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仇母题”：中西方复仇故事书写的社会政治功能

中国古代复仇行为最彻底的形态是“食肉寝皮”，此与族群成员政治地位的阶层性有关，也与古老巫术的民族记忆有关。西方“食仇母题”可溯至《十日谈》。从中西方“食仇母题”的生成元素看，西方式复仇偏重从精神方面来折磨仇敌，摧毁其意志与灵魂，以达到灵肉双重毁灭目的。传统中国的则以肉体毁灭来泄愤，注重肉体毁灭的过程书写，品尝完成伦理使命的快慰。西方注重主体复仇心态演变的过程；而中国则偏好于伦理目标实现的社会效果、教化与警世功能。西方“食仇”叙事常引发对复仇者个体命运悲剧的反思；中国复仇之作更多地激发善必胜恶的“盲目”愉悦感，忽视“惩恶扬善”道德行为的反社会性与不道德性。中西方“食仇母题”叙事的文本间性，显示出复仇的普世性价值取向的“异中有同”特性，族群成员的社会伦理行为有多维的政治指向，而“食肉寝皮”的文本书写，除了动物生存本能的血腥快意，还暗示族群森严阶层等级所折射出扭曲的奴隶性心态，有反社会与不道德意味存在。     

中国近现代“仇家子女相爱”母题对西方观念的接受、熔铸及开创

欧洲文学早就注意到了"仇家子女相爱"母题,近现代中国文学对外来"仇家子女相爱"母题的容受,感发了母题"缺项"的填补。明清小说写"仇家子女相爱",总有一方是被动性的、几乎程式化"姻缘早定"的宿命,而近代小说在欧风美雨浸染下,较为自觉地对旧有母题拓新。旧派武侠小说如《荒江女侠》《江湖奇侠传》《鹤惊昆仑》对个体情爱特别是先示主动的仇家女儿情爱的肯定,对青年一代提出了珍视个体情怀命运的问题,并对传统复仇文化弊端进行否定和反思。     

论中国文学中的"复仇"叙事

复仇是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现象 ,在中国叙事文学中以复仇为取向的创作形成了具有某种恒久意义和特定价值的母题显现形态。本文将中国文学中的复仇母题叙事归纳整合为三种模式 ,在对其进行“悲剧性”的审美认证和文学史价值评析的基础上 ,还予以文化哲学意义上的发掘和阐释。     

民国武侠文学与国学之关系

以国学为体,武侠文学为用,可展现国学与武侠文学的相通性。民国武侠小说家以其国学基础深厚,在将眼光投向外域时显得更有底气,显现出国学经世致用功能。国学与武侠文学分别体现了文化的雅俗分野,既与文学史上的诗文分体有关,也与时代和受众群体有关,利于互补互动。民国武侠文学众多母题套路的梳理探究,有助于部分地超越国学、传统文化的思想史宏大叙事视角的局限。国学与武侠文学对比,更易发现彼此的局限性、不足之点。从认识价值的不同获得方式看,武侠文学专题研究可以给国学以具体化的补充;从经典的载体及其媒介特点看,重国学原典"章句"而不重视武侠文学原典。了解民国"文化变迁"时代的武侠文学,是了解中国文学、传统文化的一个难得的窗口,也可顺便增强相关的国学素养,或曰相得益彰。     

文学与历史、文化的互补整合——评王立《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王立教授历时九年写成的专著《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作为李炳海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与文化丛书”之一种，由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该书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尤其是文学主题学学科建设上，是一件值得一书，可喜可贺的事。作为国内主题学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该书从中西比较和传统主题、母题史溯源的角度，共分为“绪言”和九个章节。首先，作者具体剖析了中外大量作品，比较了中西方文学对于复仇者动机意志、复仇目的、方式手段表现的相异之点，复仇与爱情婚姻的关系及其得到的褒贬评价。又从鬼灵神秘崇拜、侠文学精神、法律与执法…     

西方文学“人”的母题的现代转型——兼论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

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文学和 1 8世纪的启蒙文学标志着现代形态之西方文学的成型。人文主义文学在汲取传统形态西方文学的人文养料后 ,孕育出了现代形态的“人”的母题 ,其演变过程大致经历了“原欲”型、“原欲 人智”型、“原欲 人智 上帝”型三个阶段 ,其中“原欲”是核心内容。启蒙文学中“人”的母题总体上呈“原欲 人智 上帝”的结构框架 ,但侧重于“人智” ,“原欲”则以隐性形态存在着。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均因“人”的母题中“上帝”成分的存在而表现出对西方现代价值观的疏离与反叛。从比较文学的角度看 ,中国五四新文学中的人学思想 ,主要接纳的是西方人文主义文学和启蒙文学中“原欲”与“人智”意义上的“人”的母题     

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

从文学母题传衍的角度去观察中国文学的现代进程,可以看到一些全新的文学母题被引入.传统的文学母题,一些因为文化语境的改变而退化,乃至消失,一些则遭遇到异域文学母题的改写,发生转换.“还乡”母题就是这样被改写和转换的文学母题.在文化碰撞和转型中,负载着民族集体记忆和文化经验的文学母题自然面临着去留之间的抉择.研究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所涉及的是整个现代文学对古典和异域文学传统的记忆、遗忘以及创造性的转化.     

追寻:中外文学的叙事母题

追寻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永恒动力,更是一个终极性的文化命题。人类追寻精神通过艺术审美途径被转译为中外文学中一个基本的母题模式。“流浪汉小说”是其最浅易、最显明的母题表述图式。大多数流浪汉小说的文本都呈现出两重结构:一是直接对应现实生存的表层结构,一是隐含人生哲理和诗意概括、寄寓着追寻母题的深层结构。(精神)家园叙事是追寻母题的形而上层面或哲学意味上的表达形态,具体表现为:其一是对个体存在的认同性焦虑进行自我确证的过程性追寻,现代人的根本性焦虑是无家可归感,文学中的追寻可以将个体性的价值选择、精神追求与特定的精神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体系相联系,并在其中被确认而得到心灵的慰籍。其二是持有既定的人生取向和明确的精神目标、旨在重建或心造一个理想“家园”的追寻,这种追寻中的“家园”被赋予了诸多形而上的意味,且与“诗意地栖居”等话语概念相关联,描述了人类带着乡愁寻找精神家园的漫长旅程。     

克木人的社会历史初探

克木人的社会历史初探高立士一、克木人的基本情况［１］克木人是我国正在进行民族识别的族群之一，也是我国一个人口较少的族体。共有１５个自然村，３８６户，２１２５人（１９９０年）。分布在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减腊、景洪两县。励腊县分布在南腊河以南，沿南腊...     

豫让复仇故事在后代的接受及其争议

替代式复仇是豫让行刺赵襄予故事的核心构成,属"接触巫术".豫让不等同于一般的刺客,而因古代"士不遇"文化形态及其多种机制,使其逐渐在接受过程中,成为刺客形象的一个典范,母题意义变得突出,成为一种带有非凡美学意义的"情境单位",从而"为主复仇"这一"意识母题"产生,强烈的道德情感和是非观念也汇入其中,与侠义刺客的人物性格、楷模意义结合起来.尽管宋代后豫让屡受非议,但其复仇故事提示了后世叙事文学、包括相当一部分史传复仇载录的方式,以及作者对故事描述所可能引起重视的期待.     

中国古代的“机器人”

<正> 机器人是现代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产物,是一种由机械与电子相结合组成的具有类似人的部分功能的极其灵巧的机器。在欧洲,最初叫做“似人自动机”。在中国古代,虽不可能有现代意义上的机器人。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很早就制作了各式各样模拟人的形状和某些行为、能够自己活动的机械,叫做“木人”、“机关木人”、“偶人”或其他名称。有的比较简单,有的相当复杂。应该承认,它们正是现代机器人的始祖。     

文学史叙事模式对"现代"文学的建构及其后现代转型

20世纪中国文学史叙事的主导模式,经历了由进化论叙事向革命史叙事,再向现代化叙事的转换,这同时也是文学史叙事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并与之互动的过程。20世纪末现代化叙事的盛极而衰,折射出“现代”的问题与危机。因此,文学史的“后现代”叙事的兴起,目的不仅在解构“现代”文学,更在重构或重建“现代”文学。历史地梳理文学史叙事的演变和转型,有助于辩证地把握当前中国的文艺精神与时代精神。     

论萧红童年母题中的死亡叙事

就现代童年母题而言 ,萧红无愧为“集大成者”。萧红她将艺术的触角深入到呼兰河人的集体无意识结构中 ,同时也深入到自己的个体生存的无意识领域中 ,从而赋予童年母题文学一种独特的内在精神 ,将现代童年母题的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更高的意义境界。     

情爱主题与女性意识的流变

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对情爱主题的抒写,凸显了20世纪中国女性文学中女性意识的变化过程。中国现代女作家的情爱母题是以“爱的解放”的姿态出现的,主要是为了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自主;中国当代女作家的情爱母题则主要是以女性在爱情与事业、事业与家庭的两难抉择中的困惑与迷惘为中心,潜入女性的内心世界,张扬女性的个体意识。     

古代女性在复仇中的作用试探——四论女性与中国古代复仇文学主题

20年前,西方比较文学的理论著作曾注意到,主题学研究中应选取有价值的“主题单位”这一问题。考察古代中国千余个复仇故事、传闻,我们已日渐深刻地体会到复仇主题的价值。而女性复仇及其女性在复仇主题具体描绘中的作用,也进行了部分的揭示;然而,对极为适宜传统伦理文化形态、事实上也的确形成了两大较为稳定的母题模式——抚育幼童复仇及养子向继父雪恨,却仍缺少系统而具体的描述分析。本文在既往探索的基础上,将文学与泛文学作品联系起来,试对此进行初步的归纳分析。     

文学叙事的跨学科机遇与挑战——论小说的“多重叙事”

小说“多重叙事”是应“泛叙事”浪潮中文学叙事的机遇与挑战而提出的。小说以“多元化统一”的语言表意方式与“以小见大”的叙事审美特点,在建构方式上形成了以叙事主体与“个体—群体—国家”相关联的“多重叙事”结构。小说“多重叙事”理论的提出,在理论层面,推动了文学领域“双重叙事动力”的深入与细化;在实践层面,实现了小说文本内外真实性的多重解构与再建构。     

我们怎样进入历史——论现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品格

现代中国文学之现代品格是近年学界人言人殊的焦点论题。本文在当前个性主义论述与民族国家想像两种主要论点之外,着力凸显了普遍历史的建构这一重要的现代性叙事生成层面。普遍历史的叙事结构源出于启蒙理性。作为个人主体与民族国家主体的必要表述模式,它普遍存在于西方与非西方的“现代”文学之中。这一模式源起于晚清文学,在五四传统与左翼传统中得以曲折展开与日益丰富。它通过对叙事中个人形象、族群形象及其价值的历史化建构,深刻地影响了晚清至1980年代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进程。     

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与“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

文学宏大叙事从出现伊始就表现出对重大历史事件和社会问题的关注，要求作家在占有大量文学材料的基础上，以中国经验与宏大叙事结构去讲述中国故事，保证文学历史叙事的真实性。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呼唤伟大的文学作品，宏大的历史召唤文学的宏大叙事，而宏大叙事的世纪回归又积极推动了“新乡土史诗”的文学书写。“中华民族新史诗”既是新时代文学的精神追求，也是“伟大的中国小说”的自觉追求。宏大叙事能够历史地审视中国乡村的现代转型，预见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前景，承担起讲述中国乡村大故事的历史重任。     

新文学的复仇书写论略

复仇是新文学的一大母题.近现代中国贫弱和耻辱的灰色境遇激发了以家国为己任的知识分子悲壮和忧愤的民族自觉,复仇成了消解焦虑的文化革命想象.鲁迅《铸剑》的重心和巧妙在于复仇过程和复仇方式上的设计,"后复仇"情节成了复仇之上的复仇.巴金是在复仇的沉思中完成了思想和启蒙的另一种文学选择.汪曾祺复仇者为父报仇的永恒模式成了心灵扭曲和罪恶的象征.曹禺借复仇书写生命的原始强力,同时也写了人的现代困境.茅盾《参孙的复仇》的意义是多重的,除复仇的多向外,还有对女性和自己的复仇.近现代中国"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集体记忆使得复仇成为讲述中国故事的便捷途径.     

呈现与审视:“解严”后台湾家族书写中的创伤叙事

近年来,台湾文学中的家族书写渐趋成为热点。家族书写通过家族历史所展现的个体记忆与历史创伤亦成为阐释不同族群或某一集体记忆的方式。家族书写并非单纯的历史书写或历史建构,而是家族叙事、历史再现、个体心灵之间的交互印证。家族书写将族群创伤视为人类命运中的苦难经历,在悲悯情怀之中以个人、家族的历史体验审视"大历史"或正统历史的遗忘,寻求超越历史创伤的途径,形成超越历史本身的文学张力,提供辩证思考台湾文化发展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