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新理论及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

当代西方基层社会治理的新理论包括治理理论、参与式民主理论、增权与能力建设理论、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其对我国社区建设的启示：建立政府指导支持下的社区自治体制与机制;发展基层民主,完善参与的形式与内容;建立赋权与集权相统一的有限责任政府;通过“社区企业家项目”改造贫穷社区和“城中村”面貌。     

经济滞后地区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困境与对策

参与式预算试验的可持续性问题,是近年地方财政预算改革和基层社会治理遇到的新课题.经济滞后、发展缓慢地区参与式预算改革试验基本处于停滞状态,深入推进的难度较大.究其原因,地方经济贫困、财源拮据、可用于参与式预算试验的新增财力不足;"乡财县管"体制与公众参与的预算改革发生冲突;信息化建设滞后,预算信息链条拉长,以及预算信息质量不高.因此,应当积极推广适应经济滞后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参与式预算试验,以推进公民参与预算管理和基层社会民主治理改革.主要措施包括发展地方经济,壮大地方财源,用增量财力推进参与式预算改革;理顺基层政府间关系,建设责任型政府,实施"扩权强乡""乡财乡管"体制;普及财政预算知识,倡导民主治理理念,培育公民文化,夯实公众参与基层治理的基础;完善预算公开机制,为公众参与打造开放有效的预算信息平台.     

参与式治理视角下的地方政府制度创新

以公众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对于推动地方治理创新和公众参与均具有重要意义.通过选取3个地方政府制度创新的案例,来把握以公共参与为核心的参与式治理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实践之间的关系,以及公共参与对于地方政府改革和治理创新的重要作用.通过地方政府的制度创新使公众参与地方治理的过程实现程序化、常态化的目标,对于推动我国基层治理创新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政府治理制度化中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探析——兼论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

政府治理制度化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的内在要求,也是政府制度化的应有之义。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不但对于地方政府提高其治理制度化水平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且对于参与式民主成长过程也有着反向推动、现实倒逼的功用。基于此判断,分析农民工非制度政治参与的现状、特点、原因和纠正路径等问题,对于完善农民工政治参与的制度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参与式民主建设都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治理模式的构造

森林资源参与式社区共管是社区村民、政府、非政府组织、志愿者等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森林资源经营、管理和保护的治理模式.参与式社区共管沿袭治理理论的价值和精神,推动着传统封闭式、排外式的森林资源管理模式的变革,力图构建参与、分权、多中心的森林资源管理体系.     

治道与治理:探讨公众参与县乡政府社会管理问题的两个维度

治道和治理是观察公众参与县乡政府社会管理的两个重要维度。形而上之治道维度包括政权合法性、民本—人本论两个方面的内容,形而下之治理维度则包括基层社区自治、民间组织建设以及公众参与政策过程和政府决策等三个方面的内容。治道与治理的两个维度均构筑于丰富的传统治道思想和现代治理理论的基础之上。此两个维度互相诠释,相互印证,在体用不二中为探讨公众参与基层政府社会管理提供理论和技术支撑。     

公民参与地方治理的理论与实践机制

公民参与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和行政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与基本途径。公民参与的广泛展开在地方治理层面上是可行的,公民社会的兴起与民间组织的成长、地方政府分权化改革以及基层政治组织自治是我国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三种主要实现机制。各地方政府应借鉴西方国家和我国部分地区的成功经验,创新公民参与方式,建立和完善参与的配套制度,拓展公民...     

参与式治理的基本理念与操作方式

参与式治理是以各种形式吸纳普通公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过程为主要内容、以提高基层政府决策的合法性和政策执行的有效性为直接目的的一种重要的治理模式。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需要大力推动乡镇政务公开;增强乡镇人大民意“整合-表达”功能;探索和完善乡镇议事协商的内容和形式;建立公民参与上下联动的乡镇政府绩效评估机制。     

参与式治理: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可行性路径——基于杭州社区管理与服务创新经验的研究

参与式治理作为治道变革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种路径,强调政府与社会在平等合作的互动中促成地方政府系统的开放性和民主化,与以社区为基本组织单元的社会系统的组织化。杭州市社区参与式治理的经验体现在城市政府与多元社会主体形成多元复合的网络化治理结构,而社区社会空间在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形式中生成组织化。杭州参与式治理的主要问题在于动员式参与下政府向社会赋权不足,公民社会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自治性不足,公民的社会行动能力有限。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以参与式治理推进社区层面的社会管理创新,经由网络化社会行动结构的建构加快政府向社会赋权的进程,促进社区民间自组织的发展,强化公民的主体性和社区的自治性,既是社区社会行动能力生长的动力原点,也是完成治道变革的一项基础性工作。     

保护型经纪: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角色实践

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社会治理的应有之义,具有官民二重性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在参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对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促进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有着特殊的功效,充当了政府与社会双重代理人角色,发挥了保护型经纪的功能。作为支持型民办非企业性质的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不失为强政府弱社会格局下加强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抓手,也是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类型。社会组织服务中心的规范化自主运营、专业化实体服务、能动性个体与团队是其保护型经纪功能发挥的重要机制。     

代表机制与基层民主治理——以温岭泽国镇参与式预算为例

公众参与是民主政治的实质性内容,同时也是参与式预算的突出亮点和关键。在国内的参与式预算实践中,温岭市泽国镇在公众参与方面一直坚持比较独特的乒乓球摇号做法,相对来说具有很强的创新性。因此,本文从泽国镇参与式预算案例的代表机制切入,着眼于谁参与和如何参与两大关键问题,比较选民代表与人大代表的代表类型及作用发挥情况,对当前基层民主治理中两种代表机制的实践价值作了探讨。未来的基层民主治理既需要激活基层人大制度的活力,也需要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同时有必要用随机抽取的公民代表来弥补选举式代表在民意表达上的不足,推动塑造出更加民主包容的政治文化。     

常规扎根与动态回应：外包式社工站参与基层治理的多重逻辑与运作机制

社会治理的重心在基层。乡镇社会工作站是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推进基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一环。从混合型组织理论视角出发,乡镇社工站可以被视为社会治理专业化的国家“具身”实践,强化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有效联结,社工站专业化和在地化等组织特性,有效提升了治理行为的灵活性和有效性,是中国特色社会工作发展道路的显著表征。通过田野调查发现,外包式社工站具有“政府-市场-社会-专业”多重逻辑混合的组织特征,通过常规扎根的在地化参与和动态回应的项目式参与,其能够有效发挥专业性、在地性等组织优势以回应地方治理需求,但同时也面临“市场化-公共性”和“正式性-非正式性”的内在张力,可能会引发社工站进一步发展的价值偏离。     

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完善:以南昌禁燃禁放治理为例

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是推进基层社会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格局的有效途径,但具体如何落实多主体协同治理是理论与实践的核心问题。南昌市在推进禁燃禁放实践中首创了党政领导、公安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治理新模式,实现了政府、市场、社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良好协同,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治理效果。研究发现,以任务分解和过程实时监督为重心协同推进禁燃禁放工作,可以有效避免各协同治理主体之间的隔阂与冲突。为构建社会协同治理长效机制,建议在基层社会协同治理工作中着重在协同治理决策机制、实时监督考核机制和多元主体参与机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参与式治理及地方政府治理的优化

参与式治理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促进政府转型的动力。通过参与式治理,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行政的最终目标—善治。     

参与式治理及地方政府治理的优化

参与式治理是实现民主的重要形式，也是促进政府转型的动力。通过参与式治理，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以政府为主导、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的多中心治理模式，实现行政的最终目标—善治。     

创新社区专员机制推进社区自治管理——深圳市南山区南山街道办事处社区专员治理工作综述

当前中国社会处于深刻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复杂，而基层社区普遍存在管制厚重、自治乏力的现状，民意得不到有效释放，民众普遍焦躁不安，社区自我服务功能未得到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创新社会治理，尤其是创新基层社区治理，是治理现代化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迫切要求。社会治理的创新首先要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同时要强调通过民众参与式社会服务从深层次上化解社会矛盾以及提高社会治理的合理性与合法性。     

中国参与式预算改革:比较与启示

作为一种地方民主治理创新模式的参与式预算已成为当代国家寻求社会公正、实现政府善治的重要理性工具之一,亦是我国财政预算公共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为了保证其在我国的积极稳步推广,需要进一步从改革动因、实现路径、控制模式等方面入手,比较和解析国内外改革实践与理论,同时借鉴一些成熟有效的管理思路和办法为我所用。     

现代国家建构视野中乡村参与式治理的博弈逻辑

乡村参与式治理过程是国家政权与乡村社会在现代国家建构中的博弈过程。在博弈过程中,不同治理主体对乡村治理资源分配具有共识性与分歧性。在承认国家权力具有最高仲裁权威的基础上,各参与治理主体力图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乡村参与式治理博弈过程最终不断推动乡村治理机制更加趋于合理性与公正性,促使利益共赢局面的形成。     

分权治理与地方政府责任研究述评

地方政府责任和治理是世界各国政府分权改革中的一个基本问题.早期财政联邦制理论将分权引入政府公共支出的分析,维持市场的财政联邦制理论则考虑了政府组织结构与激励问题,结合分权和治理两个维度,带来了地方政府、财政激励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解.近来的研究进一步表明不同的政治体制下地方政府责任机制和治理结构的差异,同时发展中国家分权治理的实践表明,既定的不同政治体制下,公民参与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一种重要机制,参与式预算就是其中“自下而上”的重要责任机制,对中国政治集权经济分权下地方政府治理具有一定的作用.     

关系运作:社会组织参与基层治理的空间实践——以G市政府购买服务项目为例

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以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引领的社会组织逐步受到中央和地方党委、政府的认可。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客观上改变了由政府大包大揽社会管理与社会服务的体制,促进了政府社会职能的转变和以"政社分工与合作"为内核的新社会体制的建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实践空间及体制空间,既需要政府政策和基层官员的支持,也需要社会组织的自我拓展。这就使得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的空间离不开与基层官员的关系处理,从而为基层官员提供了逐利的机会,也使得制度建构中的"关系运作"有了特别的社会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