应对环境问题的努力,体现了人和环境和谐相处的意识。经济史研究中环境意识的形成,一方面与中国史学重视地理环境的传统有关,另一方面则与西方经济地理学和西方经济史等外国学术的传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