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送蒋返京”举措之评析

张学良“送蒋返京”举措之评析季云飞对于张学良“送蒋返京”举措，６０年来评说歧议甚大。鉴于此，本文拟对张学良“送蒋返京”的原因及其历史作用等问题作些探讨和评价，并以此文纪念西安事变６０周年。首先指出，张学良“送蒋返京”并不是随机性的、“心血来潮”的抉择...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

张学良“临潼兵谏”抉择之探析季云飞１９３６年１２月，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率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自１２日“扣蒋”至２５日“放蒋”，历时１４天。整个西安事变，张学良前后经历了“临潼兵谏”、“和平解决事变”、“送蒋返都”三次重大抉择。对...     

试论阎锡山与西安事变

六十年前的西安事变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成为扭转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局的关键。事变的发生及其和平解决,除取决于当事人张学良、杨虎城及共产党的有力协助外,地方实力派阎锡山的态度亦不可忽视,兹述之。一、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的关系阎锡山与西安事变的发动有无直接关系,是个历史之谜。史界有论者引用某些人的回忆云:“据说…阎锡山在背后怂恿张学良反蒋,他说:“老弟,你干天大的     

由西安事变谈张学良

西安事变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石破天惊的一幕，张学良将军从爱国主义立场出发，发动和力倡和平解决了西安事变。在事变的整个过程中，充分展现了张学良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思想三者交叉的矛盾复杂性。     

张学良与明史研究

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被蒋介石幽禁后,便潜心于明史的研究.这已被国人所共知.但张学良为何要研究明史?有何心得体会?国人却绝少知道.《人文杂志》1988年第3期发表了宋文演题为《张学良与明史研究》的文章,对此略有披露.张学良在1982年接受台湾《联合报》记者时说:我研究明史的动机,是由于中国一直被外国欺凌,想从中找出原因.”为此,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他已对明史有所留意.“据东北军一些将领回忆,张学良将军在西安事变前夕就认真研究过明末历史;他认为抗战前夕国内形势。有点象明末.”一直到1947年6月他被     

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之解决

本文依据第一手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对有关张学良与西安事变的一些众说纷纭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主要内容包括：（１）从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言论中可以看出，所谓张在事变过程中有过明显的动摇和悔悟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２）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基本政治诉求，即是张、杨在事变当日公开通电中提出的八项政治主张，它在很大程度上与共产党一直公开宣传和积极争取的目标是一致的，已远远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民族主义要求；（３）西安事变后，张学良个人虽失去了自由，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蒋介石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因此可以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的目的基本达到了     

张学良送蒋回宁初探——纪念爱国将领张学良将军90诞辰

“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为了逼蒋抗日,是完全“为了抗日救国”,“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张学良陪送蒋介石从西安飞往南京,是逼蒋抗日的继续,既有助于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表现了他为抗日救国,不计个人安危的大无畏精神,一人承担了西安发难的全部责任,为抗日救国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和牺牲,为国家和民族立下了伟大功绩。     

张学良、蒋介石与不抵抗政策

"九·一八事变"因为蒋介石和张学良的决策错误,造成东北沦陷。而不抵抗方针究竟是谁制定的?又是谁下了这个不抵抗命令?张学良的不抵抗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有什么区别和联系,本文将对他们在不抵抗上的分歧作分析和比较,探析蒋张贯彻不抵抗政策的真实原因。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回宁原因之我见

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后送蒋介石回宁 ,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外因是当时的舆论压力和国内的复杂形势。内因既有对蒋介石抱有的幻想和忠君爱蒋思想的一面 ,又有执著的爱国信念所驱使的一面 ,而爱国思想始终是关键性因素。     

从张、蒋政见分歧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对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过去人们多从中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影响;中国人民,特别西北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和论证。这当然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西安事变是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与国内改革问题上,因政见不同而发生的。”①本文就西安事变的当事人张学良和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谈谈西安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张学良与红军——从新发现的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密函谈张学良何时要与红军“合在一起干”

好久以前,笔者在搜集史料的过程中,发现了一封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函手迹.张学良失去自由之后,还曾给周恩来写过两封密函(笔者将在另文予以披露),但尚未发现其手迹.因此,迄今为止,这是我们所见到的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唯一的一封亲笔函手迹,堪称弥足珍贵.这封亲笔函,文字不多,仅从字面上看,似乎内容也很平淡,但了解当时背景和内幕者,仔细斟酌起来,其含义非常重要.自80年代后期以来,关于张学良曾经要“拉出队伍”,与红军“合在一起干”的问题,在对这段历史深有研究的学者之间,颇有争议.这封亲笔函,与这个重要问题颇有关联.但当时正处于海内外正义人士为张学良的完全自由而奔走呼号的微妙时期,张学良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失去了个人的人身自由长达半个世纪,笔者亦中华民族之一员,实受惠于张学良,但笔者乃无名小卒,人微言轻,不能为张学良的完全自由而呼号奔走,已心有愧怍,岂能在微妙时期公布张学良写给周恩来的亲笔函,为张学良的完全自由增加难度?现在,台湾当局已给予张学良以完全的自由,又准许他移居美国夏威夷,今年又恰逢西安事变60周年,笔者愿在此时将这封亲笔函首次披露出来,并利用原始函电,就学者们的争议,略陈拙见.     

化解深仇须挚友 携手抗日有幽囚——张学良与第二次国共合作

当西安事变爆发之时,除了陕西之外,国民党方面的舆论,大多谴责张学良为“叛徒”。连张学良的朋友杜重远也颇有微词。与张氏有些交情的胡适先生,所撰大文的题目即为《张学良的叛国》。然而,56年后的今天,海峡两岸的同胞,大多推崇张学良为一位热烈的爱国者。尽管国共两党对西安事变的评价历来不同,但参与处理此一事变的宋美龄女士和周恩来同志,在私下却不约而同地都说过“我们对不起”张汉卿的话。     

张学良重用于学忠的原因初探

张学良在其政治生涯中 ,曾经两次离开东北军 ,第一次是在 1933年 ,热河战役失败后 ,他代蒋受过 ,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下野出洋 ;第二次是在 1936年 ,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实现全民族统一抗日之目的 ,他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 ,被蒋扣压 ,一扣就是半个世纪 ,再也没回到东北军中。在两次离军之时 ,张学良均指定客籍军官 ,第五十一军军长于学忠为其代理人 ,授予他统率东北军的权力。本文就张学良两次启用于学忠的原因 ,作初步探讨。 一东北军与其前身奉军相比 ,是一支新型的 ,具有进步性的队伍 ,但是 ,奉军原有的封建忠君思想依然被原封…     

社会舆情与应变策略——以西安事变为中心的再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抗日必先剿共"的政策,为许多国民不满和质疑。愤于蒋的固执态度和专制独裁,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办法扣蒋于西安。但出乎张学良意料的是,全国各方面几乎一致要求尽早恢复蒋的自由,即使他敬重的朋友张伯苓、王芸生、张季鸾、杜重远等都不赞同扣蒋之举。面对舆论的强大压力,张学良一方面坚信自己"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是正确的,另一方面顺应各界希望国家统一以集中力量抵抗日本侵略的情绪,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     

是支持与保护,还是出卖与抛弃——驳关于西安事变的某些错误观点

是支持与保护,还是出卖与抛弃———驳关于西安事变的某些错误观点●阎书钦申玉山西安事变期间,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究竟采取了怎样的政策？是支持与保护,还是出卖与抛弃？这个问题似乎已成定论,并无重新说明的必要。但是,由于事变后张、杨的个人命运和结局,...     

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及原因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内部的态度不一。以何应钦为代表的主战派,主张武力解决问题。李烈钧虽身居闲职,但十分关注西安事变。先是通电对张、杨厉声斥责,然后联合冯玉祥等人主张和平解决,反对使用武力。在审判张学良前夕,他又拜谒蒋介石为张学良求情,主张宽容对待。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体现了他协调各方矛盾促进内部团结的一贯作风,也体现了他坚决主张团结抗日的思想。李烈钧在西安事变中的所作所为,是他的爱国思想和磊落性格的使然。     

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浅析

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作为当时国际上唯一坚决支持中国抗战的苏联,对事变抱什么态度,这是当时事变的主要发动人张学良及中共中央和国民党南京政府所十分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历来史学工作者研究的一个课题。本文就苏联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及其原因作一浅析,以求教于史学前辈及同仁。     

张学良外纪

张学良将军是西安事变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之一。我所写之《外纪》,仅系其前半生的活动,雪泥鸿爪,聊窥一斑。《外纪》写成之时,曾复录一分,送请东北史学名家金毓黻(静菴)先生指正。老人对之逐句细读,随阅随批,见于他的《静晤室日记》中不下数十条。他在日记中说:“最注意是他原书中记载错误,应予以订正。又将其中有关事迹有他人所     

李济深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贡献

1936年12月12日,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爆发。远在广西的李济深获悉后,完全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5日,他通电全国,指出:“惟际强寇压境,危亡即在目前,至盼号召全国所有力量,一致对外,方足以挽救危亡。若再另起纠纷,豆萁相煎,是真使国家民族陷于万劫不复之境矣。”16日,他与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发表通电,申明西安事变要用“政治解决”。18日,李济深再次通电,反对讨伐张、杨,要求当局“顾念大局”。为了避免内战。确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李济深曾致电张学良,希望他保护蒋总裁的安全,以达到一致抗战;他又分别致函宋庆龄、何香凝,希望她们必要时到西安一行,以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他还给张群、吴稚晖写信,陈述保蒋安全以免内战的利害。张群读了李济深的信后,说:“李济深在福建事变和两广事变中,都演了主角。但从今天这个态度看来,他对委员长还是关心的,以抵御外侮为重,这是值得重视的”。     

近三十年来“逼蒋抗日”方针研究述评——兼及回忆录的史料价值

近三十年来“逼蒋抗日”问题的研究随着恩想解放和文献刊布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其中大量回忆录资料的引用使得研究争议频频,回忆资料既有在一些问题上的众说纷纭,也有在个别问题上的高度一致,但都不能保证其真实性。近年来该研究中的一些争论突出了档案文献的重要性,强调对回忆资料利用的谨慎态度,这些都是值得深刻总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