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行政核心价值取向分析

公共行政价值是行政人员对某种价值对象的认同和信奉,是公共行政活动的动力源泉和理性后盾.应该从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分析当前我国公共行政核心价值取向的生态环境,借鉴西方的优秀成果,汲取中国传统公共行政价值--"为人民服务"的精华,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包括公平、效率、责任和创新在内的公共行政核心价值体系.     

公共行政学发展过程中价值理性的让位与回归

公共行政学的公共性决定了它应以价值理性为其主导与宗旨。在公共行政学学科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即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新公共行政学时期、新公共管理时期及新公共服务时期,价值理性由公共行政学产生之前和产生之初的占主导地位、发展到在传统公共行政学时期和新公共管理时期的让位于工具理性、最后在新公共服务时期得到了回归。新公共服务理论对于我国的服务型政府理论与实践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行政规范理论的勃兴及其启示──当代西方新公共行政学评析

新公共行政学是以探讨公共行政规范理论为核心，强调以社会公平为公共行政的价值基础，积极倡导行政与政治的关联性，高度重视行政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伦理使命，并以行政生态学的广阔视角去审视动态、开放的组织运作过程。新公共行政学的上述特征不仅凸现出西方公共行政理论的最新发展趋势，而且对于我国建立和完善有中国特色的行政学学科体系，指导和推进行政改革也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机构改革的公共社会价值

政府与社会关系问题在社会转型时期必须进行深层研究。本文从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新视角着手,全面剖析了我国建立公共行政体制的优势条件和必然发生性,分析了政府机构改革的公共社会价值,井指出公共行政价值和社会转型的内在联系,试图为政府制定行政体制改革的长远目标打开新思路。     

当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及未来进路

当今时代,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主要表现为失去了追求公共价值与美德的意愿和能力,从而陷入德性困境的泥淖。从公共行政的发展历史来看,西方公共行政的德性困境源于价值和经验的二元纠缠。而西方公共行政的现实困境正是这一二元纠缠的产物,无论是民主制行政还是官僚制行政都没有摆脱西方政治思想中由来已久的二元对立传统。西方公共行政要以追寻公共价值为目的,并真正地提高公民参与,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为解决西方公共行政的困境找到可能的未来进路。     

科学与价值：公共行政的双螺旋结构

古典公共行政理论与实践把行政看作是执行政策的工具,因而行政与价值无涉。实际上,公共行政具有二重性,即价值性与科学性。启蒙运动以来的科学理性在公共行政领域表现为追求行政的科学化,遵循客观化原则。作为社会公器,公共行政又具有价值性的一面,价值是公共行政的灵魂。公共行政的二重性存在内在地要求二者的统一,这种统一应当是科学统一于价值。     

关于公共行政伦理的思考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说为起点、以官僚制为主要理论模式的传统公共行政过分强调行政的事务性、技术性和价值中立原则。这是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效率所在,也正是其缺陷所在。因为公共行政不仅是理性管理的领域,而且是价值追求的领域。为了克服官僚制的缺陷、纠正现代社会广泛存在的伦理失范现象,其根本方法是把价值因素及实质理性引入官僚制,进行公共行政的伦理建设,实现人类社会公共行政的伦理化和道德化。     

公共行政转型:破解民生难题的路径解析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内源于行政价值与公共价值的契合度,这种价值的趋同程度规范并影响着公共行政的基本目标和主导方向,对于塑造行政人的"公共人格",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人类在公共行政现代化的求索过程中,曾一度陷入单纯工具理性的泥淖,无力担负起公共行政捍卫民主政治价值的责任.强化公共精神,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是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和必然趋势.公共精神是现代公共行政的伦理价值基础,关照民生乃现代政府的治国理念,现代公共行政须突出和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作为政府的基本职能.而破解民生难题的路径便在于公共行政转型,建立和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民主与效率并行不悖：论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

我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价值取向应该是民主原则和效率原则 ,且两者是并行不悖的。应推广服务承诺制度和政务公开制度 ,树立公共行政为公众服务的宗旨 ;按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原则 ,重新定位政府职能 ,建立激励行政高效运转的机制 ,加强行政监督 ,提高我国行政效率     

论行政责任

责任行政是我国公共行政改革追求的一项重要价值。为此,我们应从行政责任体系的涵义和内容、公共行政实践中行政责任的缺位及其原因、行政责任培育的途径等三个方面对行政责任问题深入认识。     

西方公共行政的价值演变分析--兼谈对中国行政改革的启示

回顾西方行政理论百余年的发展历史,公共行政价值呈现出从效率到公平,再到效率的回归历程.本文对西方公共行政价值演变作以述评,以期对我国行政改革有所裨益.     

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本文考察了西方公共行政价值取向的历史演变 ,分析了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效率至上”的行政价值观 ,新公共行政学以“社会公平”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 ,以及新公共管理以“企业化”、“市场化”和公共服务“质量”为核心的行政价值观的利弊得失 ,以期把握西方公共行政和公共行政学的发展规律和走向     

以人为本的公共行政及其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政府提出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反映了现代社会公共行政的本质属性,是对政府价值的伸张和倡扬。以人为本的公共行政有着极其丰富的内涵和多重价值向度,值得人们深入挖掘。在现实的公共行政实践中,中国政府贯彻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人为本的施政理念作为指导公共行政实践的核心价值,将对公共行政的理论和实践发生深远影响。     

新公共服务理论视角下的公共行政伦理价值

作为在对新公共管理理论批判和反思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充分融合了民主公民权理论、社区与公民社会理论、组织人本主义和新公共行政以及后现代公共行政的基本主张,提出了公共行政的七大理念服务于公民,而不是服务于顾客;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胜过重视企业家精神;思考要具有战略性,行动要具有民主性;承认责任并不简单;服务,而不是掌舵;重视人,而不只是重视生产率.新公共服务理论提倡促进公共服务的尊严和价值,将民主、公民权和公共利益的价值观重新肯定为公共行政的卓越价值观,体 .矗现了现代公共行政所强调的以服务和公平为核心的"责任中心主义"道德价值.     

公共行政伦理研究的特殊意蕴探析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美国公共行政理论中的管理主义与宪政主义——价值回溯、体制追踪与轨迹探寻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和谐社会与公共行政伦理价值的制度诉求

现代公共行政要求公共行政主体通过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调节和弥补市场机制维护社会公正与公平等基本伦理价值的不足,所以公共行政制度设计和公共行政行为要合伦理化。通过建立和完善合伦理性的公共行政服务体系,建立公共行政伦理的考核评价制度,构建有效的伦理激励机制和公共行政伦理的监督机制,这样才能建立一个代表民意、高效、公正的政府,才能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当代中国公共行政的伦理语境——大部制背景下的行政改革

公共行政中的伦理价值,已得到国内外的有识之士的认同,但由于新公共管理运动对"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引入企业管理的技术和方法"的偏爱,并在西方的"政府再造"中得到印证,当代的公共行政理论研究中多半存在回避或者忽略之前新公共行政运动对"社会公平"关注所取得的成效,大有重新回到韦伯重"事实判断"(亦即"形式理性")之老路上去之趋势.面对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所提出的新问题,在公共行政伦理的理论研究中,需要重新审视"价值理性"的合理性、行政伦理视角的合法性和"行政"与"伦理"结合的价值性等诸重要问题,以便使我们对西方的"政府再造"运动、新公共行政运动和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来自实践和理论层面的问题,有一个客观、全面和深刻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对我国行政改革实践和理论层面的认识.     

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要求及其调适

在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中 ,韦伯选择了工具理性建构了官僚制理论的框架 ,随着世界的“解魅” ,以工具理性主导的官僚制成为现代社会的内在特征 ,从而形成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数字化特征 :抽象还原、定量计算、准确预测和有效控制。然而社会的理性化带来了现代性的价值荒芜 ,哈贝马斯特别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从不同方面对现代公共行政数字化要求特征进行调适 ,去实现公共行政的价值回归。     

钟摆效应?抑或融合效应?——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价值变迁

从新公共管理到新公共服务的范武转变实质上是管理主义价值到宪政主义价值的变迁.一方面,从哲学基础和主导价值来看,两大范武存在着从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的钟摆式效应,从效率、经济、效能为主导的管理主义价值到以公平、公正、民主为主导的宪政主义价值的钟摆武效应;另一方面,从二元价值的交叉与整合来看,两大范武又存在着融合式效应.公共行政既是管理问题,又是宪政问题,只有把两种认知结合起来,才能理解公共行政,进而有效地解决公共行政的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