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墨子"尚贤、尚同"思想的实质

墨子要实现兼爱交利的社会理想,采取的治理国家的主要方式是"尚贤"和"尚同",而"尚同"是从社会制度上实现其"尚贤"思想.尚同的思想首先关涉社会、国家的起源问题,除了天子尚无法确定是由何种方式产生,其他各级官吏实际上都是由上而下任命产生的.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或中央集权制,是建立在家族等级制度基础之上的,而墨子的尚同原则,是同他的兼爱交利思想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与家族等级制正相反.它也可以被看作是集权或专制,但与中国现实社会的专制和集权还不一样,因为其根基不同.     

墨子"和"哲学的致思方式与境界追求

"和"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精神,它从总体上集中代表了中华民族对于宇宙人生理想境界的最高追求.本文认为,墨子在继承中华文化重视"和"的思想文化传统的基础上,通过对冲突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在宇宙论意义表达了"和"是天地万物的本真状态,也是天地万物有序运行的基础.天地宇宙之"天地和"的应有之态、社会人伦之"万民和"的理想愿望、天下世界之"天下和"的最高诉求,构成了墨子"和"哲学的理论架构,社会理想和境界追求.     

“十论”的递增成形:对《墨子》中基本命题的追溯

由于我们对《墨子》涉及"十论"的早期文本历史所知甚少,因此在诠释这些文本的时候,难免需要依赖于某些预设。在这些预设之下,墨翟以一位哲学家、墨学创始人或者"十论"这套连贯思想体系的倡导者的形象出现。虽然这些预设可能没有错,但我们可以在方法论上暂时将其搁置,从而以一种新颖的方法来阅读《墨子》。这一方法更加关注"十论"彼此之间的差异、它们在《墨子》书中尚未固定的形式、以及代表"十论"的某些用语(如"非攻"与"节用")在《墨子》文本中鲜少出现的情况。这个新的方法还引申出另一种关于墨家思想的合理描述:在《墨子》一书被不同时期的作者与编者渐次处理的过程中,墨家思想也随之得以建构、成形。     

《墨子》"非命"与儒家的"命"

<墨子>对儒家的"命"观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但是这种批判并没有全面把握儒家复杂的"命"观,没有看到儒家的"命正论"因素;同时对儒家"命定论"提出的背景及其积极意义也缺乏正确的认识,儒家的"命定论"核心观点是,富贵穷通是由"时"、"命"决定的,面对选择人不应患得患失,而应"行其义"、"知其不可而为之",实现"仁者"、"贤者"、"圣者"的高贵价值,<墨子>指责的俟命殆事并非儒家"命定论"的应有之义.<墨子>的偏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儒家的"命定论"具有负面效应,尤其是在普通民众中;儒家后学也有将"命定论"引向消极的弊端;同时墨家自身理论目的是社会实践,而非理论探讨,使之无暇对儒家命观进行细致的整理分析.     

墨子"非乐论"辨析

研究墨子"非乐"思想,首先应该考察墨子"非乐"的范围。从郭沫若在《孔墨的批判》中所列观点中可以看出,墨子"非乐"的范围是广义的,而非仅仅局限于"音乐",因而不可能得出墨子"非乐"就是反对音乐的结论。从墨子的平民思想家的立场,他的"非乐"思想是积极的;从现代行为科学来认识墨子的"非乐",他的思想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因此,墨子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反对奢靡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并无大错,对当今社会仍然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墨子的"法治"观及其现代价值

"法治"在墨子那里叫"治法"."治法"以"法"、"法仪"、"法度"为治国的标准."治法"之"法"即为"仁"之法,即为"兼爱"之法,为"义正"(正义)之法,为"尚同"(平等)之法,为"天志"之法,为"法天"(或"则天")之法,为"中效"之法,为(百姓广泛参与的)"谈辩"之法.墨子的"法治"观展示了"法治"之法的规则性、规范性、普遍有效性、强制性、实践性、正义性、平等性.因此,墨子是中国法律思想史上第一位主张"法治"的思想家,而且还因其独具"现代性"而使其成为"法治的本土资源".     

新闻"喉舌论"考述

从历史的角度考察新闻"喉舌论"产生的社会根源,比较马克思和中国改良派两种"喉舌论"的差异,探讨西方产生自由论、中国产生"喉舌论"的必然性,认为自由论和喉舌论都是人们对新闻实践和新闻规律的认识和总结.今天,我们所提倡和坚持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新闻喉舌论.     

墨子“尚贤”思想评析

"尚贤"是墨子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尚贤"思想在具有功利性、彻底性、进步性的同时,也具有空想性、主观性、狭隘性的特点.但墨子的"尚贤"思想更注重的是社会要有明确的分工,等级制度不可废,"尚贤"思想是在"义"的指导下对社会现有秩序的改良主张.     

走出"滕尼斯迷思":百年来西方社区概念的建构与理论证成

在社区研究和实践领域,滕尼斯式的共同体概念影响至深.与中国对"社区和居委会辖区"高度重合的绑定式理解不同,西方国家的社区概念繁杂且语义模糊.百年来,西方学界围绕"两圈一网"(人群、地域及网络)要素,先后产生了"社区孤存论、社区消失论、社区继存论、社区适应论、社区解放论"五种主张,形成了"所面即所存、所感即所存、所连即所存"的多样化社区认知.受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和重大危机的影响,百年来西方的社区认知历经了"融入社会、接纳国家、面向网络"的三阶转型,冲破了"滕式共同体"的狭隘界定和地理局限.现实来看,西方国家的个体可以同属多个社区身份,其社区的最大公约数就是"独立于国家、市场的社群",社区概念的变化显示出人们寻求"变动社会中的社会团结"的努力.中国应当在强调社区的基础意义之外,丰富对社会共同体形式的理解,重视塑造与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区认知和实践,建构多种社会联结方式、纵横相辅的关联社区和关联社会.     

《墨子》的《诗》学观

<墨子>引<诗>论<诗>数次,考察其对<诗>、<书>以及对<诗>不同部分的选择,可管窥<墨子>的<诗>学观.将其与其它诸子进行横向比较,可发现<墨子>的<诗>学观的独特性.将其纵向研究,亦可丰富完善先秦的<诗>学系统,尤其是<墨子>在<诗>经典化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作用.     

墨子传播思想研究

墨子认为传播的终极目的不是为了逞一时的口舌之利,而是为了有利于国家百姓,但是他对音乐、文学等的教育作用的忽视,却是其传播思想的功利倾向的弊端所在。墨子基于"利"而反对所有没有短期功效的言论和学说,斥儒家的仁爱为虚妄之说,以现实的利害为一切言论的准绳,这就开启了后世法家传播思想的专制色彩。墨子崇尚集权式的传播管理体系,主张天下的舆论要统一于天子的意见,所有的是非都以天子的是非为是非。墨子非常重视实际经验在传播活动中的作用,认为人通过耳、目等获得的各种信息一定是可靠的。墨子还提出了"言必三表"的理论,"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即根据历史经验来判断言论;"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即以百姓的感官经验为判断言论的标准;"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则是以实践来考察言论。墨子的传播思想还包括了其他方面的内容,例如传播主体的诚信、文与质的关系、发展的传播观、传播活动的实用性、传播主体的自信,等等。     

墨子之礼学

墨子精通礼学,强调礼的等级性,反对礼的宗法性;在尊天明鬼思想指导下,肯定和论证祭祀之礼的社会功能与道德作用;批评三代丧礼和儒家丧礼的厚葬久丧特征,主张薄葬短葬;承认乐的审美价值,又否定乐的政治作用,证明乐的社会危害性.这样,墨子礼学呈现明显的批判性和创造性.     

墨子谈辩中的逻辑分析方法

墨子是先秦时期百家争鸣所铸造的一位杰出辩者。其在谈辩过程中引入的逻辑分析方法主要涉及概念分析、推理分析、逻辑基本规律分析等内容。墨子谈辩中的逻辑分析法所蕴含的关注逻辑、重视逻辑应用这一文化建构趋向 ,是中国未来新文化建设需要重视的一份珍贵历史遗产     

墨子功利主义伦理思想的相对性特色及其现实意义

墨子伦理思想的功利特色与战国社会的祸乱不已相联系,是历史相对性存在的生活欲望的客观诉求。遵循"天人合一"的理路,以"天之欲"表达"人之欲",以道义制约功利,实现义利统一,造福天下百姓,体现了墨子伦理精神的平民气质和生活智慧。理解这一精神实质,对化解当今社会市场经济中的道德困境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从孔子论“生无所息”看儒家的生死哲学

孔子和子贡论"生无所息"的典故见于《荀子》《韩诗外传》《孔子家语》《列子》等文献,这些文献可以比较清晰地勾勒出孔子的人生哲学和生死智慧。君子下学而上达,修己以安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儒家"内圣外王"的伟大理想注定了儒者的一生任重而道远,须弘毅刚健、自强不息。有生必有死,面临死亡,君子不会感到恐惧和不安;死亡是对宇宙大化的回归,儒者一生发奋以有为,只有到死才能得到最终的休息,君子在死亡面前从容而坦然。     

《墨经》的“援”式类推

“援”式类推体现了《墨经》的逻辑类型, 《墨经》的逻辑类型是不同于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的类推逻辑。从《墨经》所讨论的主要推论形式出发来了解古代逻辑初创时期的逻辑类型, 不仅对研究中国逻辑史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而且对于丰富和发展普通逻辑也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论罗近溪“不学不虑”之学

近溪"不学不虑"之学可从三个方面展开:"赤子之心"是立其体,"孝弟慈"是贯其实,"当下理趣"是受其用,三者循环互解又自成一体。在识取道德源头圆满自足的前提下,"不学不虑"呈显为当下具体事为,当下情境凝一成"不学不虑"之理境。     

经世致用与老子思想的融合--魏源《老子本义》思想剖析

魏源从今文经学经世致用的原则出发,对老子的思想进行了新诠解,并视<老子>为"救世之书".他又结合自己的时代特点,对老子的社会政治价值进行了深入挖掘,对"自然无为"、"无欲为体,无为为用"、"慈、俭、不敢为天下先"、"小国寡民"等思想作出了新的诠解,体现出强烈的忧患意识与救世情怀,实现了对老子思想的超越,也开启了近代道家思想研究的新阶段.     

论《墨辩》中的语境语义学思想

中国是一个具有丰富语义学思想传统的国家.早在先秦时期,孔子、孟子、公孙龙、荀子以及《墨辩》《吕氏春秋》等就在名实理论的基础上,探讨了包括语境语义在内的语义学思想.从对先秦诸子著述的哲学背景的分析可知,《墨辩》的语义学思想最具代表性,特别是它对语境语义学思想的探讨,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荀子批判理论与西方诠释学

与西方的施莱尔马赫或加达默尔所构建的诠释学体系相比较，荀子的批判理论可谓既符合诠释学的一般标准，又具备自身的独有特质。荀子及施莱尔马赫等人均认为主观成见的存在是诱发误读的根源，但他们避免误读、处理成见的方式却各有差异；同时他们还都相信，任何理解活动的开展都离不开某种正当成见的参与，但对于这种正当成见的规定，各家也不相同。荀子理论系统中的正当成见是其所谓“道”，虚一而静是理解者确立“道”的具体方式。在诠释《诗》、《书》典籍和百家之言的过程中，荀子实践了他的批判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