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生育率研究方法:30年回眸

改革开放30年是我国人口学及人口研究迅速成长的30年。生育率研究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学研究方法的发展。中国的生育率研究方法既有从西方引进的各种生育率指标和模型,也有中国学者为了适应自己的需要而改进和创建的方法和模型。笔者从生育率度量指标和生育率模型两个方面总结我国生育率研究方法的应用及变化。对在中国生育率研究中所使用的主要方法进行回顾并对这些方法对我国生育率研究的贡献进行总结。     

生育率演变的生态学逻辑及人口增长的长期趋势

人口增长的长期过程一直是充满困惑与引发争论的话题,将人类复归到生态系统的普通成员,按照生态学逻辑构建一个由替代生育率内生引导、人口容量外生制约的人口增长新模型,以代替用具体社会经济因子解释短周期人口变动的传统思路,探讨生育率转变的一般模式及人口发展的长期趋势。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人口已经或正在经历着第一次、第二次生育率转变,全球生育率演变可以聚类为欧美、亚非拉、撒哈拉以南非洲和东亚四种区域模式;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在短短的三十年内完整经历了两次生育率转变。极限替代生育率是生育率演变的长期目标,但当前已有一些国家跌破更替水平,这也许会成为各个国家的普遍经历,预示着人口容量约束的日益显性化;世界及主要国家的人口规模正在日益逼近其容量极限,并会在惯性驱动下突破容量限制,达到峰值后再以负增长方式趋近人口容量,同期的生育率也将向极限替代生育率递增复归。按趋势模拟世界和中国的可持续人口容量分别约为65亿人和12亿人。研究设计出测量人口增长惯性的新指标——人口增长惯性系数,它是生育率与实时替代生育率之比或出生率与死亡率之比,相比常用的人口惯性因子更为简便易行。     

队列视角的中国人口内在增长水平研究——基于终身生育率两种估计方法的比较

通过比较终身生育率的两种估计方法,本研究发现,利用同是队列指标的初育年龄测度终身生育率在反向"预测"过去时明显优于总和生育率估计法,而在正向预测未来时则具有更强的稳定性。运用不同的终身生育率估计值测算中国人口内在自然增长率的结果表明,从20世纪70年代初进入生育期的育龄妇女开始,人口的内在增长水平就已为负并持续下降,与此同时,偏高的男女性别比需要高于2.1的更替水平才能保持人口稳定。中国人口1970年以后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在于预期寿命的持续提高,以及育龄妇女占总人口比例相对较高。今后生育政策的调整不仅需要关注当年人口出生率即人口金字塔底层的数量变化,而且要考虑对未来人口结构即人口金字塔形状的影响。此外,在监测人口增长时应继续重视初育年龄变化对人口增长的作用。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因素分析

阐述了中国生育率由传统的高出生率向近代的低出生率转变的原因,利用邦加兹生育率模式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对生育率转变的避孕、人工流产等生物人口学因素,以及都市人口比率、计划生育率等社会经济的因素进行了论述。     

低生育率陷阱:是事实还是神话?

20世纪80年代以后,欧洲国家生育率持续下降,一些国家生育率降到并持续保持极低的水平,这种现象引起了西方人口学界乃至大众的广泛关注,很多学者对欧洲持续的低生育率现象及其原因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影响的理论之一是鲁茨等人提出的低生育率陷阱。按照鲁茨等人的观点,一国总和生育率一旦降到1.5以下,就会产生一种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于是,生育率就如同掉进了陷阱,很难再回升到1.5以上。本文介绍了低生育率陷阱的概念和作为其理论核心的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并从人口学机制、社会学机制和经济学机制分析了低生育率自我强化机制本身的缺陷,从理论上论证低生育率陷阱可能存在的问题,在这一基础上笔者结合近年来欧洲一些低生育率国家生育率回升的事实,认为低生育率陷阱究竟是事实还是神话,还需要进一步的理论证明和实践检验。     

人口始终是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中的一个重大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控制人口增长与我国当前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文章首先确定两个事实:一是用进出口贸易的资料证实中国近年来的经济不是泡沫经济,而是实际增长;二是通过中国各种人口统计指标,特别是总和生育率(TFR)论证中国近年来生育率下降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笔者认为当前TFR值1.8是可接受的。其次,通过减少人口投资,提高人均GDP,提高人力资本和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论证生育率和人口增长率下降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并指出人口是我国构建资源节约型和人与自然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性因素。     

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考察了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通过比较农村本地人口、城市本地人口和流动迁移人口三个人口群体在生育率上的差异,并进行多元统计分析,结果表明,流动迁移对生育率有着非常显著影响,城市外来人口的生育率不仅显著低于农村本地人口,而且也低于城市本地人口;远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要低于近期流迁人口的生育率。中国人口迁移与生育率的关系出现了与已有的迁移生育率理论的不一致。1990年代中国的迁移生育率发生了转变。     

从第七次人口普查看中国低生育率问题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中国低生育率问题进行分析和再认识。研究发现长表数据和短表数据对总和生育率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全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1.292,处于较低水平;采用去进度效应的总和递进生育率指标对递进生育的孩次结构进行分解,一孩递进生育率明显下降;育龄妇女平均生育年龄提高到28.98岁,峰值生育年龄推迟到28岁,一孩、二孩平均生育间隔时间由4年缩短到3.11年。年龄别育龄妇女有配偶比例迅速下降,育龄妇女年龄结构迅速老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未婚比例快速上升,育龄人群受教育程度不同对子女的受教育预期明显不同,而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育龄妇女比例迅速提高,进一步强化生育率的下降和生育水平的受教育“梯度”差别,从而导致低生育率的人口学和社会学机制的形成且保持稳定。为应对我国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低生育率或超低生育率陷阱这一突出问题,需要着重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科学分析超低生育率的社会危害性,全面把握传统生育文化精髓,营造适宜生育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结合各地具体实际,着力解决生育相关重点难点问题,探索解决人口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路径;三是全面、系统和前瞻性研判中国人口发展新趋势,积极应对低生育率问题,促进全国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文章试图估计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少生了多少人。利用1980~2008年世界140多个国家的数据来模拟在没有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经济社会变量与人口变量的相关关系,并据此对中国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进行测算。将测算出来的无计划生育条件下的总和生育率和中国实际总和生育率分别代入模型进行人口模拟,比较无计划生育条件下和现实条件下人口增长的不同过程和结果。研究表明:无计划生育条件下,我国2008年生育率水平的预测值大概在2.5左右。1972~2008年间,排除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单纯由于计划生育的作用,中国少生了4.58亿人。     

稳定低生育水平是缓解“四二一”担忧的一个安民告示

自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四二一”家庭的问题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本文从人口学、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认为“四二一”家庭不会成为我国家庭的主要人口结构形式．但如果生育率持续过低、过久则有可能引发倒金字塔型的社会人口结构。本文根据中国国家老龄委公布的“人口老龄化百年人口预测数据”。对我国高、中、低三种生育方案进行比较,发现把总和生育率稳定在1.8±0.1的中方案是比较适合我国21世纪人口发展的方案。避免生育率过低或过高既能控制我国人口总量增长过快。又能避免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和速度加剧．是控制人口与缓解人口老龄化的最优平衡点．     

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变动及预测

人口出生水平取决于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以及育龄妇女比重.文章利用1980—2010年进入生育期的妇女的初育年龄对其终身生育率进行预测,并据此测算1990年、2000年以及2010年三个人口普查年份的人口出生率,结果表明,这三个年份的出生率估计值均能够以较小的误差接近由总和生育率计算得到的人口出生率真实值.在此基础上,文章进一步解释了1990年以来中国人口出生水平持续下降以及近十年来始终处于低水平的现象,是由30岁以下的年轻育龄妇女的生育水平、 生育模式(标准化年龄别生育率)和占总人口比重共同下降所致.考虑到二孩政策的全面放开,文章还模拟了高、 中、 低三种预测情景下2011—2050年中国人口出生规模的变化,指出即使在文章设定的高生育水平方案下,人口出生规模也只能在短期内实现回升.因此,为促进未来人口出生数量渐进增加,保持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生育政策的调整目标仍须适当提高.     

文化力对中国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影响

中国在经济不发达的情况下 ,仅用 30年的时间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生育率迅速下降是政策力、经济力、文化力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文化力对生育率的下降起着推动力、导向力、凝聚力和鼓舞力的作用。在文化力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影响下 ,中国城乡育龄夫妇生育观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且这种变化还远没有完成。     

论内在总和生育率

在不断完善对时期生育率的测量指标中,人口学家们提出了各种基于对生育行为各个方面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以便获得更为准确的生育水平度量。对生育率的数量成分和进度成分的分解,使得我们对时期生育率的变化有了更深入的认识。针对递进生育率和去进度效应总和生育率的缺陷,澳大利亚学者提出了内在总和生育率的指标,并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它能更准确测量生育率的数量效应和进度效应。内在总和生育率是对生育的年龄、胎次和间隔同时进行控制的生育率指标,反映的是生育行为内在稳定的生育水平。本文对这一方法进行介绍,并利用我国1988年2‰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数据,说明该指标的构建和计算过程。     

人口密度和生育率:一项探索性分析

20世纪是世界人口前所未有的增长期。文章利用世界187个国家1960～2000年(间隔5年)的时间序列资料,结合中国、印度和瑞典的个案分析,着重研究人口密度与人口增长率、生育率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口密度是除影响人口增长率和生育率下降的社会、经济、文化变量之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影响生育率的水平和趋势,在未来人口预测中有必要考虑人口密度变量。中国、印度和瑞典的案例也反映出人口密度与生育率之间的显著相关关系。     

试论时期总和生育率、终身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的关系

通过对总和生育率(TFR)、终身生育率(CFR)与政策生育率(PFR)的概念及相关数据分析,论证总和生育率与政策生育率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不可直接比较。在特定条件下TFR、CFR和政策生育率会产生差异,在一个国家生育水平下降的历史时期,TFR必然小于当年49岁组女性的CFR;"超生率"、"未婚率"、"未育率"和"不孕率"的变化,决定了政策生育率与终身生育率的差异。借鉴日本经济与人口发展相关数据,可以相信由平均初婚年龄推迟、女性有偶率下降导致的生育水平下降很可能成为对我国人口均衡发展的最大潜在威胁。因此,当前以及今后相当的时期内,我国的政策生育率应高于1.8。     

21世纪中国人口面临的艰难抉择──生育率与人口规模·老龄化的前瞻

总人口、老年人口规模与生育率呈正向变化以及老龄化程度与生育率呈反向变化的矛盾, 决定了低生育率导致人口数量较少但高度老龄化; 高生育率导致人口规模扩大但老龄化程度较低,造成未来生育政策调整的艰难抉择。促进人口与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是未来中国发展的最主要矛盾,继续坚持低生育率政策,坚持严格控制人口数量是首要任务     

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人口普查数据,根据粗出生率与总和生育率的关系与特征,构建了人口年龄结构系数及其对粗出生率变动影响的贡献率指标,分析了建国以来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949—1979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很小;1980—1993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迅速上升,年龄结构的贡献率增大;1994—2008年,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趋于下降,人口惯性势能在减弱;2009—2011年,受80—90年代出生高峰的影响,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出生率的影响再次凸显,年龄结构的贡献率迅速增大。从年龄别生育率逐年下降的特点,也可以证明近年推动我国人口增长的力量主要是由于年龄结构带来的惯性增长。     

中国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研究

双生子出生是普遍存在的小概率生育事件,双生子研究逐步受到人口学界的重视。本文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生育数据分析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单胎生育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都与女性生育年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随年龄变化模式,属于两种不同的生育事件,双胎出生率在妇女30³4岁以前随着生育年龄的升高而上升,并且主要是由增加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比例贡献的。     

中国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研究

双生子出生是普遍存在的小概率生育事件,双生子研究逐步受到人口学界的重视。本文利用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中的生育数据分析双生子出生的人口学特征,并与单胎生育特点进行比较。研究表明,1989年中国育龄妇女的一般生育率为78.83‰,双胎出生率为7.81‰。虽然生育率和双胎出生率都与女性生育年龄和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但两者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随年龄变化模式,属于两种不同的生育事件,双胎出生率在妇女30~34岁以前随着生育年龄的升高而上升,并且主要是由增加异性双生子对与同性双生子对的比例贡献的。     

亚洲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妇女实际生育水平与更替生育水平的评估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趋势发生转变,自然增长率与总和生育率降低。在这种大趋势背景下,对世界人口形势的判断有过于乐观之嫌以及针对人们对妇女更替生育水平的误解,利用亚洲一些国家(或地区)1990～2000年期间妇女年龄别生育率和死亡模式等数据资料,计算得到各国妇女更替生育水平,表明各国之间妇女更替水平存在较大差异。通过与其实际总和生育率比较,可以发现在发展国家中绝大部分国家实际生育水平依然高于妇女更替生育水平,发展中国家人口潜在的增长能量依然很大,世界人口增长的趋势依然强劲。因此,在注意生育率下降所带来问题的同时,也不能够忽视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全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