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宋代东南沿海的海神崇拜现象——以两浙地区为中心

两宋时期,随着海洋开发和海上交流活动的不断深入,东南沿海地区的海神崇拜之风日趋活跃,涉及的社会群体相当广泛,包括海商、渔民、士绅、僧侣等。这当中,两浙地区颇具代表性,其海神崇拜有的是基于海洋意识,有的与中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报恩思想密不可分,有的则是受到佛教观念的影响,从中可以看出多元化、实用性的特点。从更深层次来看,宋代东南沿海地区海神崇拜的兴盛,体现了海洋开发不断加强的趋势,反映出开放与包容的地域文化精神。同时,海神崇拜不仅满足了人们祈求安康的精神寄托,也有着多方面的文化和社会功能,对东南地区社会和文化生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南宋乡村的非政府势力初探

在南宋的乡村社会中存在各种非政府势力,从其表现和形成这些现象的主要原因来看,乡间事务繁多,政府力量相对薄弱,乡居富贵之家的势力有时几乎超过了官府;传统的宗法社会强调宗族、村落等组织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而处于政府与非政府之间的半官方势力调节能力有所削弱;当时民间社会的世俗化、功利化与儒家社会理想的冲突导致官员施政的尴尬,都成为了非政府势力介入乡村事务的条件.     

南宋朝廷与四川地区的文书传递

南宋时期,四川地区因控扼长江上游形势成为前沿攻防区之一。南宋朝廷为了加强控制,始终注意与四川信息沟通之经营,采取了种种措施,特别是从制度上保证与该地区文书传递的效率。在此期间亦形成了行都临安府与四川地区之间较为固定的文书传递路线。然而,四川与临安府之间距离太远,文书传递之诸项制度,在此空间作用下,不能充分发挥其效能,而是弊端屡生,艰于维持。在这种情况下,南宋朝廷唯有授予四川地区军政方面一定的便宜行事之权。但从实际运行过程来看,四川地区军政的独立性不仅甚为有限,而且与朝廷之间的文书传递也未能因此减少。与四川地区文书传递数量之大和经常的迟滞状态,使南宋朝廷一直处在对四川军政操控之无奈和紧张之中。     

论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

南宋时期,浙北地区的市镇在发展形态上大致可分为环城型、手工业型、农业型、交通型等四种基本类型.许多市镇商业发展迅猛,手工业兴盛,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和市场体系;在居民结构、社区布局、社会管理、文化生活等方面,也越来越多地具有类似城市的特征.市镇的发展和兴盛,引发了浙北农村经济和社会的一系列变革,推动了农村城市化的起步.     

南宋“中兴”问题再分析

南宋建立后,“中兴”问题便是朝廷及士人争论不已的焦点问题.南宋“中兴”始于何时,迄今未能统一,有持“高宗中兴”论者,有认为“孝宗中兴”论者,亦有称“高孝光宁四朝中兴”论者.通过分析高宗和孝宗两朝的社会状况可知,高宗一朝长期面临“外患内忧”的尴尬处境,孝宗即位后“内修外攘”之策造就了“乾淳盛世”,南宋方渐现“中兴”局面.     

南宋浙西地区市镇类型及人口规模探析

南宋时期的浙西是对两浙西路的简称,是当时社会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带,也是市镇十分活跃的区域,市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大。其中,超大型镇市往往多达数千户,大规模镇市大多在千户左右,中等镇市多在数百户左右,小型镇市大致在百余户左右;草市的人口数量差距明显,有的达到近千户,乃至数千户,有的仅数十户,甚至几户。可以估算:南宋中期前后,浙西地区的市镇人口总量已有近9万户,逐渐呈现出类似经济都市的特征。     

论贵州地区在南宋、蒙(元)战争中的作用

在南宋抗击蒙古的早期战争中,贵州成为西蜀战场的辅助战场,它作为南宋京湖战场防御体系的延伸,在阻止蒙古军队从四川的泸州、宜宾一带经播州(遵义)到思州(贵州铜仁)进入湖南,或从云南经贵州的黄平到玉屏等地进入湖南攻击南宋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南宋江淮地区兵燹多发因素及救济分析

南宋初年江淮地区功能和区位的转变成为兵燹增加的二大因素.通过对南宋江淮地区兵燹记载的统计和对政府处理方式的分析,能够发现影响政府对兵燹采取不同赈救方式的因素.南宋江淮地区兵燹的增加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南宋江淮地区兵燹多发因素及救济分析

南宋初年江淮地区功能和区住的转变成为兵燹增加的二大因素。通过对南宋江淮地区兵燹记载的统计和对政府处理方式的分析，能够发现影响政府对兵燹采取不同赈救方式的因素。南宋江淮地区兵燹的增加是诸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分层机制分析:等级的、文化的视角

等级的身份规则是影响中国社会结构分层和流动机制的重要变量,在历史绵延中已演化为文化的深层结构,凝结成民族深层的共识,成为传统社会结构下劳心与劳力分层的重要依据.当代中国社会分层外在表现于阶级阶层的多元划分,其内里则可能承袭了等级的分层模式下文化分层与代际流动之间的不稳定平衡.     

2007年新疆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变化研究报告

（一）新疆城镇居民不同收入阶层收入差距明显扩大 1．收入总量大幅增加，收入来源多元化。改革开放近30年来，新疆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80年的427元增加到2006年的8871元，年人均增加收入325元。2006年与1980年相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19．8倍，26年中平均每年递增12．4％。同时，收入渠道拓宽，收入来源多元化。     

帝俄时期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流动

俄国在莫斯科国家时期不存在等级 ,1 649年法典是俄国等级制度发展的分界线 ,1 8世纪末俄国等级制度基本形成。 1 9世纪 60年代改革后 ,逐渐失去特权的各个等级在法律上相互接近 ,并向阶级和职业集团演化 ,但到 1 91 7年前 ,等级尚未彻底变成阶级。在整个帝俄时期人口的社会结构变化异常缓慢 ,除城市等级外 ,其他主要等级的绝对人数增长而相对人数下降。 1 861年前等级间的社会流动规模不大 ,每代人中约有 1 /1 0的人参加社会流动 ,农民和僧侣是其他等级队伍获得补充的源泉     

南宋湖南地区仓储制度研究

在中国古代,仓储是防灾救灾的重要设施,其重要性历来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宋代亦然。有关宋代仓储制度的研究,成果较丰,但这些成果主要注重于宏观和整体的把握,对区域性的研究则略嫌不足。本文在吸收学界已有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南宋时期湖南境内的仓储制度进行探讨。作者指出,南宋湖南仓储有以下几个特点:(1)从仓种的性质看,有官办的国家仓储;官督民办的地方仓储和由士绅出资以赡济族人或乡里的民间仓储三种。(2)从时间来看,国家仓储主要形成于北宋时期,到南宋时期往往被侵夺,救灾效果有限,而地方仓储和民间仓储则主要形成于南宋时期。(3)从经费来源来看,国家仓储是由国家拨款,而地方仓储多是节缩地方官之公费,加上地方自筹和士绅出资。(4)从赈济方式来看,无偿赈给较少见,主要是以赈粜和赈贷形式出现,最常见的是赈粜。(5)从施救主体来看,宋政府依然是灾荒救济的主体,但到南宋中后期士绅阶层在基层灾荒救济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填补了政府救灾的不足,救灾的主体形成了政府与民间互动模式。     

南宋都城临安的市场类型

南宋临安的工商业,在中国和世界的城市发展史上,均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法国著名汉学家贾克·谢和耐（Prof Jacques Ger—net）更是在其所著的一本主要阐述南宋都城临安社会生活历史的著作中认为：“在蒙人人侵前夕,中同文明在许多方面正达灿烂的巅峰”;     

从“农商社会”看南宋经济的时代特征

引论：“农商社会”之概念和南宋经济之地位近十余年来,随着宋史研究的逐步深入和南宋史研究的急剧升温,重新认识宋代、特别是南宋一朝的利弊得失并重估其历史地位,已成史界热点之一。     

南宋明州楼钥家族与佛教

南宋时期的明州（今浙江宁波）占据着政治、经济资源的优势，名门望族汇聚于此，楼氏即为当地最重要的家族之一。有关楼氏家族的研究已取得了一些成果，这些研究多集中于楼氏家族的兴起、家族的联姻与地方社会等方面，     

城镇居民城市融入过程中的科技支持因素分析

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将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在新城镇居民融入城市的过程中,科技发挥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主要包括知识与信息支持、职业技能支持、科技产品支持、科技设施支持等。同时,科技作用于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经历了一个"物化""社会化"和"身份化"的过程。实证分析发现,当前新城镇居民在科技利用方面的情况不容乐观,尤其在技能培训、电脑网络使用以及科技设施利用方面存在较大不足。因此,要重视和发挥科技对人的城镇化的支持与引领作用,将新城镇居民的科技需求纳入公共服务体系,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从而加速人的城镇化和新城镇居民的城市融入。     

南宋社会文化学家王应麟仕履系年考释

王应麟是《困学纪闻》和《玉海》的作者,又是流传极广、影响至深的童蒙读物《三字经》和科举考试辅导读物《词学指南》的作者,他既是宋代著名的历史学家,又是贡献极大的社会文化学家。了解他的身世,是研究王应麟事功与学术成就的第一步。有鉴于此,笔者谨撰此文。     

中国居民杠杆结构演变及其风险研究

本文首先构建了居民杠杆结构产生、演变机制的理论模型,其次分析了2000年以来我国居民杠杆结构的演变路径、动力机制及其风险因素,最后提出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杠杆存在较大结构分化,金融管制对结构产生及其演变产生影响,利率管制放松、股票发行制度改革为居民杠杆结构演化提供动力,并决定其路径,居民杠杆结构演化过程中,金融风险可能增加。本文建议,要差异化和针对性地采取金融政策,缓解居民杠杆结构分化所产生的问题,同时合理利用居民杠杆,防控杠杆结构性问题产生的金融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