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名中外的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

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于今年3月1日发布命令,决定将苏联各国人民友谊勋章授予我国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戈宝权,以表彰他在加强苏中文化合作及介绍俄苏文学方面所作的杰出贡献。年初,他还接受了苏联文学基金会授予的“普希金纪念奖”。戈宝权,1913年2月15日出生于江苏东台,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精通英、法、俄、日、世界语等多种语言。青年时代便潜心于翻译和外国文学研究工作,曾用葆荃、北泉等笔名发     

林纾与桐城派、改良派及新文学的关系

林纾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笔调翻译了西洋小说１８９种，把外国文学大规模移植到中国来，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巨变。他是古文家，颇为晚清桐城派“护法”，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他虽是改良派康梁思想的认同者和回应者，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书生”身份。古文家身份为他翻译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业带来了特殊色彩，而以游侠自命的古文家更成了他晚年抗拒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因素。他对外国小说的介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感谢蔑视

一位知名作家谈起他是如何走上文学道路时说,他之所以有今天,要特别感谢别人对他的蔑视。 二十年前,这位作家还只是一名工人,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工作之余,他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他把自己的作品念给工友们听,工友们听后都耻笑他是在胡言乱语。     

胡适的文学翻译成就概述

中国是有着深厚的文学底蕴的国家,自古以来出现了无数的著名文学家、翻译家。作为20世纪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在推行文学革命的过程中胡适大力提倡西方文学名著的翻译,并提出了自己的文学翻译思想。在此对胡适的文学翻译成就进行了梳理、分析,并指出胡适对中国文学的贡献是通过他的文学翻译主张和作品实现的。     

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

翻译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生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应该给它以一定的文学史地位.但1949年以来,翻译文学却一直成为文学史遗忘的对象,这是不正常的.如何书写翻译文学史呢?翻译文学并不能独立构成历史,翻译文学史应该理解为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史,只有在追索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互动中,翻译文学才可能找到自己的生存依据和历史流变轨迹.     

论文学翻译批评学科构建的框架体系

文学翻译批评不同于文学研究,其研究方法也不同于外国文学或比较文学研究方法,它应该是一种复合式批评,是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的有机融合,而不是翻译理论和文学翻译实践的附庸。在翻译研究的争论中,可能没有比关于翻译批评标准的争议更多、分歧更大的了。其原因就在于,文学翻译本身就是复杂的、个性化很强的艺术实践,而文学翻译批评要把这一艺术实践上升到认知层次,不是件容易的事。     

也向西风舞一回——论胡适与白话翻译文学

胡适是用白话写诗的第一人 ,也是用白话译诗的第一人。他论及翻译的某些主张 ,给中国的语言文学带来了深远影响。胡适的翻译思想可以归结为 :要改造中国文学 ,必先从白话做起 ;要普及白话文学 ,必先翻译外国文学。胡适倡导的白话翻译文学 ,为整个新文化运动的普及提供了话语支持     

试论中国主体文化对翻译活动的规范和制约

翻译的功用之一是译介与内化外来文化。在翻译史上的不同时期,中国主体文化总是有选择地把外来文化纳入由自己主导的发展轨道。经过中国文学传统的文体和语言改铸后的外国文学,不仅具有了独特的、即便是原作也无法取代的艺术魅力,而且顺利地融入了中国文学之中,成为中国文学有机的组成部分,进而丰富了中国文学的创作经验。     

试论周作人的古希腊文学研究

对古希腊文学的介绍和传播是周作人一生中的重要工作之一,他不仅翻译、介绍了古希腊的神话、古诗、戏剧、寓言和修辞学等著作,还通过自己对古希腊文学的认识和看法,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比较研究,其最终目的是在批判中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系统鉴别,以期实现国民文化和素质的改造.     

施蛰存的诗歌翻译及其对当代诗歌的影响

施蛰存的文学创作是从诗开始的,他的文学翻译工作也是从诗开始的。施蛰存的文学翻译主张兼收并蓄,但他更热衷于现代主义诗歌的译介,他所翻译的外国现代主义诗歌作品一直影响到新时期的朦胧诗。     

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评郭延礼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

西方文学对中国近代文学的发展有着深运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是通过翻译文学发生的。所以中国近代翻译文学不仅推动了近代文学的发展与变革,成为近代文学发展的重要参照系,而且对“五四”新文学也起到了催生作用。但长期以来,对于在中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近代翻译文学的研究,却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郭延礼先生的《中国近代翻译文学概论》（湖北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８年３月出版）——这部４４万字的学术专著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成为近代翻译文学研究的拓荒之作。该书的作者具有开放性的研究视野,他没有把近代翻译文学看作一个封闭…     

文化差异与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文学翻译是跨文化的语言转换艺术。在面对文化差异和语言转换的困难给文学翻译所带来的挑战时,创造性叛逆往往成为译者自觉或不自觉的一种选择。创造性叛逆既可能造成译本在新的接受环境中增值,又不可避免地导致原作文化信息的失落。得失之间,恰好凸显了翻译研究的文化价值。     

短暂而集中的热爱——论戴望舒与俄苏文学的关系

在冯雪峰等革命文学家朋友的影响和催促下,戴望舒曾经在短时间内翻译了不少俄苏文学作品和有关俄苏及其文学的理论文字;但是后来,在翻译了纪德的《从苏联归来》一书后,受到纪德的深刻影响,他对苏联文学的价值产生怀疑,尤其是对革命文学的信念产生动摇,从而停止了俄苏文学的译介工作。不过,苏联文学或者说革命文学从质地、理念到措辞,都已经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印象,对他的手笔产生了影响。     

林纾的小说理论

林纾一生翻译外国文学作品 180余种 ,他对小说的见解多散见于他为自己翻译的小说所写的序跋中。林纾的小说理论主要有如下四方面的内容 :一是重视小说的社会作用 ;二是引进西方现代小说观念 ;三是比较西方小说与中国文学的异同优劣 ;四是思考了小说的基本艺术特征。     

论文学翻译批评研究

外国文学要成为本国、本民族多元文学系统的有机部分,本土文学要走向他国和世界进而成为世界文学,获得在异域“后来的生命”,必须仰仗文学翻译;文学翻译事业能否健康发展离不开文学翻译批评的正确引导,而文学翻译批评要不负众望、发挥上述导向作用,自身建设——翻译批评研究亟待改进和加强。本文在对翻译和文学翻译批评研究现状分析、评述的基础上,围绕研究命题的内涵、重点与难点、研究思路和方法等,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思考。     

蒙汉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哈斯宝与《新译〈红楼梦〉》

在《新译〈红楼梦〉》中,哈斯宝以敏锐的感知力和对当时语言的娴熟掌握,成功传递了原作的思想和情感。他的翻译工作是语言上的翻译,更是文化之间的深入交流,不仅丰富了蒙古族文学的内容和形式,扩展了红学研究领域,充实了中国古代小说理论,而且还深刻影响了蒙汉文学关系的研究,为蒙古族文论的发展开创了新局面。哈斯宝是翻译家,更是文化传承、传播的关键推动者。他立足蒙古族文化,接受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促进了蒙古族文学的发展,为蒙汉文学、文化交流树立了典范。     

传统文化在文学翻译中的烙印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具有社会性;翻译,作为语言沟通的桥梁,对于跨文化的国际信息传递尤为重要。在某种意义上,翻译文学可以被作为汉语言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汉语言文学与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许多文学翻译都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苏曼殊文学翻译思想初探

近代中国的著名诗人苏曼殊,不仅在小说诗歌的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而且在外国文学翻译方面,作出了较大的贡献。曼殊是一个诗人、小说家,同时也是一个文学翻译家。对他前一方面的贡献,人们已谈得很多,基本上已有定评。可对他后一方面的工作,人们却谈得极少。几十年来,我们难得看到一篇专门讨论苏曼殊译作的文章。对他的文学翻译思想,更无专文论述。笔者认为,要全面认识苏曼殊其人其作,不可不对其翻译作品进行研究。因为翻译从来就不是一种简单的移植,不只是一种语言的变换,翻译中包含看再创造的因素。一部译著,不仅是原著者的劳动成果,同时也是翻译家的精神产品。因此,我们没有理由漠视曼殊的翻译活动。本文的任务,想就苏曼殊的文学翻译思想作一些初步的探索。至于对其翻译作品的评析,俟另文讨论。     

周作人敌伪时期日记中的自画像

周作人在抗日战争期间,在沦陷了的北平一步一步走上叛国附敌的道路,最重大的一步是1941年1月6日,出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以后还担任过其他高级伪职。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法院以汉奸罪,判处周作人有期徒刑十年,南京解放之前交保释放。全国解放后,由国家出版机构安排给他文学翻译工作,保证他有经常的较优厚的收入,发挥了他的文学才能,在提供鲁迅研究资料方面,他也做出相当的贡献。但是,解放以后,对于他叛国附敌的罪行一直还是确认的,从没有在政治上法律上给他做过什么平反,     

“译文学”之于比较文学的作用与功能

比较文学不能仅限于"文学关系"的研究,不能只满足于"跨"的边际性、边界性或边境性,还要找到得以立足的特定文本,那就是"译文"。为此,就不能像一些欧洲学者那样把"翻译研究兴盛"与"比较文学衰亡"合为一谈,要把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联通起来,把"译文学"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纳入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体系中,使之与"译介学"并立。只有这样,比较文学才能拥有"译文"这种属于自己的"比较的文学",才能克服边际性、中介性的关系研究所造成的比较文学的"比较文化"化倾向,才能在有限的国际文学关系史研究资源逐渐减少的情况下,为今后的比较文学研究提供无穷无尽的研究文本资源,从而打消比较文学学科危机论和学科衰亡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