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耶之间对话的可能性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善”与“善的生活”:孔子与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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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容和多元:基督教和儒学传统中的良知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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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君子论:困境和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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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与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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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张对话、反对冲突是时代的最强音

当今不同文明间交流、借鉴和融合的范围在扩大,矛盾、冲突和危机也在加深。世界需要对话,只有理解彼此之异,才能找到彼此之同。通过对话,可以懂得、欣赏、学习对方,增进友谊,和睦相处。只有加强对话,超越危机,人类文明才会有和平、进步与发展。本刊自本期始,推出"文明与对话"栏目,以搭建不同文明会合交融的平台。目前推出的是儒耶文明间的对话,我们不回避儒家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差异才有多元,双方才都有持续前进的外部动力,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儒耶两种文明的高层次交流与对话实践,将综合出人类更新更高的文化成果,产生带动人类进步的重要精神力量,并推动儒学进一步实现世界性的文化认同。     

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价值追求和民族个性独立

全球化加速发展背景下世界各国文明不断地融合和碰撞,跨文化交流的过程伴随着一系列的新情况、新问题,如何既坚持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又可以避免破坏世界文化的多元化发展,最终构建一个"和而不同"的世界,需要我们处理好跨文化交流中的普遍价值追求与民族个性独立的关系.     

“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

秉承“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丝绸之路精神的“一带一路”倡议,既是坚持文明交流互鉴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贡献。文明交流互鉴作为一种崭新的全球文明观,从人类历史高度积极回答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是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在新时代发展的最新理论成果。文明交流互鉴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重要内容,还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实践的理论探索与现实回应。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为深化“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渊源与文化底蕴。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人类文明发展的新方向,遵循平等性、多样性、包容开放性、共享性的基本原则,依托中华文明,才能形成“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内生机制;只有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的发展战略,才能构筑“一带一路”文明交流互鉴的外在机理,实现“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全球化时代: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的最大战略空间

20世纪后期以来,全球大变革、大调整在全球化条件下发生、深化,推动了世界的转型.世界转型涵盖文明的转型、世界生产力的转型以及国际关系体系的转型.这一历史进程指向全球整合,其核心是人类社会的和平发展问题.这种因全球化而出现的历史大趋势,给中国与世界的和平发展,提供了最大战略空间.中国与世界和平发展在本质上和方向上与历史大趋势完全一致,形成了最大的优势和资源.     

世界和平: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

世界和平是池田大作的价值追求。他控诉战争的灾害,认为狭隘的国家主义和极端利己主义,以及民族偏见和不信任感是世界和平的障碍,而消除障碍的途径是国家和人民的沟通和了解,特别是人性革命。他的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与个人经历和时代背景有关,而理论基础则是人本主义的哲学观,反对暴力的东方价值理念和众生平等的佛教思想。他通过广泛的对谈和沟通,创办教育及文化教育交流,发展创价学会等活动实践他关于世界和平的价值追求。     

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1 993年世界宗教大会发表的普世伦理宣言中明确指出 ,孔子思想是普世伦理基本原则的源头活水之一 ,但儒家的缺席实为一大遗憾。同年 ,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的构想 ,把儒家文化与伊斯兰文明相提并论 ,作为当代西方民主世界的对立面。在文化宗教领域内沉默而在经济政治领域中曝光 ,使儒家的优点黯然不彰而缺失则暴露无遗 ,这对新儒家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孔汉思深信宗教之间的相安无事是人类社群得以和平共存的先决条件 ,其普世伦理便是通过宗教对话而消解矛盾冲突的权法 ,但其淡化和削弱的诠释策略必然导致抽象的普世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从西方 ,特别是美国的战略立场设思 ,有着浓郁的冷战情结 ,视儒家为权威主义和中国威胁论的理据。我们认为儒家具备关切政治 ,参与社会和重视文化三种属性。世界宗教集会领导小组曾提出持续性、进步、差异和了解四大议题作为构建全球伦理的基础。面对文明冲突的危险 ,我们务必强调对话的重要 ,通过文明对话来考虑生态环保、社群整合、文化多元及相互参照的可能 ,这比以抽象的普世主义为前提的伦理宣言更切合实际 ,这就是全球伦理的儒家诠释     

习近平关于推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战略思想

习近平关于当代中国世界文明观的科学论述奠基于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立足于中国优秀的思想文化传统,着眼于当今世界的发展大势和人类的共同诉求,科学回答了正确认识和对待不同文明,大力倡导不同文明的交流互鉴,实现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等时代命题,为实现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伟大世界梦提供了思想支持和理论指导。     

城市空间重构与现代知识体系的生产——以清末民国南京城为中心的考察

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城市不仅是人们进行经济交换、社会交往与文化交流的空间,也是知识体系的载体。清末随着工厂、铁路等的兴建,南京城市空间成为传播科学知识的载体,特别是现代交通工具、通讯设施的出现,城市空间被压缩,人们因此逐步形成现代时空观。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政府全方位改造南京城,现代民族国家知识谱系透过空间而得以传输。与此同时,公园、博物馆、图书馆、影剧院等新型公共空间充斥南京城,它们在对人们产生视觉冲击的同时,要求人们遵守公共空间的规则,由此衍生出公共意识、法律规范与卫生知识。现代城市空间所折射出的是一整套以西方科学与文明为参照体的知识体系,这种隐性的知识体系对人们具有重要的影响力。     

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若干理论问题

本文对涉及西域史前文明发展的理论问题进行了讨论,指出,西域史前文明的发展演变在于不断接受来自于周边地区古代文明中心的影响作用,同时,也受到环境因素的极大制约。它的主要特点表现为农业文化与畜牧业文化的长期共存发展和相互借鉴。草原游牧文化的不断南下和东进,是造成大范围文化传播和人群迁移活动的主要动因,新疆地区则是连接东西方古代文明的桥梁和纽带。     

秦汉文明浅析

秦汉帝国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形成了统一与多样化有机结合、水平居于世界先进行列、中外文明交流空前频繁等特点。秦汉文明不仅对2 000年来中华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且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中华古文化中的“超越”哲思:“轴心”与“转轴”

近年来,国内在讨论思想文化的超越与突破问题时,常常关联到所谓轴心时代。其实,这是对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提出人类文明史有决定性的转轴时代(The Axial Age of Transcendence)论题的一种误译。他的本意是,在古代世界中,各地的高等文明在公元前800—前200年间不约而同地发生了超越性的突破转变,凡经历过此转变的古代文明则能更新其生命力,延续成为现代的文明;否则,便成明日黄花,被历史所埋葬。中文把应该译为转轴时代的the axial age,误译为轴心时代。古代中华的经书、经学、经术(王官之学)以及之前的神话传说构成的轴心,不但是其后诸子哲思腾跃转轴的基础,更影响了其多元多层次的转轴特性。最能表达中华古哲对超越理念论说的是孔子吾十五而有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表达了一个人终生不断地超越的理念;而《老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则几乎道尽了公元前数千年间中华上古思想文化超越变化的大势——道或超越自然,或为自然所超越。这远远地超越了西方止步于上帝的超越。     

德里达论他者的命运——从哲学与非哲学的关系看

“解构”首先是针对西方哲学文化的一种“内部策略”,但不可避免地涉及与其他文明的“内外关系”。哲学与非哲学的“同”“异”关系于是呈现出两种表现形态:在西方文化内部,哲学始终摆脱不了与文学艺术的关联;与此同时,西方的哲学文化必须正视非西方的非哲学文化。德里达承认了作为他者的异质文化的地位,但他依然没有摆脱“种族中心论”倾向。     

文明史的立体型研究——论阮炜文明史研究的特色与成就

对文明史的立体性研究是阮炜研究世界文明史的主要倾向。阮炜对世界文明史的立体型研究又体现出以下几个特色：1．现代性视野中的写作模式转变和方法论革新;2．在理论探索中融合中西学问而综合创新;3．对文明史研究怀着深刻的质疑超越精神和本土意识。     

亨廷顿“文明冲突”论评析

冷战后，塞缪尔．亨廷顿提出了“文明冲突”理论，认为冷战后世界分为八大文明，文明冲突将决定国际政治。在宏观层面上，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在微观层面上，冲突发生在伊斯兰与非伊斯兰之间。同时，亨廷顿认为文明冲突永远不会泯灭，否定文明走向融合的历史发展大趋势。亨廷顿还认为伊斯兰文明将与儒家文明相结合，共同对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明。亨廷顿的这一论断是站不住脚的。     

文明对话模式之争:普世价值与核心价值

普世价值文明转型模式和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对话模式。前者实际上是把西方文明的某些核心价值奉为普世价值,并要求弱势文明以此为标准进行改革和转型,最后融入这些所谓的"普世价值"之中。这种对话模式容易引发文明间的外部对抗,妨碍对话各方深入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并掩盖自身的视觉盲点。后者则强调各文明在对话交流中反省自身原始责任意识,认识自己的核心价值,在对照中揭示自身视觉盲点,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自我更新。核心价值文明自觉模式应该成为未来文明对话的主导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