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战时西北民营工业与国民政府的互动关系

20世纪30年代,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加剧,国民政府出于国防考虑开始建设西北。民营工业在政府的扶持下快速发展,成为战时经济的重要成分,同时也推动了西北国营工业的发展,两者相互作用,改变了西北工业落后的面貌,为抗战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活动述论

抗战开始后,沿海各地相继沦陷,西北的战略地位越来越重要,国人开发西北的呼声也开始高涨起来,促使国民政府逐渐将眼光投向比较闭塞落后的西北地区,开始制定和实施开发西北的政策.一系列开发活动,促进了西北地区工农业的发展与进步,促进了东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交流和西北商贸的繁荣和发展.     

再论民国时期灾荒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

民国时期,西北地区严重的灾荒成为国民政府开发西北的推动因素之一;国民政府开发西北把水利开发放在首要地位.在南京国民政府的政策、财政支持和地方政府的积极努力下,水利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同时地方政府积极植树造林,涵养水源,基本使西北地区摆脱了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初严重灾害的局面.但是由于国民政府开发西北在开发与保护的问题上的矛盾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加重了西北地区脆弱的生态环境,没有通过实现开发来解决局部性的灾害问题.     

国民政府时期西北开发的历史反思

国民政府时期进行的西北开发对面积广阔、发展相对滞后的西北地区来说是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国民政府所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当时西北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限于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 ,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 ,西北开发的成绩并不可观。但仍有许多经验教训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有借鉴意义。     

社会团体与国民政府时期的西北开发——以开发西北协会为中心

国民政府完成北伐、名义上统一全国后,西北开发的任务提上了日程。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沦丧,西北的地位更形重要,一时间开发西北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形成了开发的热潮。在此背景下,有关开发西北的社会团体也在全国应运而生,其中开发西北协会创立较早,对开发西北也用力较巨,是当时较有影响的一个积极呼吁开发西北的社会团体。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对日广播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新兴媒介——广播进行对外宣传,特别是国际广播电台用十几种语言向各国播音。一方面是争取友好国家的同情援助,另一方面是对敌实施宣传战。就对日宣传而言,因日俘更了解日本官兵及民众心理,国民政府注重利用日本反战人士及俘虏,向日本国内及占领区民众、前线士兵等进行广播宣传。从抗战爆发到1941年底对日广播宣传活动暂停为止,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主要从反侵略理论来呼吁日本人反战,较为抽象。1943年初对日广播宣传活动再开后,主要通过战况和情势分析,使得日本人厌战、反战。日本在战败前夕,企图采取本土决战,实行“一亿玉碎”的负隅顽抗。国民政府广播宣传呼吁日本民众弃战,救己救国,并建立民主日本政权等。国民政府对日广播宣传有其局限性,不能高估了其在对日宣传中的效果。     

1942—1943年国民政府的新疆战略述评

本文主要论述了1942—1943年间盛世才反苏后,针对新疆政局的变化,国民政府制定的新疆战略的背景、具体实施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可以说,这个战略是小心谨慎的,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盛世才反苏决心的坚定,国民政府成功实施了这个战略,但后果并不容乐观。     

试论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

通过对国民政府在抗战前试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历史进行考评,意在弄清二 、三十年代该政府实行公务员考试制度的前因后果以及其特色、短长和遗留给我们 的历史教训,以此作为我们今天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推行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中国特色的现 代公务员制度的历史参考。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署述论

全面抗战时期,为有效遏制日益猖獗的日伪走私活动,增加抗击日寇侵略的经济力,国民政府建立了全权负责全国缉私的统一机关———财政部缉私处(署),为国统区有效开展全面缉私工作奠定了组织基础。尽管缉私署所属机关也存在着种种腐败现象,但总的说来,财政部缉私署为国民政府增裕税收、争取各种军需民用物资以便支撑抗战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国际舆论动员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以国际宣传处为大本营,广布国际宣传网,与军事行动和外交活动密切配合,并充分利用外籍人士和外国传媒的力量,大力开展国际舆论动员。国民政府根据国际形势和战争进程的变化,及时调整国际舆论动员的策略方针,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的支援,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但由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一党专政和专制独裁,在开展国际舆论动员中夹杂着党派的狭隘性和私利性,从而削弱了这项工作的效果。     

全面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军政机构改组

全面抗战爆发之初,为应对军事上的不利形势和党政军最高领导机关向大后方转移等各种战时特殊状态,在蒋介石主导下,中国国民党在党政军决策体制及其架构方面作出了一系列调整和改组。通过设立国防最高会议、扩大改组军事委员会以及南京失守后的政军机构改组,不仅有助于稳定国民党的战时领导层,巩固国民党的执政地位,而且有利于贯彻国民党的抗战决策,并使国民党领导层尽可能做到一致对外。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工业政策评析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工业政策和措施,促进了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西部地区工业的发展不仅有力地支持了抗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原有不合理的工业生产布局和工业内部结构。国民政府的工业政策也促进了国营工业的发展,并对民营工业发展产生了双重的影响。国民政府的工业统制政策作为抗战时期的非常措施,在战争前期曾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随之产生的弊端也加剧了抗战后期工业生产的危机。     

论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的花纱布管制

发展国家资本和实行经济管制 ,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推行统治经济政策的两大重要内容 ,落实在纺织业方面其具体表现为 :扶植、操纵国家资本企业“中纺”公司 ,以及对棉花纱布逐步实行全面管制。除粮食之外 ,棉花纱布无论在战时还是战后 ,都是物价统制中最主要的物资 ,战后的花纱布管制 ,初时基本沿袭了战时体系 ,但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 ,管制机构几经更迭 ,管制措施不断加强 ,其力度远比战时更为严厉 ,直至实行全面统制。战后花纱布管制的演变过程 ,折射出国民政府统治经济政策的强化过程。因此 ,了解与研究战后的花纱布统制问题 ,是探讨这一时期国民政府统治经济问题的重要环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政府极需要从其他国家得到军事援助,于是接受外援的国际交通路线的地位显得十分重要。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是一条最安全可靠的路线,通过这条路线中国得到大量苏联援华物资,为中国抗日战争做出了巨大贡献。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立法研究

八年抗战制造了中国历史上为数较多的汉奸①,战后对其如何处置成为国民政府必须面对的问题。惩奸不仅直接关系政府威信与政权维系,亦涉及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保持。复杂政治环境下,汉奸处置得当与否很大程度上影响民众对政府的合法性认知。由是之故,战后国民政府制定惩治汉奸的立法和政策,并依法处置了一批罪大恶极的汉奸头目。政府当局惩治汉奸的立法与研究,奠定了汉奸惩治的法律基础,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然囿于仓促行事、政治法律纠结不清等因素,决定战后立法缺陷重重,以至影响惩奸效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伪北平邮政工作评析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伪北平邮政管理局进行了接收。在正式接收之前,交通部邮政总局制定了四项法令,并在北平成立了特派员办公处,以指导接收工作的开展与各项业务的恢复。与此同时,接收委员李质君也积极与各方洽商,做了大量准备工作。1945年10月11日与10月22日,伪华北邮政总局与伪北平邮政管理局先后被顺利接收。前期细致的准备工作与邮政自身完善的制度确保了接收工作的顺利进行,特别是对管理局的接收。但因为内地局所被国共分别接收,所以北平邮区一直没有恢复到战前的规模,网点与邮路变迁频繁,由此反映出稳定的社会环境对于开展社会建设的重要性。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善后救济宏观政策研究

为了在抗战胜利后的困难形势下及时有效地在国内开展善后救济活动,国民政府成立了"行总",制定了一系列有关善后救济的宏观政策,主要包括"寓救济于善后之中"、关于善后活动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国民政府的各级机构应直接进行善后工程的管理、管理善后与救济事业的不同模式、善后救济事业要防止舞弊和高度重视引进外国人才等.这些宏观政策的实行,对救济难民和重建家园有帮助,但也存在着急功近利的问题.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接收东北的部署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筹划从苏联手中接收东北,并作了一定的行政与军事准备与部署,但蒋介石等官员囿于私心自用,在人员任命上用人不当,军事部署上没有灵活调整,各种政策不能根据形势的发展而改变,结果恶化了中苏关系,使中苏的东北接收谈判障碍重重。     

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的国家定位(1943-1945)

国家定位即主权国家根据本国综合实力和外交政策需要,对该国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的看待与界定.1943年-1945年间,国民政府在外交事务上对中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进行界定,积极参与地区事务,参与国际体系的创立,逐渐找到自己的国家定位和国际地位,这一时期形成的国家身份认同对中国的未来产生重要影响.国民政府外交上的胜利无法掩盖内政的失策之举,为新政权代替也是历史必然.然而,历史的外交遗产将影响着下一代中国人的寻求独立自强之路.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惩奸中的财产刑运用

肃奸、惩奸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重要政治活动之一;战后,惩奸作为战争遗留问题,其意义不仅在于惩戒邪恶与民族气节之保持,亦关系政府威信树立与民心向背。战后政治态势与舆论监督、经济利益共同促使国民政府将惩奸工作纳入政治进程。其对汉奸的惩处主要包括刑罚与财产没收两种途径。汉奸犯罪特殊性决定惩奸中财产刑运用既不同于普通刑法上之一般没收,亦与特别没收存有差异。国民政府惩奸中对刑法财产刑的借用与适度调适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使用问题,但囿于实践中存有瑕疵,亦引起社会各界非议,进而影响最终惩奸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