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南金钱会起义遗址与文物

今年8月2日为浙南金钱会起义130周年。1861年8月,金钱会在赵起领导下响应太平天国起义。次年2月起义失败,余部与进入浙南的太平军并肩作战。图一为金钱会起义遗址平阳钱仓龙虎岩,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二“义记金钱”,为金钱会的信钱。图三为金钱会起义的支持者、太平天国通天福白承恩墓和天福亭,     

太平天国时期浙南金钱会起义

太平天国革命时期,在浙江平阳爆发了金钱会起义。金钱会属天地会流派,清咸丰初年开始秘密活动。从咸丰八年(1858年)正式成立到同治三年(1864)余部红布会失败止,共历七年之久,会众发展到十多万人,有组织的起义军也达万人以上,势力席卷浙南和闽东地区,是近代浙闽边区一次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太平军经略浙江述评

浙江是太平天国后期重要根据地。太平军在浙江,进行了英勇的反封建反侵略斗争,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卓有成就。太平军和会党起义的足迹遍及全省各地,影响深远。在纪念太平军经略浙江130周年之际,笔者作此述评.请同志们指正。太平军经略浙江,开辟浙江根据地是在1861年。但在这之前,太平军曾数次用兵浙江。太平军第一次用兵浙江是在1855年。当时,太平天国西征军大败湘军于江西湖口、九江,并乘胜西上,第三次占领武昌,军威大振。活动在江西东部的西征军范汝杰部于5月14日从玉山进入常山,占领七都球川,15日经黄冈、璞山,进占开化华埠,18日退出,转进江西德兴。这次范汝杰部入浙,仅六天时间,虽只是扫荡浙赣边境上的反革命力量而已,但对浙江统治者打击却相当大。当时,常山“阖邑惶惧,浙东各郡县旦夕惊”,清浙江巡抚何桂清急忙派衙州镇总兵富勒兴阿率兵抵抗,又向江南大营向荣、闽浙总督王懿德等求援,显得十分惊惶。太平军第二次用兵浙江是在1858年。这是翼王石达开离开天京远征来到浙江。1858年4月15日,石达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江西信丰的围城与守城——以吴秉衡《信丰守城记事略》为中心的讨论

自咸丰六年(1856)至同治三年(1864),信丰县城及县境经受了与太平军的多次战争,县城几番被围,最长的一次达二百二十余日。由于南赣官府、周边州县以及湘军的支援,另外署理知县吴秉衡的坚守,信丰县城得以保完。署理信丰知县吴秉衡的《信丰守城记事略》记载了太平军、匪寇围城的经过,该文献为认识咸、同时期江西地方史的重要史料,至今尚未得到学界的分析与解读。本文以《信丰守城记事略》等史料为主,讨论了太平军、匪寇的攻城策略,官府的应对措施以及信丰城乡战时的社会秩序等问题。     

宁波双刀会起义

一八五三年,太平军打下南京后不久,宁波爆发双刀会起义。对于这次起义,除个别论著略有提及外,还未引起史学界的应有重视。诚然,宁波双刀会起义的规模和影响,没有如上海小刀会那样来得深广,但它毕竟是太平天国时期江、浙地区的一次重要的人民起义。双刀会是劳动人民为主体的秘密革命组织,属于天地会的支派,出现于清乾隆年间,它的发源地是在福建的漳浦县。后来到一八四九年至一八五○年间,由福建的归国华侨陈正成“起意改立”小刀会。有人称它为小刀会的第二代,活动的地点在福建的厦门一带。在福建,小刀会也称双刀会。福建小刀会“改立”后不久,随着海上交通的日趋频繁,逐渐由福建传布到上海、宁波,在宁波以“双刀会”名义秘密进行活     

上海小刀会与宁波双刀会

1853年9月,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下,上海小刀会举行武装起义,杀死知县,活捉道台,占领县城,消息传开,浙江宁波双刀会积极准备响应。上海小刀会与宁波双刀会关系密切。自闽南小刀会由福建人传至上海后,停留在沪的大批失业或面临失业威胁的航运水手、特别是福建的水手,纷纷加入。1853年5月下旬至7月间,由于受到太平军攻占南京和闽南小刀会夺取厦门等地的形势的推动,这个组织便同沪上如天地会以及宁波帮等其他不同会党帮派,组成一个统一的秘密团体上海小刀会。在闽南小刀会传往上海的同时,这个组织也在宁波一带的劳苦人民中建立和发展起来。因为小刀会也称“双刀会”,宁波这个秘密团体便名为“双刀会”。它以鄞县(治今宁波市)     

清政府在太平天国苏浙地区的颠覆活动

太平天国庚申十年(咸丰十年),太平军彻底摧毁了包围天京多年的清军江南大营。乘胜前进,顺利地攻取了常州、苏州等地,进而占领嘉兴。辛酉十一年(咸丰十一年),太平军又长驱入浙,攻取金华、杭州、绍兴、宁波等地。清两江总督何桂清,江苏巡抚薛焕,署江苏布政使吴煦,江苏按察使杨云松等,纷纷被迫逃避于上海一隅之地。这些地方大僚顿时感到如天倾地塌,从此大事去矣。但是,当他们稍形镇定之后,就又不和太平天国善罢干休了。他们紧急策划,再事蠢动,一方面积极鼓动“中外会防”,企图借助外国侵略者的武力打回苏州,攻打南京,达到完全消灭太平天国的罪恶目的;另一方面,也在上海设立专门机构,组织太平天国辖区的武装叛乱,企图与清军里应外合,同样也可以彻底颠覆太平天国政权,同样也可以     

太平军与宁波港

1861年12月9日,太平军攻占了宁波港,至1862年5月10日撤出,在短暂的五个月中,太平军在宁波安民建政,均有设施。尽管有关史料不多,但如果加以认真研究,对于我们考察太平天国的内外政策,将会得到一些新的认识。一1861年底,忠王李秀成、侍王李世贤合军东下,进兵浙江,旨在“占尽富庶之要区,广收官军之降卒”,以便支持安徽失守后的太平天国残局。对此,史学界至今并无异议。然而,很少有人说明为什么太平军进兵浙江时,不顾其它,只对宁波采取大包围之势,黄呈忠,范汝增所率大军将宁波港作为主要攻击目标。本来,宁波位处浙江边隅,军事价值不大,从经济地位(主要指对外贸易)来说,也不能与上海相提并论。那末,太平军为何倾力夺取宁波呢?     

浙江黄岩王维庙考辨

王维庙在浙江黄岩存在了一千一百多年 ,鲜为学界所知。考辨王维庙出现的情况 ,并探讨其长期存在的原因 ,乃知有始出迷信、继入传统“神道设教”轨范和地方政府“因势利导”以“辅治成化”之因 ,以及还有王维本人的“济人”之心、“重情”、文学才华得到人们推重等因素。王维庙对此邦兴文起到过积极作用。王维是否到过浙江 ,学界本存异议。浙江黄岩有王维庙 ,与王维生平行踪无关。     

浙皖起义与同盟会

辛亥革命时期,同盟会和光复会总的看是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的。1907年的浙皖起义,是光复会组织发动的,同盟会同样给以支援和配合。有的同志把浙皖起义说成是光复会“别树一帜”的表现,甚至引用《徐锡麟供》中“我与孙文宗旨不同,他亦不配使我行刺”这句话,以证明徐锡麟和孙中山处于对立状态。我认为这个论断是不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先谈这次起义中同盟会和光复会在浙江方面的合作。浙江是光复会的主要基地,它以大通学堂为领导机关和联络枢纽,在浙江各地建立起比较健全的组织系统。同盟会成立后,不少光复会员加入同盟会,他们先后回浙江开展革命活动。1906年夏,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同盟会员蒋尊簋回浙任第二标标统,开办弁目学堂,吸收该校学生方建章、王纶、张绍良、周承稷、裘绍等入同盟会,在浙江开始建立同盟会组织。同年春,秋瑾以同盟会浙江主盟人的身分回浙活动。她在主持大通学堂之后,更积极发展同盟会员。大通学堂学生朱赞卿加入同盟会时,介绍人姚勇忱(大通学堂教习)对他说:“绍兴方面是黄(怡)校长主盟,浙江方面是秋(瑾)董事主持。”可见,浙皖起义     

石达开进兵浙江述评

石达开进兵浙江之役,历来不为史学界所重视,常被视为一次徒劳无功、无足轻重的军事活动。其实不然,这次战役是很值得探讨的。本文拟略予评述,并辨明一些误传。石达开“赴援江西,进军浙江”不是搞分裂浙江邻近太平天国首都天京,又与太平军控制的安徽、江西相毗连,而且是当时清政府赖以补给军用的主要筹饷基地之一,所以清军对浙江防范严密。清方稳定地控制浙江,作为江南大营巩固的后方,有利于它在天京城下开展军事进攻。这一点,太平军方面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如果说后来有所认识的话,那是从石达开用兵浙江开始的。     

从一处新发现的宋代摩崖看方腊起义中的若干问题

文物工作者近年在浙江省衢州市樟潭乡红星村仙岩洞中,发现一处有关北宋方腊起义的摩崖刻石,全文如下: 京西第四将庄仲修同本将下押队秦寿之自今年二月间部押人马保护广德军杀获方贼收复宁国绩溪县歙州讨荡帮源洞破贼巢了当续蒙宣抚公相钧旨前来衢婺除灭余党经由金仙岩屯泊人马一宵前之衢州时宣和三年六月十二日这处摩崖是宋庄仲修、秦寿之率部镇压起义军之后,前往衢州继续镇压起义军余部途中留下的题刻。下面就摩崖题记中所涉及的历史背景和史实作一初步考察。歙州、绩溪、宁国的攻占及失守(一)歙州方腊起义军建立政权不久,于宣和二年十一月丙寅(二十九日)攻下第一座县城青溪县,于是起义军乘胜前进,在十二月初二攻克睦州,接着挥师西进,于同月十三日(丙戌)又占领了歙州。成为起义军所占据的第二座州城。     

近代温州钱庄

钱庄起源于银钱兑换业务,后来发展为办理存款、贷款和汇兑等业务。它约在明末清初开始出现,是我国封建社会中经营货币信用业务的金融机构;鸦片战争以后,又成为我国近代金融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温州地处瓯江下游,东面濒海,对外交通便利,是浙南货运咽喉和物资集散市场,也是金融、信息中心。钱庄出现之前,温州在“清咸丰同治年间,钱业集团已有组织,对上海关系很密切”。温州自1876年     

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研究综述

我国对重大事项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具有这样一个特点——实践走在理论研究的前面。2004年汉源事件后,四川省遂宁市开始探索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制度,并在2006年率先实施,效果显著。江苏、浙江、山东、辽宁等省相继把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引入维稳工作中。各地因地制宜,积极探索,勇于创新,形成了不同的模式,如四川“遂宁模式”、山东“烟台模式”、浙江“平阳模式”、辽宁“沈阳模式”和江苏“淮安模式”等,在组织领导体制、评估内容和流程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色。在理论研究方面,     

艺术·金钱交汇何方?

艺术与金钱，在艺术品市场中既无法回避，又困扰人心，它由社会“万花筒”折射而成为两个镜像：理想和精神，能随着高雅的艺术情思升入缥渺的天空；现实和物质，却簇拥着丰硕的金钱财富坠落世俗的大地。它们往往使人处于十分尴尬的两难境地。当今的艺术品市场却显得热闹非凡、纷杂无比，俨然成为精神与物质，艺术与金钱进行交易的集贸市场，是各种信念和价值在此登场或串演的大舞台．其绚丽事委的景观绝了逊于当天曾警先生笔下的“大观园”．着实令人叹为观止。全钱导致艺术品价格的坚挺石层吕匍会中，艺术合不易就层一种责该，一抑权出人公…     

《瞿振汉起义事略》考辨

瞿振汉领导的温,台红巾军,是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浙江省第一支与太平军取得直接联系的农民起义军。他们不但提出了“除凶暴,护善良;散有余,补不足”,“洗变夏为夷之耻”这样一些反对封建剥削和民族压迫的口号,而且看到了当时“番酋猖獗”,“纵鲸吞之恶势”的严峻国际形势,提出了“扫江海之烟氛,开通商道”这一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正义呼声。这次起义尽管范围不大,时间不长,但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近代史资料》1963年第一期发表了周起渭先生的《瞿振汉起义事略》一文(以下简称《事略》),……以乐清人谈乐清事,颇引起史学界重视。但据我们掌握的史料(8件清方的档案,164篇各种直接或间接的文字记载,以及对67人的调查访问记录,辑为《瞿振汉起义档案史料汇编》,未刊,以下引用时,简称《档案史料汇编》,或只标出篇名,人名,不再加具体说明)校核,发现其失实之处甚多。1965年我们就写出了这篇《考辨》,观在择要发表,以期辨明史实。其不当之处,请专家,读者指正。     

仙居大“佛”字

仙居大“佛”字,位于距县城五公里远的杨府乡石牛村枕溪山石壁上。字高和宽均为11.2米,总面积为123.2平方米。比曾被列为我国石刻大字之冠的四川省潼南县定明寺的楷书大“佛”字(字高8.5米,宽近6米)要大得多,是全国最大的摩崖石刻“佛”字。大“佛”字刻石技法高超,笔划流畅,字体规正端庄,笔力遒劲饱满,魏体、阴刻、字迹完美,大有“佛法无边”之势,左下方有一行小字为“住持僧息     

《太平军在上海》译名辨误

《北华捷报》(North China Herald)于1850年8月创刊,是上海最早的外文报刊。该报曾刊载关于太平天国起义,特别是太平军在上海附近地区作战的报导。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根据该报有关材料,于1983年编译出版了《太平军在上海——〈北华日报〉选译》一书,为研究太平天国历史提供了许多第一手资料。由于中英文互译在译音方面存在的困难,书中有的地名、人名发生差错。作者通过考证,指出许多地名、人名在互译中的错误,可供了解、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读者参考。     

《王文韶日记》的发现及其史料价值

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我们在浙江杭州市图书馆找到了《王文韶日记》原稿。这部未刊日记共二十册,每册记一年或数年之事,本子大小不一,未经统一装订。记事起同治六年(1867),迄光绪二十八年(1902),前后历时达三十六年,除缺同治十二至十三年、光绪三年、八年、十六年、十八年、二十年、二十四年四月至二十五年外,其余大部分保持完整,总计约七、八十万字。王文韶(1830——1908),字夔石,号耕娱,晚号退圃。原籍浙江仁和(今杭州),生于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咸丰二年(1852)进士,授户部主事,迁员外郎、郎中。同治初,出为湖北安襄郧荆道,旋移署汉黄德道。六年,左宗棠以钦差大臣督办陕甘军务,镇压西捻军及回民起义,奏派王文韶总办陕甘后路粮台。此后,他以办事干练,深为左宗棠、李鸿章等器重,不数年间,由道员擢湖北按察使、升湖南布     

方腊到底是哪里人?

宋代农民起义领袖方腊是青溪(今浙江淳安县)帮源洞人,这在史书上有明确的记载。最早提到方腊籍贯的,是方腊起义期间的两条重要史料:一是北宋官员李纲探亲回家,适逢方腊起义,遇阻于路,对方腊起义的情况“亲见探报及得于传闻实为详悉。”他在上王太宰(王黼)书中,明确说“睦州方寇”,而且说方腊“据帮源村”(李纲:《梁溪先生文集》卷一○八)。二是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徽州知府卢宗原重修歙州城池(其时已改名为徽州)时,烧制的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