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

被追诉人的权利不管是在刑事诉讼立法还是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都是关系中国法治建设进程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不仅象征着我国的民主和文明程度,也关系着我国的人权保障事业能否顺利进行,能否与世界接轨,获得国际认同.从我国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很多与国际性文件和其他国家法律文件与实践相差甚远的地方.通过对比国际上公认的法律文件,从保障被追诉人的权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方面分析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得出我国进行立法与司法改革十分必要,并提出改革建议.     

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

在权利与权力冲突激烈的刑事诉讼场域,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实行权利告知,是司法民主和正义的底线.只有间接而没有直接的法律明文权利告知规定,是我国立法关于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设定之最大不足.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是程序正义和"人性恶"预设等理论以及财产权保障的必然要求.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是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之必然路径.     

司法人工智能运用背景下的被追诉人权利保障问题

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技术的运用,给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带来了影响,主要体现在导致对被追诉人的刑事追诉活动时间提前、追诉强度增加、控辩力量失衡和被追诉人参与失效等几个方面。按照权利与权力平衡的基本思路,我们可以从限权和增权两个角度协调司法人工智能运用与被追诉人权利保障的关系。从限权的视角出发,应以比例原则限制对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强化刑事诉讼的等边三角形结构,并对作为人工智能基本要素的数据和算法进行适度公开。从增权的角度出发,应赋予并保障被追诉人知情的权利、反对的权利和获得专业帮助的权利,从而使其有足够能力应对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工智能的运用。     

我国审辩关系改革的途径选择

审辩关系改革是我国全面深化司法制度改革的重要环节。刑事辩护作为程序性制度可以实现被追诉人的权利与司法权力的对等,具有信息沟通和权力制约等功能,维护被追诉人的实体性权利,其中辩护律师更是制约司法权力的政治制度设置。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审辩关系存在着制度设计的失重、辩护权的虚化和辩护律师的抗争及其职业弊病等问题,必须搭建审辩互动平台、重建刑事司法诉讼构造、明确辩护权的公权利属性和完善辩护律师的执业制度。     

谈刑事诉讼中司法精神病鉴定的审查判断

随着一些热点案件的频发,司法精神病鉴定问题逐渐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这一问题关系到被追诉人的切身利益,也考验着公安司法人员理解、运用法律的实际能力。然而,目前的现实却是,无论从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我国对于司法精神病的审查判断问题还略显稚嫩,需要加以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以实现对被追诉人权利的保障。     

辩护律师申请调查权的完善

申请调查权是律师的固有权利,能实现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正义。我国刑诉法对这一权利的规定存在很多漏洞和缺乏制度保障,使得被追诉方的这一权利在司法实践中基本上没有得到落实,有必要在立法上从适用阶段、主体、程序、救济等方面进行完善,在相关制度上进行司法改革以其使这一权利落到实效。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的撤回权和上诉权研究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核心要义是以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换取从宽处罚的待遇,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为了保障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需要赋予其撤回权和上诉权,但这同时可能会滋生权利滥用,并影响认罪认罚制度实施的效果。在我国认罪认罚从宽处罚试点工作中,各地法院尚未很好地处理这对矛盾。为此,一方面需要以立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明确赋予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撤回权和上诉权,另一方面需要从权利的行使主体、行使条件、时间限制和法律后果等方面设计一套完善的程序规则,确保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能够发挥实效。     

审查起诉阶段应赋予犯罪嫌疑人阅卷权

阅卷权是辩护权的一个重要表现形式和组成部分,其对于有效辩护和维护被追诉人合法权益都具有重要意义.对于被追诉人是否有阅卷权这一问题,现行立法上并无规定,理论上也仍存争议.有观点认为,阅卷权是辩护人享有的权利,而在司法实践中被追诉人的阅卷权也普遍缺失.审查起诉阶段有着不同于侦查阶段的特点和任务,在此阶段,法律应当赋予犯罪嫌疑人阅卷权及相应的救济途径,使其通过对该权利的行使更有效地进行自我辩护,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外,为了实现追诉犯罪和保障被追诉人权利两者的平衡,有必要对犯罪嫌疑人的阅卷权进行必要的限制.     

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价值维度与实现路径

刑事被追诉人人权保障问题是刑事司法体系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被追诉人人权保障不仅彰显法治精神,而且还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哲学基础和刑事诉讼程序公正理念。当前,随着我国法治化进程的加快,转变传统观念,增强被追诉人人权保障意识;完善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相关立法,并使之落到实处;确保司法实践中刑事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平衡各方利益诉求等是实现被追诉人人权保障的有效路径。     

刑事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完善——以对财产的强制处分为视角

分析了我国强制处分被追诉人财产的权利告知制度的立法不足,认为只有间接而无直接的权利告知,是该制度设定的最大不足;指出程序正义和诉讼主体等理论是完善被追诉人权利告知制度的必然要求,并从明确规定告知内容、告知时间、告知方式、不告知的法律后果以及对告知权之救济等方面,提出了相关的举措建议。     

论我国40年来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

历经40年发展,我国的刑事司法取得重大进步,最重要的是刑事诉讼立法的进步,关键是不同时期立法价值追求的与时俱进和伴随时离时合的实践。1979年起我国刑事司法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追求裹挟于打击犯罪之中的真实再现,注重实体公正。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程序公正开始制度化,但实践效果不理想。2012年《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1996年程序公正制度化的再推进,是在人权保障层面上的新展开,但办案人员在某些个案中基于法外利益考虑而置程序公正于不顾的做法仍在延续。2018年《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有对程序公正和人权保障的促进,也有对反腐败法治化的呼应。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刑事司法的价值追求在既往基础上继续拓展,最终要以人民为中心彰显司法的公信力,在立法推进、司法能动、当事人参与和民众关注下,要把人权保障、程序公正与实体公正整合到中国人对刑事司法的信任与司法权威的自觉彰显之中。     

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及制度构想

以典型案例作引子,阐明了公司司法解散的理由.针对我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现状与司法实践,提出了确立我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立法构想.     

公诉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我国刑事诉讼法对举证责任的规定很简略,理论上也少有针对性的探究,司法实践中标准不明,随意性大。文章根据我国的立法规定和司法解释,结合外国立法和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理,探讨公诉案件审判程序中举证责任的具体分配问题,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从醉酒犯罪论我国原因自由行为之立法

通说认为,中国大陆刑法对原因自由行为理论仅在刑法第18条第4款上涉及。立法上,该条款不分情况的“一刀切”模式不符合法理和情理。立法的不完善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出现错误的处理思路,司法实务人员倾向于直接引用该条款追究行为人的完全刑事责任。以醉酒犯罪为切入口来探讨原因自由行为,重点针对司法实践中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借鉴域外关于自陷行为之立法例,探讨我国立法之困境,对其进行反思与完善,得出既适用于一般又考虑个别的“总则加分则”的立法模式。     

中国刑事和解价值之辩

中国刑事和解制度是在对传统对抗式刑事诉讼模式进行反思和改革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它具备完善现有诉讼程序、丰富刑罚处理模式的法律价值,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社会公正价值,提高诉讼、司法效率节约社会资源的效率价值,但也有减弱刑罚预防功能,与现行罪刑相适应、无罪推定及证据制度不相融合的实施瑕疵。如何在立法和司法实践中明确其实施的范围、标准和方法,应成为目前中国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调解立法理念之转换:从国家本位到权利本位

中国针对调解的司法政策受制于民事诉讼的功能预设和现实状况,每每作出重大调整。政策多变的背后是国家本位立法理念的深刻影响,调解制度沦为实现国家司法功能的工具,丧失了独立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基础,跌宕起伏在所难免。在未来的调解立法与实践中,应实现立法理念从国家本位到权利本位的转换,在保障当事人诉权、实体处分权和程序选择权的基础上,使用利益调控之手段,合理控制案源以利于诉讼功能之实现,使诉讼制度与调解制度相得益彰。惟有在权利本位的立法理念下,调解制度才能奠定平稳发展之坚实基础。     

关于我国刑法司法解释主体及越权解释的探讨

刑法司法解释是我国司法机关就刑法规范的适用问题所作的阐明,在刑事司法活动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在不少司法实践中,尚存在违背立法意图、超越立法权的越权解释现象,对此进行分析讨论,充分肯定其作用,并提出对解释主体进行必要的制度限制和体现罪刑法定原则的基本精神,以解决其超越立法权和越权解释的问题。     

家庭暴力立法研究

家庭暴力是发生在家庭成员间的一种违反法律与善良风俗的暴力行为,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社会问题。在许多国家,防止家庭暴力的法律改革已经展开。在我国,解决家庭暴力的相关政策仅仅是一种高层次的伦理规范,而不是法律规范。家庭暴力纠纷案件的增多对现行法律体系提出了挑战。制定一部统一的反家庭暴力法,是促进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进而实现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时代使命;基于此,法院内部也应设立一个专门的解决家庭暴力纠纷的家事法庭,并构架起此领域的公正审判权,从而树立起司法权威,这是实现司法公正与正义的必然选择。家庭暴力立法与司法制度的发展,对法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制度价值。     

论我国司法鉴定统一立法的必要性

目前我国的司法鉴定立法为司法鉴定实践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但是由于所规定过于简单、笼统,缺乏系统性而不能适应司法鉴定实践的需要,影响了司法鉴定应有的作用.本文分析了我国司法鉴定制度的现存弊端,阐述了我国司法鉴定统一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我国网络立法的发展、特点与政策建议

完善的网络立法是保障网络的正常有序运行与维护网民正当权利的前提。从1994年国务院颁布第一部网络法规至今,我国网络立法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已经基本上覆盖了各个领域。但与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司法实践的实际要求相比,我国网络立法仍存在着立法层次低、法律法规相冲突等诸多问题,完善网络立法势在必行。为此,文章通过对现阶段我国网络立法发展状况的总结,分析了其内在特点和立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了进一步完善网络立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