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谢灵运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观

六朝是我国哲学与美学大发展时期。作为诗运转关文学家的谢灵运，在其哲学思想及创新思维指导下，也产生了颇有特色的创作思想。尤其是他的“文体宜兼，以成其美”的创作自觉，以审美的标准打破文体间的绝对界限，互吸互融，从而兼善各体，风格多样，突破了传统的源自儒家“正名”思维“辩体”观念，有利于文学的多元化发展。     

"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

盛世文风非元代所独有,前之宋,后之明,都出现了盛世诗文。宋、明两代的盛世文风,都被认为是粉饰太平,歌时颂圣,缺乏实际内容,是没有价值的。但元代的盛世文风却不同,它不是强大政治力量介入的结果,而是文人们自觉的倡导。元代文人描述其"盛世",主要说大元"海宇混一"、"华夷一统",其疆域之大,跨越汉唐,而不是对政治和朝政的颂扬。创造不负于时代的文风,是元代文人们要自觉肩负起的历史责任,因而他们呼唤盛世之文,批评种种有悖于盛世文风的文学风气。"盛世之文"实际上是这一部分文论家的文学理想,其作品并非一味美化现实,并非不反映现实问题。它是一种文风追求,而不是对诗文内容的规定。文学史研究中与元代盛世诗文相关的一些非客观的认识,都是应该(?)正的。     

自然人性与道德完善的和谐追求——桑塔耶纳小说《最后一个清教徒》的艺术风格和美育观

桑塔耶纳在国内学者的视野中是自然主义美学家,研究多侧重于他的美学理论,尤其是《美感》中的自然主义美学思想。而实际上其文学创作非常丰富,有独特的价值,并且受到美国研究者的重视。桑塔耶纳的小说《最后一个清教徒》取得了巨大成功,其中塑造的主人公奥利佛,是在自然人性与道德选择之间摇摆的美国青年的典型代表。文中体现了桑塔耶纳的美育观,以对主人公奥立佛短暂一生的记录阐明了他本人对自然人性与道德完善的双重追求,旨在呼唤两者的真正和谐。     

盛唐休闲风气与诗人的别业创作生态

盛唐是一个体闲的时代,休闲风盛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别业山庄的普遍化.而别业的兴盛,别业的周边环境,别业里的闲逸生活内容和状态,改变了士人的隐居方式和生活态度,协调了人与自然、政治与自然的关系,优化了他们的心理环境,形成了高雅的皋壤之趣.别业的创作环境,使盛唐山水诗的内容、主题和格调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美化环境、闲化心态的诗美主流.这些"非常境"的山水田园诗之逸品,正是诗人感悟自然真谛、享受山水外物生命愉悦的休闲产物.     

简论《齐风》艺术的美学构成

在《诗经》十五《国风》中,《齐风》具有舒缓、中和、率真的审美特质。这与《诗经》时代齐国的经济基础、政治策略、地理环境、人文特点等方面密切相关。     

广告文案的美学追求和诗化功能

文化语境的改变,使广告文案的要素趋于简化,而传播方式又为广告的诗情画境提供了条件,从而使得建立在诗性思维基础上的广告获得更大的艺术表现空间。广告文案的注入情感令消费者忘不了、丢不开;创设画境使消费者获愉悦、添亲和;而借用诗歌的艺术技巧也让消费者生快感、发共鸣。这都是广告人将美学追求融入广告的结果。     

论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自觉持守

赵树理的创作不仅以农村生活为题材,而且也以为农民代言为己任。作为现代农民作家的典范,赵树理无论是在延安时期的大众化运动中,还是在建国后“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政治语境中,都坚持自己的农民立场。在当下文学日益疏离农民立场的文化语境中,重申赵树理创作对农民立场的持守应该是有益的。     

《拾遗记》创作的神奇化追求

尚奇猎异是一种人类的审美需求。受时代风气影响,六朝志怪小说大量产生,并体现和追求着奇异之风。作为六朝时期“拾遗”体志怪的代表作,《拾遗记》的神奇性审美追求更典型。笔者经过对《拾遗记》文本的细致分析、归纳和论证,认为《拾遗记》的神奇化审美特征体现为神异性和奇异性两大类。在具体内容上则通过大量、生动的神奇的人、事、物乃至异域的记叙描写来实现。     

市政当局的“行动主义”与魏玛共和国对复兴的追求

魏玛共和国在德意志战败的残局中建立,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复兴德国.战后,德意志能否复兴的关键在于城市能否实现复兴,而民主化之后的市政当局大都奉行一种"行动主义",成了魏玛时代追求复兴的最主要的行动主体,它们把复兴运动深入到了社会的各个层面,魏玛共和国的"相对稳定"本身也是与市政的积极行动分不开的.     

审美与欲望：当下时代文学创作的话语冲突

文学创作的可能性在于作家对当下人类生命价值状态的疑问、探讨和发现。探讨世俗时代下文学创作能够成为真正的审美创造的理论依据,进而倡导新的生命处世原则,尊重艺术自由精神,建构新的文学生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