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符的贫富道德观念略论

贫富道德观念如同其他上层建筑的思想观念一样,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历史条件的转移而变化的。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时代,生产力水平极低,生产关系相对而言也比较朴素而单纯。民族部落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们没有私有观念,自然也就没有关于贫富的差别和等级观念,更谈不上什么关于贫富道德观念这类论理道德方面的问题。贫富差别和贫富道德观念的出现,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必然产物。随着社会生产力的     

灌溉、水可获性和反贫困——以淠史杭灌区为例

我们必须承认贫困存在于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评价社会贫富经济水平的标准,是因国家的不同、地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种差异还可能出现在不同的社会团体和不同的历史时期内.与水有关的指标可以被用来定义贫富程度,这种定义方法涉及界定什么以及如何界定,而且在宏观和微观的分析中,这种定义方法会由于对人口的社会阶级和分类的不同而有不同的标准,所以还有待对贫困的指标进一步界定.     

增长、分配与社会分化--对拉丁美洲国家社会贫富分化问题的考察

最近50多年来,拉丁美洲地区各国经历了经济增长、贫富分化、分配不公、贫困加剧、经济低迷、社会冲突、政治动荡的发展变迁历程。拉美地区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这些矛盾、问题和困境,被称为“拉美现象”。在过去的50年间,拉美地区经济上经历了前30年的经济增长和后20年的经济衰退时期,政治上经历了由军事独裁走向民主政治的变迁过程。但不论经济、政治情况如何变化,分配不公、贫富分化、贫困加剧、社会动荡的局面一直未得到改变或好转。拉美地区长期贫富分化、社会冲突的原因很多,但社会财富长期过于集中,城市就业矛盾突出,社会保障政策不公和国家社会控制能力弱化是其深层原因。     

社会分层视角下的法律援助地方立法改革——以《广西壮族自治区法律援助条例》为例

社会分层与弱势群体是社会转型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市场经济本身无法解决贫富分化和资源分配不公问题.法律援助对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防范和化解矛盾,公平分配法律资源,实现诉讼权利平等具有重要意义.以社会分层和弱势群体为理论依据,考察法律援助制度和法律援助地方立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有助于制定符合社会发展实际的地方性法律援助条例.     

宋代官办慈善事业新探

宋代是一个官办慈善事业发展迅速的历史时期,传统观点一般归结为受儒家仁政思想的影响.但换个角度看,宋代商品经济发达,税收负担沉重.由此导致的城市贫民和游民数量增加,社会贫富分化现象较之以往任何一个朝代,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徽宗时期更是发展到高峰.故宋代官办慈善事业的发展,主要原因在于城市贫民数量增多,社会矛盾突出,统治者不得不借助官办慈善事业来稳定统治秩序.     

公共政策制定价值研究论纲

在我国社会全面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社会利益多元化、城乡二元格局和贫富两极分化等社会问题对我国的公共政策制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中,一个最主要的问题便是我国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问题。对公共政策制定进行价值研究,就其界定的范围来看,公共政策的“政策”运行逻辑在实质上规定了公共政策制定价值研究的基本框架。     

现代化变迁中的社会分层、贫富分化与分配正义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现代化进程推动了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在原有身份制体系制度化记忆影响下,身份主导了转型中国社会分层和贫富分化,从而使我国社会分层、贫富分化呈现相对失衡性,这必然会损害社会公平正义,危害社会安定.在社会阶层出现分化的情况下,要把社会公正作为社会整合的一项重要原则.它不同于衡量收入分配均等程度的平等,也不同于市场条件下承认禀赋差异的机会公平,它是在市场竞争之上维护共同生活的更高的原则,要通过再分配和转移支付来帮助和扶持弱势群体.     

关于贫富的几点认识

文章具体探讨了贫富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辩证关系,分析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机理及方式。意在认识贫富问题的解决是一个历史和辩证的过程,揭示其同社会进步及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所具有的内在一致性。     

试论运用法律手段抑制贫富过分悬殊

贫富差别是市场经济高效率发展和竞争机制的必然产物,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经阶段。但贫富过分悬殊则产生诸多社会痼疾。运用法律手段控制贫富过分悬殊是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应当用法律建立各类合理的分配机制,预防贫富悬殊,将贫富悬殊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先秦时期“社会公正”思想探析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公正思想的基本内涵是,要求对广大社会成员不论贫富、贵贱、智愚、强弱、亲疏、远近,都一视同仁;强调公正与私行的对立,确立以公共利益为出发点;认为社会公正应是圣王国君和各级官吏的基本道德。实现社会公正,一是法制的作用,行公法是实现社会公正的可靠保障;二是最高统治者国君的作用;三是以官吏选拔方面的公正公平去实现社会的公正公平。     

明清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宗族组织的变化

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着社会变革，作为传统社会重要结构的宗族组织不是被动地接受打击，而是积极地去适应。作者以明清这一社会大变革时期为背景，从土地、贫富、租佃关系三个方面探讨了宗族组织对商品经济发展的主动适应，揭示了正是这种主动性使得宗族组织在明清社会的急剧动荡中趋于稳定。     

历史时期青海城镇体系发展轨迹探赜

青海的城镇是在青海地区特定的历史、自然和社会经济发展等条件下形成和发展的,与内陆地区城镇发展相比,既有共同性,又有更多的特殊性。历史时期青海地区的大型聚落出现较早,但城镇发展相对滞后,规模小,数量少,城镇功能单一而且区域分布极不平衡。同时,由于青海东部是游牧经济与农耕经济的过渡地带,这种特殊的区位又使青海城镇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与内陆地区有非常大的差异。     

中国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与判断

由于学界对贫富两极分化的界定标准不一,对中国是否已出现贫富两极分化的判断也就不一致。衡量贫富两极分化的标准主要有两个:经济层面的标准和社会层面的标准。从经济层面看,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已达到联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悬殊的标准,且呈上升趋势,W型指数高且呈上升态势;从社会层面看,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强势阶层与弱势阶层之间的对立初步凸显。综合经济与社会两方面因素得出结论:中国贫富两极分化已初露端倪。     

市场经济运行的三个规律及其三大顽疾

本文认为，失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和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产物。资本积累是市场经济的运动规律，失业人口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的劳动人口运动规律；按要素功能分配是市场经济的分配规律，贫富两极分化则是按要素分配规律作用的必然产物；通货膨胀是市场价格和货币的运动规律。失业人口、贫富两极分化和通货膨胀是市场经济的三大顽疾，也是市场经济带给当代文明社会的共同社会问题。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须重视这三大社会难题的妥善解决。     

司马迁的贫富观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司马迁贫富观形成的历史条件、贫富观的积极意义和根本矛盾进行论述。认为其形成的历史条件首先是当时商品经济有了很大发展;其次是商业资本有了一定的实力;再次是西汉政权对社会经济实施了有力的干预,以及西汉时期的社会观念和社会风气等对司马迁的影响。司马迁的贫富观有其积极的意义:如初步认识了物质利益原则等经济规律,体现了对人的个性的尊重,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强烈不满等。当然,司马迁的贫富观也有难以克服的自身矛盾。     

浅谈转型时期我国政府危机管理及其模式的构建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社会的进一步转型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引起了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地区收入差距扩大及贫富分化扩大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使得各种社会矛盾加剧,社会危机事件的发生变得常规化。本文主要从危机管理的基本概念,社会转型与社会危机,当前中国政府危机管理的现状,问题,引入其模式的必要性以及其模式的构建等方面对转型时期的政府危机管理进行了全面的介绍,以期对我国的现实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社会分层、城市住房消费与贫富分化——基于CGSS2005数据的分析

文章以住房消费为切入点,对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关系的争论进行了再探讨,研究发现,在社会转型期,随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发展,人力资本在市场体制中利益回报提升的同时,政治资本也在再分配体制和市场体制中继续并同样得到利益的满足,社会分层的再分配机制一定程度上还在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在并行地增长着。城市居民之间的住房消费存在着贫富分化的趋势,住房改革制度的分割性使住房改革加速了中国的贫富分化,强化了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割。     

制度变革、专用性资产积累与农村内部贫富分化

中国农村制度变革为农民创造了初始机会均等的增收致富机会,但由于农民个人专用性资产积累的不同,即主要是农民自身干中学技能和社会支持关系的不同,导致农民打工就业、经营活动等增收致富方式的分化,进而使农民之间收入增长的规模和速度呈现明显差异,农村内部的贫富分化由此产生.尤其是近两年来,少数经营大户依靠社会支持关系增强而实现收入迅速增长,成为当前农村内部贫富分化加速的重要原因.农村内部贫富分化的改变,需要农村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种制度协同改善,并为"农二代"发展提供公平的社会支持系统.     

司马迁贫富观的历史考察

司马迁认为追求富有是人的本能,反对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人为干预。他从道义上谴责“为富不仁、为仁不富”现象,却又默认了贫富不均的现实存在。他蔑视权贵,同情穷人,同时对富有又有点渴望。他表彰本分致富,却又不赞成严禁奸富。与其不朽著作《史记》一样,这种矛盾的贫富观也算得上一家之言。社会结构的转型,地主封建制度在和平环境中的迅速发展和充分演示,为这种贫富观的产生准备了基本的社会条件;而司马迁那拮据窘迫的尴尬人生,则又为他对贫富问题的反思提出了现实的要求。史家的视野,书生的执著,浓郁的忧患情结,则把这种思考引向了深入。时代、社会和个人三重因素,造就了司马迁那丰富而独特的贫富观。     

明代嘉、隆、万时期农村的贫富两极分化

农村贫富两极分化明显加快,是明中叶以后十分引人关注的社会现象和严重的政治问题。它是当时社会大变动的必然反映,又制约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贫富两极分化是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的。物质财富是分化的基础,私有观念是分化的动力。核心问题是,富者如何富与贫者何以贫。嘉、隆、万一百年间,明代社会经济空前繁荣,人们的私有意识迅速膨胀,农村贫富日益尖锐的对立就产生于这种环境。在以农耕为主和特权统治的明代社会,争夺土地始终是构成两极分化的中心内容;凭借权势或改变种植结构进行多种经营是一部分人致富的主要途径,但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政治、经济压迫是导致一些农民贫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