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行合一”是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体的根本组织制度

对于我国实行的议行合一的国家政体制度,现在还有不同观点。一是学术界部分同志认为,我国当前还未达到马克思设想的那种“议行合一”制度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因而我们不应该要求议行合一;二是从根本上否定我国实行议行合一,主张实行西方的“三权分立”制度。笔者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马克思提出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丰富和发展了的“议行合一”的组织形式。为了澄清理论是非,有必要明确马克思主义关于“议行合一”理论的历史发展过程及其现实意义,以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的民     

地方人大的角色错位与回正——兼论行政主体理论

从1979年以来,地方人大就被认为是“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这一推论的基础通常被认为是“议行合一”.然而通过对“国家权力”和“议行合一”的基本内容进行分析,就会发现“议行合一”并不能推导出地方人大的现有定性.地方人大的角色错位不但存在着逻辑上的失误,还造成了实务的混乱.因此,需要寻找新的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对地方人大的性质重新进行确定,使其回正.在寻找的过程中,作为纵向分权技术的行政主体理论也许可资借鉴.这里的行政主体理论指的是经典的行政主体理论,而非我国现有对行政主体的理解.我国现有认识与经典的行政主体理论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正是这个差距,使得地方人大的角色出现了错位.     

对“议行合一”的再认识

长期以来,“议行合一”被认为是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显著标志之一。甚至目前仍有一些颇具权威的理论工作者把“议行合一”奉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并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议行合一"与"三权分立"再认识

巴黎公社的原则不是"议行合一",而是"真正民主"的原则和"必须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原则.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上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们所体现的阶级统治的内容和实质的不同,而不是在政权组织形式上是否实行"议行合一"."三权分立"作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政体的具体形式不能照搬,但在"三权分立"这种形式中所体现的制约权力原则及其民主法治精神,应当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构建"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应当遵循"必须有效地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的马克思主义原则,体现民主法治精神.     

"议行合一"政体论解析

近代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分权制是防止政治专制主义的有效手段.为防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也主张对无产阶级的国家权力进行制约.他们主张无产阶级国家政权应实行"议行合一",是以废除常备军和彻底消灭官僚制为前提的.     

比较研究:三权分立与议行合一

“三权分立”既是学说,又是制度原则,其内涵就是国家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平行分割又互相制衡的权力构成体制。始于巴黎公社的执行机关统一于和从属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新型政权形式,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称为“议行合一”制度。要弄清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优劣,就不能不深入考察体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政权组织形式:三权分立和议行合一。     

“议行合一”再认识

长期以来,“议行合一”被认为是巴黎公社政权建设的重要原则,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显著标志之一.甚至目前仍有一些颇具权威的理论工作者把“议行合一”奉为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组织原则,并说这是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笔者有不同看法,特提出来与之商榷.     

“议行合一”精神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实践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实践中,应科学把握"议行合一"的精神实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实践"议行合一"精神的现实选择,坚持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实践"议行合一"精神的具体体现.     

王阳明"知行合一"说之特质

“知行合一”是王阳明基于自我生命体验提出的命题。在这个命题中,“知行合一”被定义为“知行关系”的“本体”,试图确立解决“知行关系”的基本范式,并表现出形上性;“行”之为“知行合一”基础的确认,提出了把握“知行轻重”的参考答案,并体现了经世致用的实学精神;“知行合一”中的价值诉求,反映了阳明对“知行合一”应用意义的期待,体现了超越性和理想性;“知行合一”的多重性表明“知”“行”不是静止的合一、抽象的合一,而是动态的合一、具体的合一,凸显“知行合一”的最佳模式是“知行相适”。不过,“知行合一”之所以为“知行本体”,之所以“以行为本”,之所以蕴含“价值诉求”,之所以表现为“多重合一”,乃是“心体”使然。因此,王阳明“知行合一”是由“心体”主宰、孕育的“知”“行”运行系统,是“心体”这一道德智慧的深切投射。质言之,王阳明“知行合一”是以“心体如此”为核心,以“知行本体”“以行为本”“价值诉求”“多重合一”为基本元素构成的有机理论体系,因而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处理“知”“行”关系的典范,并在理论和实践上表现出丰富且积极的启示。     

充分认识社会主义议行合一制度的优越性

在国家政体建立的理论原则问题上,社会主义国家政权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有着一个根本的对立: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是按照议行合一原则建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政权是按照议行分离原则建立的。这一对立是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资本主义政治制度根本对立的一个重要方面。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资本主义三权     

国家政权建设与农材基层政权组织变迁

在现代国家政权建设过程中,我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经历了:“国家经纪体制”下的“乡镇自治”、“国家全能体制”下的“人民公社制度”(早期为“议行合一”制度)和“乡政村治”下的“村民自治”三种制度变迁。进入21世纪,随着传统农业财政体制向现代公共财政体制的转变,农村基层政权组织进行了相应的治理体制改革,本文认为对此应在转变政权职能、改革事业单位体制、统一财政体制与培育新型农民合作组织四个方面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     

中国乡镇行政管理体制模式的历史沿革与反思

在20世纪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中,我国出现了四种新型的乡镇行政管理模式,即清末至民国时期推行的所谓“乡镇自治”和中国共产党建立的“议行合一制”乡镇基层政权“、政社合一制”人民公社“、乡政村治”二元治理体制。但由于我国小农经济的有限剩余和农业财政能力决定着基层政权的特性及其基本走向,致使乡镇行政管理体制变动频繁且反复无常。从2006年起,随着农业税的取消,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后农业税时代,应当加快建设法制型、民主型、服务型的乡镇基层政府,不断提高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水平。     

社区自治:城市社会基层民主的复归与张扬

社区自治是党领导社区居民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监督的一种基层民主形式。我国居民委员会的发展历程经由了一个从自治组织到“准政府”组织再到自治组织的复归与张扬之过程 ,而构筑社区自治内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大力推进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 ,目前社区自治组织架构的创新呈现了从“议行合一”体制向“议行分离”体制转换的趋势 ,且“议行分离”体制下社区自治组织架构在实践中诞生了实体型和虚体型两种发展模式 ,其目标指向都是社区自治 ;构筑社区自治外部制度保障的关键在于在城市基层政府与城市社区之间建立起一种委托—代理式契约关系。     

议行合一的再认识

赵紫阳同志在十三大报告中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和多党轮流执政."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以议行合一原则为理论基础的,是议行合一原则在中国的具体表现.为了弄清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就不能不对议行合一原则予以再认识.这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的现实生活所提出的一个必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人大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探讨

我国国家机构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与"议行合一",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它适应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需要,体现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贯彻了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发展民主必须与健全法制紧密结合,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宋明新儒学"儒佛合一"说之检讨--兼论思想的兼容与创新

宋明新儒学实现了“儒佛合一”之观点是一种错误的“共识”,因为无论是就本体论思维、修养方法,还是心性论方面,都足以说明宋明新儒学没有达到“儒佛合一”;而宋明新儒家对佛教的态度,尤其表明所谓“儒佛合一”只不过是某些不求甚解者编织起来的一个美丽梦幻。这一错误的“共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学术研究在思维方法上的混乱和盲从。思想发展一般表现为思想的兼容,思想的兼容有载体兼容、补位兼容及诠释兼容等形式。思想兼容不等于思想合一,更不必然等于思想创新。     

论有中国特色的司法独立

建立在三权分立基础上的司法独立原则虽然有其阶级局限性，但它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产物，对实行议行合一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法制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和指导意义。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国家在本国的宪法中都确定了这一原则，但社会主义国家的司法独立原则一般都停留在宪法中的原则性规定上，这些规定都不明确、不具体，特别是对于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司法独立缺少法律规定。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早在１９５４年，就在宪法中确定了司法独立原则，由于未能在国家权力行使方面建立起有效的权力分工及制约机制，因而司法独立难以真正实现。１９８２年宪法…     

论我国行政外向监督的成因

我国是议行合一的社会主义国家,却存在着并没有法理基础的行政外向监督。政治制度在理论设计之初的缺陷以及我国党政不分、人大制度尚不完善等弊端是其原因;随着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行政外向监督作为我国政治发展的偏差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概念解读与话语空间的建构路径——以“议行合一”的论辩逻辑为线索

话语空间的大小表征着一个问题可以辩论的可能性大小,而概念解读是话语空间得以建构的一个重要前提。很多学术争论的根源,在很大程度上,都与概念解读的差异有关。而造成概念解读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理论上的,可能是实践上的,也可能是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悖离。当然,这还可能与解读主体的自主性密切相关。因此,一个论题话语空间的大小是其论辩的理论逻辑、实践逻辑、理论——实践逻辑以及解读主体的自主性等因素共同形成的。换句话来说,这些因素都是话语空间得以建构的基本路径。实际上,以“议行合一”的学术争论为线索,可以发现这一论题巨大的话语空间,正是按照以上路径得以建构的。从这些路径出发,“议行合一”的话语空间还可以进一步开拓。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国家政权的大胆尝试--上海市民政府探析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对未来国家政权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在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和创建市民政府中得到了实践.共产党人领导武装起义的胜利,证明了武装夺取政权是中国革命的特征之一;上海市民政府的创建以及"议行合一"的政权组织形式,表明了共产党人在通向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道路上迈开了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