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征地权与文化经济——福建阳村的历史地权个案研究

本文通过福建阳村的田野研究 ,运用象征地权的概念重新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土地产权结构和社会结构。象征地权是一种象征资本的产权形式 ,具有象征资本的再生产性。象征地权的分析 ,令我们思考中国历史上不公平的地权结构及其社会观念。象征地权的过度膨胀会压缩契约地权以及相关法律、合同的效果 ,形成权力占有者利用制度和政策的掌控权 ,通过造制度、玩政策来公开寻租 ,瓦解社会公平 ,引起广泛的社会问题     

妇女土地产权的界定与保护

在土地集体所有、家庭经营及农村土地使用权长期化、市场化的制度架构与政策背景下,农村妇女土地权流失问题逐渐凸现出来.与农村男性相比,妇女地权更不安全或缺乏保障,并体现在家庭继承、村集体分配和市场交易等三种获得土地途径中.现阶段妇女地权保障是有限的,因为保障妇女土地权利制度之间存在冲突.在妇女地权的界定上,法律赋予了妇女土地权利,并倾向于保障其在原居住地的土地权利,而习俗却是要求妇女在新居住地获得土地,这不仅降低了法律的可操作性,也减弱了法律对妇女权利保护力度.妇女土地产权界定的特殊性及产权保护的有限性,共同决定了妇女地权的不安全性.     

“李约瑟难题”的诺斯解释：一个基于产权的分析框架

“李约瑟难题”作为科学史界的著名难题,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诺斯通过对产权尤其是私有产权进行分析,把西方世界的兴起归结为有效产权结构的建立和实施。由于近代中西方产权形成过程的差异,产权保护观念和机制的不同,使产权不清条件下的经济增长和有效产权结构下的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差距。诺斯的产权分析框架给我们解释“李约瑟难题”即近代西方兴起近代中国衰落的事实提供了新的视角。     

经济制度、产权结构与经济绩效:一般框架

本文在讨论经济制度与产权结构关系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产权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制度是支配特定经济主体的活动方式和相互交易关系的行为规则,不同的制度安排相应地界定了经济当事人不同的权利。产权由使用权、交易权和收益权组成。产权的可分割特性使得产权权利束可以被分解和重组,进而形成有所差异的产权结构。制度的不完备会导致产权残缺,进而形成低效率。在制度中列明的权利是专用权,未列明的权利是剩余权。对专用权而言,产权在结构上表现得越完整、越完全,对当事人的激励和约束就越充分,经济绩效也就越高。对剩余权而言,不仅要注意剩余索取权的有效配置,而且要注意剩余控制权的配置,通常应该赋予拥有剩余索取权的主体剩余控制权。     

城镇化进程中城中村改造地权归属问题研究

随着新一轮城镇化的提速,各地政府纷纷将"城中村改造"提上议程,其中的地权归属问题有待研究。城市化先行区域深圳和广州的城中村改造案例说明,在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城中村改造中土地产权归属面临国有化或集体化的两难选择:国有化使农民享有房产交易权,但丧失土地所有权;集体化可使农民保留土地所有权,但房产不可交易导致其资产抑价。这一两难困境源于我国土地城乡二元所有制下的权利不均等,解决这一困境的办法是赋予国有土地与集体土地真正同等的权利。     

传统中国社会土地产权结构特征:比较视野的讨论

传统中国社会的土地产权结构具有自身的制度特征.从中西方土地制度发展路径比较的视野观察和探讨传统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可看出,中国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在于国家所有权的至高无上和地权的不稳定.尽管中国传统土地产权结构特征带来了某些方面的负面影响,但这并不是全部的影响.事实上,中国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着人类经济发展的先进水平,在一个农业文明的社会中,土地制度对于先进经济水平的维持和促进作用似乎不容被忽视.     

20世纪上半期的地权变更与阶层流动——以浙江新登为例

20世纪上半期,地权变更造成土地所有权在业户之间的频繁转移。受分家析产及土地继承关系的制约,地权配置结构呈现出一定的延续性,而比重较高的公堂土地因其配置不均,也对地权结构产生了直接影响。土地产权既没有向富农阶层单向集中,导致更为严重的贫富分化,也未明显转向中农阶层,引发整个社会阶层结构的“中农化”。相反,土地产权整体上向贫农阶层倾斜,但由于贫农户数及比重增加,浙江新登社会阶层结构出现“贫农化”趋势。同时,由于户均土地面积下降,贫农阶层趋于“穷困化”。     

构建国有企业所有权、产权、股权管理体系探析

我国国有企业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进程中 ,已逐步形成国家所有权、企业产权、国有股权“三权”相对独立的态势。在改革实践中 ,继续理顺“三权”以及与国家经济管理权的相互关系 ,建立企业产权和国有股权的科学管理体系 ,使国有企业能够充分行使产权权利 ,是我国国有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关键     

农地产权模糊化:—个概念性框架及其解释

通过对“公共领域”概念的扩展以及对产权模糊本质的揭示,总结我国农地产权模糊的制度演进与内在逻辑,并分析家庭经营背景下的农地产权模糊及其侵蚀,进而明确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变革的基本方向:确定公共利益的范围,严格限制征用权的行使;建立合理的征地补偿机制和农田保护的制度补偿.对“内部人控制”问题,必须切断官僚等级制度对土地产权的侵入,从而瓦解职位等级产权制度;改善土地产权的稳定性,遏制土地重新调整过程中的权力寻租和腐败问题 农地流转市场应该逐步转向以农户的完全土地承包权、而不是以集体土地所有权为基础.     

近代中国政治自由中的自治、民权之悖论现象分析——以孙中山“分县自治”思想为例

就学理而言。近代西方思想家强调人民享有主权的基本依据是作为自然法理论的“天赋人权说”和“社会契约论”。它主张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的完全属于自己的不可剥夺和不可出让的权利,如生命权、享有自由和追求幸福之权;且,人的权利既然源于“自然”,它就不依赖国家而存在。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与中国转型期的地权流转

权利保护的经济理论认为,在权利转让方式中蕴含着权利保护的经济逻辑,权利转让是联系个体利益和社会整体利益的纽带,因此,个体权利的保护应该在社会整体的最优目标中来考察。通过对中国转型期地权流转的考察发现,中国的土地产权是一种没有防护的权利,权利的内在缺陷是导致失地农民利益受损和土地财政膨胀的主要根源。     

农地产权正义实现的路径探讨

伴随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和城市化的扩张,农地产权问题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问题。实现农地产权正义以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当前构建和谐农村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迫切要求。实现农地产权正义的基础条件是明晰农地产权主体,解决地权主体虚置、结构失衡和边界模糊问题;实体要件是充分赋权以弥补农民土地权利的缺失与不足;形式要件是完善农地产权证书形式与运行程序形式,解决已有产权形式存在的缺陷;目标要件是摆脱行政化的利益分配格局,代之以市场化的利益分配取向;行为关系要件是约束产权相关主体行为,防止农地侵权行为发生,以及被侵权后有可救济的实施途径。     

农地产权结构与农业绩效:一个理论框架

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根据产权对经济绩效的一般作用机理以及转型期中国的实际,农地产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即农地所有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农地承包权结构对农业绩效的影响以及产权内部权利构成对农业绩效的影响。这些影响主要是通过农地产权主体的土地利用行为表现出来的,特定的农地产权形式或不同的农地产权结构对权利主体的目标和行为产生影响,在这一影响下产权通过其激励约束功能、外部性内部化以及资源优化配置效应等,促使农地产权主体的相应行为向有利于增加产出、提高效率和降低成本等农业绩效提高的方向发展。     

产权概念的一个辨析——兼谈在理论和实践中对产权概念的误读

“产权”是一个内涵非常不确定的概念。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运用“产权”概念会加大制度变迁成本。我国政府文件和经济学理论对“产权”概念的误置源于对科斯定理的误解。迄今,西方经济学乃至制度学派对“产权”概念并没有给出被公认的内涵,即它可以给出多种解释。由于“产权”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将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各个主体间(如国家与国有企业之间)权利界定带来不确定性。因此,应该用具体的“权利”概念替代内涵不确定的“产权”概念。     

论特定产权、剩余产权与企业产权契约的本质--关于企业契约性质的再思考

科斯等人的企业契约理论的缺陷在于忽视了企业产权。企业产权有两种 :一是完全契约意义上的特定产权 ,另一种是不完全契约意义上的剩余产权。特定产权是企业契约的前提 ,而剩余产权配置是企业契约的本质。企业产权契约是以企业家为中心签约人的、拥有特定产权的企业参与者通过企业所有权(剩余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 )的配置求创造与分配产权的契约。     

近代租佃制度的产权结构与功能分析——中国传统地权构造的再认识

对近代租佃制的认识关乎传统农业经济的顺利转换。以往租佃制被视为地主经济乃至封建制度的基本要素,而超越这一叙述框架并展开技术分析,却可发现其本土色彩浓厚的独特构造:从租佃制的形态看,租佃比例和地租率反映了土地占有权和收益权的分割,而一田多主则体现了占有、使用、收益、处置等权利的复杂化;从租佃制的功能看,租佃经营不仅是一种组合各类要素的生产方式,更是以土地为中介的资金运作方式,发挥着现代金融工具产生前的财富保值增值功用;从地权构造的内涵来看,无论是权利的类别与主体,还是权能大小、时间长短、交易和衍变过程,租佃制度具有相当大的弹性,是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反映生存智慧的产权形式。     

产权管制研究范式及其现实意义——兼对国家理论的进一步思考

产权管制理论范式把“产权管制一公共领域—租金耗散”和“信息约束—管制放松—经济增长”这两个定律作为内核,并以原因、过程和绩效三个假说作为保护带.该范式把经济体制转轨理解为一个产权管制不断放松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可以进一步围绕交易费用的内生性、外生性和内外均等化三条逻辑构建产权管制的契约范式,从而相应得到“剩余权利全面管制的工资契约”、“剩余权利无管制的定租契约”和“剩余权利均衡管制的分成契约”三个命题,最终构成一个基于产权管制契约范式的国家理论.该理论强调不同的产权管制契约类型分别对应着不同的产权管制制度结构,从而形成不同的国家组织模式.     

论城市土地产权制度创新

城市土地产权是以土地所有权为核心的一系列关于城市土地的财产权利，其产权关系之复杂绝不是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可以解释的。城市土地产权安排的“双轨制”无益于地产资源配置的效率和效益。城市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要发挥国家所有权垄断的优势，界定土地使用者的土地财产权利，推动存量土地的流转，并对土地财产权利运用的时效和使用期间地产增殖收益分配做出合理安排。     

论河南近代时期人口因素对地权分配的影响

关于民国时期影响河南农村地权分配的因素,论者很少提及人口因素的影响,即使提到了,也没有展开充分论述。影响地权分配的因素很多,比较突出的因素是人口因素。人口因素使地权分配趋于分散。近代河南省内存在人口不均衡分布的现象,而人口分布的不均衡是造成河南地权分配区域差异性的重要原因之一。近代河南人口的增加,使人口与土地关系趋于紧张,是加速土地分配趋向平均的一个主因,容易造成地权的零细化,进而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     

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制度考察

从制度安排上分析当前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状况。研究方法：定性分析法、产权分析法。研究结果：在对影响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土地制度、民间法规等相关制度安排考察和解构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农村妇女土地权利的现状和特征。研究结论：需要增强法律的性别敏感性;清晰界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开展夫妻共有产权登记;协调法律和民间法之间的不一致;建立和健全农村妇女土地权利司法救济制度;加强对村民自治的权力监督。从而消除制度上的漏洞和潜在的制度供给不平等,为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权利提供一个公平、有效的制度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