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普林小说与“五四”抒情小说

"五四"时期,在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下,"五四"作家从外国小说里看到了有别于传统的审美品格和崭新的艺术形式,形成了新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基于表现内心真实情感的内在要求,"五四"作家大胆探索,创作了一大批突破传统的抒情小说。库普林小说对"五四"时期中国抒情小说的形成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从自我主体的塑型到叙述形式的探索——从女性意识呈现角度重审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创作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在重铸女性自我形象和叙述形式革新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体现了作者鲜明的女性意识;同时对于女性写作和女性解放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其所存在的不足也给女性写作及女性解放留下了一些遗憾。     

双重边缘化的女性书写——论迟子建的小说创作

对于女作家迟子建,评论家们更多关注的是她讲述“北极村”童话而形成的鲜明的地域文学特征,对于她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却常常视而不见。作为一名出色的女作家,迟子建一直在进行一种女性书写。她不仅用一种远离都市喧嚣的纯净的乡野声音讲述故事,也在用远离男性理性话语的女性声音讲述故事,这种女性书写绝不仅仅是叙事学意义上的女性书写。除了叙事风格带有鲜明的女性色彩外,迟子建一直关注处于边缘的女性亚文化群体,具有鲜明的女性意识。而迟子建的女性意识又同那些具有“仇男情节”的女性作家不同,她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已经超越了男女之间的性别战争,放眼到人类的整体生存上。迟子建的小说告诉我们,生命永远是缺失的,在坎坷的生活中,与女性对立的绝不是男性,而是生存本身。     

性别叙事/女性言说 --论丁玲早期女性小说创作

丁玲早期的女性小说创作,无论是描写女性性爱意识的觉醒,还是对男性文化和新式婚恋等的审视,都体现了一种对封建父权文化和传统妇女形象的解构和颠覆,是真正从女性视角,基于女性立场的性别叙事和女性言说.     

女性意识在男权社会背景中抒发——李清照作品的“自我情结”

李清照是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典型人物 ,在古代男性作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中 ,她冲破各种限制 ,表现出女性独特的自我情结。本文以李清照少女生活时期、婚姻生活时期和南渡之后的文学创作为例 ,挖掘女性对自然、人生、理想、国家等独立的见解和从中所表现出的自我情结。     

从新时期女性小说看女性意识的发展

新时期的女性小说的足迹清晰地体现了女性意识的发展变化。80年代初期的女性小说体现出注重女性作为人的价值,倡导人性解放,呼唤人道主义的意识,标志着新时期女性意识的复苏。在80年代中后期的女性小说中,重新认识女性作为女人的自身价值,关注女性生存状况,成为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重要内涵。90年代的女性小说则转向对女人自身的价值的探寻,强调性别的差异与对立,站在女性的立场上反对男性中心主义,抗拒父权制是这一时期女性意识的重心。90年代末期的女性小说,推崇更为彻底的个人趣味和更为极端的自恋、自虐意识,表现出精神本质的虚无,又体现了女性意识的衰微。     

论残雪小说的女性叙事

残雪在其小说中站在女性之立场,运用独特的叙事话语,打破传统男性的叙事模式,从而解构了男性高大、威猛之形象,肯定了女性意识。而残雪义无反顾地摧毁传统的女性形象,则可视为对男权意识的曲折反叛和对女性意识的巧妙张扬。     

论池莉小说的女性意识

池莉初登文坛就被誉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这使人们对她的小说形成了一种误读,忽略了女性意识在其作品中自然的潜性的显现。其实,女性意识一开始就蕴含于池莉的作品之中,从母性意识的展示与体现到爱情婚姻情感意识的定位,从与男性抗衡的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到消解两性激烈的对立,其女性意识经历了由隐到显、由粗到细、由疏到密,逐渐成熟和完善的过程。     

政治话语和女性话语的交锋——论丁玲的女性创作立场

丁玲以鲜明的政治意识打破了20世纪以来女性写作的情绪框架,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在她的创作过程中,政治立场和阶级立场相融相生。而丁玲的政治参与热情,被斥责为女性立场的缺失,更被归结为"男性气质"的体现,背离了女权主义者所坚守的女性在包括政治领域内的与男性的全面平等的原初概念。丁玲以她的政治地位为女性写作取得了"双声话语权"。     

“五四”运动与民族主义的觉醒

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以民族主义救中国的呼声骤然而起,在“五四”运动前后,民族主义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并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从而掀起了全国民族主义意识的大觉醒。这次民族主义的思潮无论是人员参与方面还是它的影响程度都是空前的,这也标志着中国近代社会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倪焕之》与五四青年的情感教育

《倪焕之》是五四新文学的重要收获之一。小说立足于大时代的社会动荡 ,聚焦于五四之后新青年的情感教育问题 ,在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倪焕之的希望与失望、昂奋与幻灭 ,是五四之后一代新青年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族主义关联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倾向是复杂的,它以个人为本位,同时又带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色彩,但仍然与民族主义发生了深刻的关联。从兴起的原因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是民族危机的产物;从发展的结果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引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民族主义的高涨;从运动的特点来看,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人为本位,并具有一定的世界主义（人类主义）倾向,但它所推崇的＂个人＂和＂自我＂,绝对不是执著于一己痛痒的＂个人＂和＂自我＂,它所关注的＂世界＂和＂人类＂,也绝对不是完全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世界＂和＂人类＂。     

个人时间的发现与五四文学

现代意义的个性意识只有到五四时期才产生,其根本的标志即是个人时间感的产生。个人时间的发现影响着五四作家作品。但是由于社会环境和人文传统的差别,这种影响又明显不同于欧洲的文艺复兴。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示和思路作一番认真的考察十分必要,通过正确解读“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从传统性与现代性的关系反思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可以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五四”精神的实质和内涵。并且从中探讨“五四”运动带给人们的当代意义。     

多重的复调:五四的特异性与多歧性

从五四的下限北伐开始,五四认知渐趋定型。然而关于五四形象的历史协商,仍在进行之中。自成一体、自具其相的五四,可以说是自足的。而在整体的五四之中,又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个体。把五四放在历史脉络中,更容易把握其时代性,了解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表现的更多是延续还是突破。同时,自具体相的五四又显出与整个近代大趋势不同的特异性。这种双重的时代特性增强了认识五四的难度,却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即正视五四那多元复杂而激情洋溢的时代特色,充分认识五四外在的整体特异性和内在的多歧个性,注意观空与观时的互动。述史如史,复调的五四需要复调的研究。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学现代转型

儒学在历史上曾经享有独尊的地位。“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孔”的实质是反对孔子的偶像地位以及定儒教为一尊的形式,而不是反对孔子及其全部思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些新文化知识分子从不同角度将儒学纳入现代化学科体系如伦理学、哲学、历史学等进行研究。它实现了孔子的真正平民化,恢复了孔子在历史上的诸子学地位,而且还在学术研究方面确立了一种新范式,为以后客观、公允地评价和认识孔子及其思想创造了条件并直接导致了儒学的现代化转型。     

“五四”精神的内在本质和现代传承

“五四”精神由两个层面的内容构成。第一层面是“五四”精神的内在本质,主要由“五四”精神的核心点与精髓构成;第二层面是“五四”精神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包括不怕困难顽强斗争的精神、改革创新的精神、与为民精神等。在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新的历史时期,应结合时代的变化,从“五四”精神的上述两个方面入手．切实发扬传承好这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晨报》附刊与"五四"新文学运动

本文主要考察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与《晨报》附刊———五四时期著名的一份报纸副刊———之间的互动关系,借此阐明20世纪20年代特殊的文学生存空间,那就是: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     

“五四”运动时期民主与科学的扬弃及其爱国主义精神

“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民族复兴的起点。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民主和科学”的口号在“五四”运动中进一步扬弃。“五四”运动体现了鲜明的爱国主义精神,是一面光辉的旗帜。“五四”运动开创的现代中国青年爱国主义传统应得到进一步传承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