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提升地方政府环境治理能力

多年环境问题的积累与环境群体性事件集中爆发,显示政府正在失去环境治理的权威,凸显政府环境治理能力不足。而地方政府环境治理中的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就是通过让政府积极履行职责来重获信任、重树权威的重要方式。现有的问责制局限主要在对在任期间的领导问责,很少关注环境决策失误的终身责任追究。而事实上,重大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在我国地方环境治理中,可以倒逼地方政府提升环境治理能力。因此,我国有必要在现有的行政问责的基础之上合理界定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范围和对象、明确重大决策追责标准、严格执行和遵守法定程序、明确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追责时效、加强重大环境决策问责制度建设,将重大环境决策终身责任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和法律化。     

行政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实践机制——基于党的十八大以来决策问责案例的质性分析

行政决策后评估制度作为连接前端决策程序和末端决策责任追究的中间环节,是重大决策责任追究的配套制度之一。当前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衔接不畅,导致决策后评估利用价值开发不足,决策问责缘由认定随意性强。基于对决策后评估的特征和决策问责要求的考察,发现二者有效衔接的内在逻辑在于决策后评估是增强决策问责精准性的制度工具,决策问责是贯彻决策后评估的强效驱动。运用扎根理论对多个决策问责案例进行分析可知,决策问责缘由包括决策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公平性,这四类缘由实质是决策正当性要求的精细划分。根据二者衔接的内在逻辑与决策问责的实证研究,可构建出"决策后评估-决策问责"互动模型。该模型显示: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有效衔接关键在于决策后评估内容与决策问责缘由保持一致。因此,实现决策后评估与决策问责的有效衔接,应当细化决策后评估的正当性要求,在对决策结果、程序、方案和执行监督的考察中评估决策是否坚持或实现了有效性、合法性、可行性和公平性要求。     

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化的难点及破解

完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是制约和监督行政权力、减少决策失误、提高政府公信力、促进依法行政的必要组成内容。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我国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取得了历史性进步，收到了良好的效果：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化水平明显提升，范围不断扩展，决策者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对权力的控制能力明显提高。但责任追究实践的内容主要集中于结果和执行环节，决策责任追究有限。当前，无论是自身设计还是外部环境，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破解这一议题，需要界定重大行政决策的衡量标准，明确重大行政决策的追责对象，建构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的制度和法律保障，严格限定重大决策失误责任对象的复出条件，建立健全重大行政决策终身责任追究监督机制。     

责任政府理念下的行政问责法治建设探讨

行政问责法治化是建设责任政府的必然要求,对推进行政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目前,我国行政问责法治存在着行政责任不够清晰、法律法规尚不完善、行政伦理建设不足、配套法律制度缺失等问题。对此,我国必须进一步明确政府官员的行政责任、加快完善行政问责法律体系、大力加强政府官员行政伦理建设和行政问责配套法律制度建设,以使我们的政府真正成为具有强大公信力和执行力、令人民满意的责任政府。     

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及制度完善

内部行政问责作为一种从行政系统内部对行政权力进行自我监督、自我制约的机制,对于我国建设法治政府、责任政府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立法和实践取得了一定进展,但现有理论主张外部主体的问责还存在不足之处,无法全面彻底对行政权力进行监督制约。为此必须从新的视角探求我国内部行政问责的合理性基础,同时应从行政机关内部加强行政监察问责、完善审计问责、加快行政伦理立法三个方面发展和完善内部行政问责制度。     

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相关法律问题探析

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涉及主体、客体、程序、救济等方面的法律问题。立基于法学理论及有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法律规范和实践,可以从追责主体、追责权限、责任主体三个方面解读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主体,从追责事由、责任形式、追责效果三个方面分析其客体,从形式程序、归责原则、责罚原则三个角度阐释其程序,从申辩机制、举证责任分配机制、申诉机制三个方面论述其救济。通过这些论析,大致可以勾勒出我国重大行政决策追责机制的基本法治要素,解决重大行政决策追责的相关法律问题。     

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向

行政问责制的有效运行对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和法治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作为重要的权力监督机制，我国的行政问责制在运行当中面临着法律缺失、责任界定不明确、问责后果异化以及问责文化滞后等困境与阻力。文章认为就完善我国的行政问责制而言，必须加快行政问责的立法进程，强化异体问责机制，建立相关配套制度，并培育相应的文化氛围。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主体范围问题研究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科学构建与有效实施,是促进行政决策行为过程规范化、科学化的有力保障。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的格局中,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制度构建与实现因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主体的复杂与多元特征而呈现出颇为复杂的特有场景。应结合政治实践,将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主体范围合理界定为行政决策责任追究主体、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对象、行政决策责任追究的参与主体,并准确把握各主体之间的现实内涵,以促进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度的科学构建与实践发展。     

使回应运转起来:线上互动中的多维问责与有效回应——以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为分析对象

回应民众诉求是基层官员的内在责任.要求官员履行回应责任的主体有两个:上级行政主体与基层民众.这两个主体既是对官员回应行为进行问责的主体,也是官员有效回应行为的外部驱动力.通过对H村"互助问答"平台运作的跟踪观察和分析发现,信息技术的普及和使用使民众诉求表达和村干部回应有了一个透明而开放的载体.这激活了对干部回应行为进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条件,而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在实际运作中又分别发展出多种形式且彼此有机关联的问责方式,并形成问责合力,驱动了有效回应行为.这种回应机制在本质上是"多维问责式回应",多维问责是有效回应的驱动力.基层官员基于多维度的问责压力而选择采取有效的回应行动.问责的多维性决定回应的有效性.问责的多维性越强,问责的压力越大,回应的有效性也越高.高强度的行政问责和高强度的民众问责下更容易驱动官员的有效回应行为.在实际政治运作中,行政问责和民众问责的强度并不总是在一个水平线上,其表现强度的差异性生成不同强度的问责压力,从而组合生成不同路径的"多维问责式回应"行为以及不同程度的有效回应.     

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主体机制研究

行政决策风险评估是防范和化解因决策失误或不当引发的社会风险的重大制度变革,属于社会治理体制的重大创新。从主体构成来看,现阶段的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主要是由行政机关主导和控制的。这一方面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确保了政府决策时权力和责任的统一,另一方面这种自评的弊端也是非常明显的,其独立性、客观性和正当性易受到质疑。从科学与民主的需求出发,需建构一种以政府为主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评估主体机制,各级政府部门应成为行政决策风险评估的主导力量而非主控力量,同时突出公众、非政府组织及法院等主体在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中功能的发挥,从而增强政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和正当性。     

论行政主体在防灾减害中的责任

防灾减害工作的意义在于维护公共利益、保障公民的各项权益,维持社会的正常状态和秩序,因此,防灾减害工作是公共行政的组成部分,这也决定了行政主体防灾减害中的责任承担者地位.行政主体防灾减害的责任范畴包括:目常管理中的防灾减害,专项执法中的防灾减害,行政预案制定中的防灾减害.具体的责任形式有三种:创造良好生活环境的防灾减害责任,处置突发事件的防灾减害责任,履行公共安全责任的防灾减害责任.对行政主体在防灾减害中失职行为的问责包括:立法问责,行政问责,司法问责.     

论职务过失犯罪中的决策过失责任

决策过失责任是具有决策权的国家工作人员,因过失决断或决定而造成严重危害结果并且违反刑法规范而应当承担的一种职务过失犯罪的责任类型。是根据国家工作人员在公务活动中的职务行为的形式确定的。决策过失责任与通常所说的决策失误有着根本的不同。决策失误是工作中的一般失误,只是过错行为,而非犯罪行为。同时,我们认定决策过失责任时还必须与政治决策失误、科学探索的决策失误等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不可避免的失误区别开来。决策过失责任形式在我国的刑事立法中有着一定的蕴涵和体现,但应当通过进一步的立法和司法解释加以完善。     

行政决策责任追究制建构的逻辑——基于行政过程论的考察

针对我国文本规范之下行政决策责任建构于对决策法定程序与决策结果的关注,未能对基于作为过程的行政决策的特点而出现的特殊问题进行较好的回应,缺乏对行政决策作出过程把握的问题,引入对"行政过程论"这一理论范式。行政决策责任在这一范式之下,由目标责任、过程责任与结果责任三阶段责任所构成的决策责任内容为行政决策责任制建构奠定了逻辑起点;通过对决策行为前端、中端与终端过程的把控,实现了对行政决策责任的内容动态与全局的构造,三个阶段的责任类型既互相独立又前后相继并循环往复,行政决策责任建构的基本逻辑按照"目标主义"、"过程主义"与"结果主义"的进路同时进行。     

关于行政问责的理论与实践探讨

行政问责是民主政治发展的产物.作为一项政治制度,起源于英国的责任内阁和美国的三权分立与制衡.行政问责的核心内容是"责任",包括政治责任、领导责任、法律责任和道义责任四个方面.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实行政务公开是实现行政问责的前提条件;构筑行政首长的"核心"地位、建立健全监督机制是实现行政问责的外在条件.     

青海省重大行政决策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机制研究

风险评估与合法性审查是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制度保障,是实现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保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实现社会稳定的内在要求。早在2009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就颁布实施《青海省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开展重大行政决策法治化建设工作,有力地推动了青海省各级行政机关重大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但青海省重大行政决策机制建设和实际运行还存在一些问题,许多方面需要进一步完善和改进。必须转变观念,加强对评估与审查机制及其重要性的认识;完善立法,进一步明确重大决策事项范围;强化操作,统一并确定评估与审查的机构和具体指标体系;健全机制,提高专家学者、社会公众参与度;完善责任,促进评估与审查机制落到实处。     

让问责成为一种必然的制度宿命

现代民主政治理论认为,民主政治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下的政府自然应该是责任政府.责任政府建设最为核心的环节就是努力构建完善的行政问责制.我国行政问责制的研究与实践肇始于"非典"时期的高官问责风暴,到2008年8、9月份,问责风暴再次刮起,一时间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强烈的反响.笔者拟对行政问责的内涵及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性建议.     

委托代理矛盾、问责承诺与决策问责

在中国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着政府决策失误的普遍性与决策问责的缺乏性之间的矛盾。对于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委托代理理论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委托代理关系中问责找到了其存在的合理性解释。根据公共行政委托代理理论,中国式委托代理关系中人民与执政党之间的一次性委托代理、执政党与政府之间的不完全委托代理、人民与政府之间的间接性委托代理的内在矛盾影响了决策问责承诺的有效性,是造成决策问责困难的根本原因。对此,在中国非竞争性选举的政治生态中,决策问责的实现应该以理顺决策权力关系为前提、以明确决策责任划分为关键、以完善决策问责制度为根本。     

恐慌、谣言、谎言: 重大突发疫情舆论传播的内在心理驱动与管控

重大突发疫情引发的恐慌、谣言、谎言既具有一般性,也具有特殊性.重大突发疫情产生的恐慌具有突发性、应急性.因重大突发疫情而产生的恐慌性谣言、谎言有其形式和内容上的特殊性.重大突发疫情的恐慌类型决定和影响谣言、谎言传播的形式和内容.谣言、谎言对社会都具有不同程度的危害性,但也需要辩证分析.谣言和谎言具有一定程度的道德性,具有责任伦理的特征.对重大突发疫情产生的恐慌、谣言、谎言及其舆论要实行道德性、法治性管控,因此建立自由、公开、透明的问责体制与机制显得十分迫切和必要.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国家行政问责之研究：一个基本知识层面的分析

西方国家行政问责的研究基础源于问责内涵之界定,主要形成行为说、过程说和社会关系说三种观点。行政问责不是固定概念,它因国家政治制度确立的不同权力关系形成多元类型,也随着公共行政范式的转变而发生变化。目前西方行政问责研究的主要趋势有三:一是探讨公私伙伴关系中公共组织的问责缺失;二是研究地方分权改革背景下地方政府问责机制的转型;三是关注公民参与社会问责的形式与绩效。借鉴西方国家的实践经验,有利于促进我国行政问责系统的建构与完善。     

不动产物权登记中的混合侵权及其责任——公私法的双重视野

在行政、民事混合侵权的情况下,不动产物权登记机关的赔偿责任的认定与承担在司法实践中颇有争议.在性质上,不动产登记应属行政行为,登记机关因"错误"登记而引发的赔偿责任应为国家赔偿责任,其归责原则适用过错原则;在责任承担方面,登记机关作为赔偿义务机关应与民事侵权人按份额承担各自的责任;在责任的实现程序上,行政与民事问题应一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