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现代性应对后现代——刘清平教授“后儒家”构想评议

刘清平先生在批判孔孟儒学的基础之上,提出了一个后儒家构想。目的是要弘扬儒家传统、应对后现代。后儒家首先是要解构传统儒家特殊主义的理论架构,然后用普遍主义的理论架构来建构新的道德伦理。这意味着他要用西方的现代性观念应对后现代。     

价值普遍主义的冲动及其限度:以"平等"为例

在理性主义传统中,价值观念本来就应是可以普遍化的.传统儒学只蕴涵了有限的价值普遍主叉,并在近代发生了变化.古代儒家只有"相同性的平等",而现代性的价值观则强调"公正的平等".平等主义与普遍主义处于同一个现代性观念谱系之中,"平等"表现出强烈的普遍主义冲动,但其实现却受到历史文化的制约,因而总是表现为特殊的.现代性价值处于一种自我反驳的状况,而这种矛盾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获得理解和解决.现代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给平等注入了"不知足"的动力,而东亚社会在处理地位、特权和权威等时所表现出来的特殊性,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也发生了显著变化.     

“儒家”与“哲学”:错位的话语和歧进的路向——兼论作为情感主义思维方式的“儒家哲学”

当前儒学界呈现多元分歧的状态。导致此种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学者对“儒家哲学”观念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事实上,“儒家”与“哲学”是两种相互错位的话语,前者是前现代的,而后者是现代的;错位的话语导致了歧进的路向。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当前被冠以“某某儒学”的形态,是种种彼此冲突之立场的表达,其本身并非某种自洽的哲学。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要取消或否定儒家哲学。在与其他哲学充分对话的基础上,现代儒家哲学鲜明地表现为一种彻底的情感主义思维方式。运用此种特质并积极回应当下的各种问题,才是儒家哲学在这个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所在。     

论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

儒家现代性的结构要素主要体现在:共同体精神、秩序精神、重商精神和市民精神等方面.这些精神能够促使儒家社会的现代工商伦理体系的形成.儒家现代化只能来自于自身的传统社会,在传统文化的自身更新、改造与儒家世界的现代社会建立过程中不能一味强调"模仿"西方,而是需要利用传统资源来确立和发展儒家世界的现代化.对于中国如何更新传统文化,建设文化中国,则是需要结合新旧、会通东西,并在此基础上推进中国文化生命的更新及其创造性的转化.同时,也要学习东亚现代化进程中儒家现代性的"更新与重建",共同形成儒家现代性的核心内容,彰显儒家现代性的优势.     

论平等观念的儒家思想资源

尽管儒家社会不是平等的社会,古代儒家也没有将普遍"平等"书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在价值转换中的现代人依然在儒家传统中发现与现代平等有连续性的思想资源:古代中国有与西方封建社会不同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设置,如有科举而没有世袭的贵族.儒家反对贫富差距悬殊的传统,在康有为的<大同书>为代表的"天下大同"的理想中成为了现代传统.农业社会主义或者平均主义也是有儒家传统因素的.儒家纲常中次要的原则"友道"中潜在的平等(或对等)观念被发掘出来,做了现代性的解释.尤其是从性善论发端的圣凡平等的理论,似可与现代平等尊重的原则直接对接.平等在近代的嬗变,其一是政治的,为个体争取权利;其二是伦理道德的,为了建立道德主体性.圣凡平等由此呈现出了现代性.它同不能脱离群己关系来讨论的认识主体性一样,同样渗透着平等的意识.     

人治还是法治:传统儒学与法治理念相融性批判

传统儒家以主体至善说为特点的治道包含三个主义:礼治主义、德治主义和人治主义,人治主义是其核心。传统儒家的治道与现代民主法治所要求的道德建设有本质的不同。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包含对传统文化包括儒家治道的批判和过滤。为实现这一目标,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在思想建设上与传统的儒家治道划清两条界限:中国法治现代化必须与传统儒家的德治传统决裂,与此同时,我国民主法治建设必须与传统儒家的人治传统决裂,这是我国法治现代化的前提。     

儒家天道与政治的限度

近代以来,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传统政治思想体系经受了毁灭性的批评,天道与政治的合谋往往被视为导致王权主义乃至集权专制主义的根本原因。现代政治儒学试图复兴天道观念,以之为政治合法性基础或者良知的根据。这两种路径都将儒家天道观念本质化,无视其与传统知识系统和价值观念之间的共在关系,忽略了以天道为基础的儒家政治思想的有限性。对儒家天道与政治观念的本质化理解存在着思想性和历史性的双重迷失,且对儒家天道观念的现代转化毫无裨益。天道与政治不应当视为静态概念结构而应当视为实践话语,天道观念与政治权力互相生存、互相建构,才能深入到政治实践。在承认当前社会实在和社会观念的合理性基础之上,通过社会想象建构,儒家天道仍然可以成为现代政治思想体系的重要构成因素。     

贺麟文化身份的再认识

在现代文化思想研究中,贺麟一般被当作新儒家处理。本文认为,在对待传统儒家思想、西方文化及中西关系方面,贺麟与熊十力学派的现代新儒家有深刻分歧,其中最重要的是他提出的"以体充实体"即以西方基督教充实儒家思想的观点。贺麟虽然对儒家思想充满同情的了解并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但因为他是一位哲学家,其立论逻辑不在中西之别而在"体用合一",因此能够超越中西而提出"文化自身"和"普遍哲学"的概念。当然,这种观念又源自西方现代的文化普遍主义。     

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

儒道两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劲旅，它们的伦理学说既相互缠绕又相互撕扯，表现为一系列的契合与反差。一儒家伦理和道家伦理的契合处主要表现在人本主义的视点、物道主义的观念、内倾主义的方法和制欲主义的倾向上。１、人本主义的视点。人本主义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大体指以人为本的学说体系。西方从文艺复兴到存在主义的人本主义侧重于个体，是以个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中国自先秦至明清的人本主义侧重于群体，是以群体本位为基础的人本主义。与中国传统学术主要是人本主义学术的特点相连，儒家伦理与道家伦理有一个共同的理论视点…     

儒家文化的现代化教学研究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接续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的、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的、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融构。     

调适、整合与重建:儒家现代化进程中的十二种方式

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既充满了反抗,也在不断地调适、整合和重建。从儒家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来看,儒家的调适和重建方式主要有:“西学中源”、“中体西用”、以“中学”释“西学”或以“西学”释“中学”、“中西会通”、“接续主义”、“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本位文化”、“中国本位”或“民族本位”、“西体中用”、“合题”、“化西”、“创造性转化”等十二种。在“现代化共识”形成(1919-1935)以前,儒家现代化的总体架构是“体用论”(“中体西用”);尔后是“创化论”(“创造性转化”)。儒家现代化的过程是不断反思自身传统、吸收异域文化并体现“时代精神”的过程。经过重建后的中国现代性文化,将是一种接续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整合异域现代文化精华、体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语境的新架构。     

特殊主义、普遍主义与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在中西政治文化之间的言说

近代以来,中国人对于现代性政治的拒斥基本上是基于特殊主义的理由。对于普遍主义基点上建立的现代性政治的认同,大致处于一个欲迎还拒的状态。分析起来,特殊主义尽管具有某种历史理由的支持,但它不是一个自洽的立场。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讲,审视特殊主义的局限性,正视普遍主义对现代政治理念、政治制度、政治生活的基本论证价值,具有支持中国现代化朝向深度发展的动力作用。     

启蒙与物质主义

西方的现代化肇始于启蒙运动。以赚钱为志业的人们成为社会中坚、资本的逻辑成为支配现代社会建制的逻辑与物质主义价值观成为主流价值观是现代化过程的三个侧面。经历了这一社会变迁,商人由卑贱变为高贵。中国的启蒙和现代化也典型地体现为商人由贱到贵的转变和物质主义的流行。在中国传统社会,道德至高无上,思想精英是领导阶级,而商人的社会地位较低。文革不是启蒙。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才是最有成效的一波启蒙。十六大允许民营资本家入党,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几千年的商人不得仕宦为吏的禁令被彻底废除了。至此,物质主义已大化流行。现代性要求国家和哲人放弃引导人们如何理解善和好生活,而让市场和经济学去引导人们理解善和好生活,让商人们去示范何谓善行、何谓好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国家没有对各种不同的善观念保持中立,而是强有力地支持了由功利主义和现代经济学偷运的善观念——物质主义的善观念。启蒙和现代性的要害就是物质主义的泛滥。从生态学的视角看,中国传统文明不会走向生态崩溃,而现代性的扩张正引导着人类文明走向毁灭的深渊。为摆脱毁灭的命运,必须由工业文明走向生态文明。为走向生态文明,中国人须有一场纠正现代性种种弊端的新启蒙。新启蒙的中心思...     

民主条件下的儒教传统

亚洲价值的真正意义在于其促进了亚洲各国经济的发展 ;在现阶段 ,亚洲价值的主要目标首先在于确保国民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 ,并在此基础上确保国民的政治权利 ,实现以各国的文化特殊性为基础的理想的民主化社会。但在建设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中 ,亚洲应当重视传统文化特殊性的普遍主义 ,避免因追求世界化而产生的负面影响 ;特别是在发展以儒家传统为核心的亚洲价值观中 ,若能警惕复古主义和要素主义等片面观点 ,则儒家传统就会在现代社会民主化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因为儒家传统可以随着时代变化而与时俱进 ,这些因应时代需求所产生的新内容 ,将会进一步丰富亚洲价值的内涵 ,促进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     

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发展：以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讨论为中心

儒家文化的一大特色是以道德价值为核心,以此来统摄人类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其极端的表现形式即是所谓的＂泛道德主义＂,即以道德价值化约其他文化活动,使之沦为表达道德的工具。这一倾向使得儒家文化在现代社会面临严峻的挑战。着眼于儒家文化的现代发展,傅伟勋对儒家泛道德主义的内涵、表现、产生的深层原因等作了系统、深入的探讨,并提出了对治的方案。其所作的探讨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与现实意义,有利于传统儒学的自我调适与现代发展;就方法学的层面而言,他倡导以＂批判的继承与创造的发展＂的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是比较理性的态度。但其所提出的对治儒家泛道德主义的构想又有价值相对主义的倾向,值得反省。     

儒家思想为中国现代化进程提供动力何以可能——以崔大华先生《儒学的现代命运》为中心

儒学现代命运问题的症结在于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之张力,张力之产生在于孔子之道所蕴含的伦理观念与现代生活所依据的伦理观念不同因而发生冲突。崔大华先生以"儒家思想及其建构的生活方式"为视角,提出儒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可以提供"动力因素"。此观点待商榷处在于:其一,儒学的现代命运问题关键不在于儒家系统的"内在冲突"而在于两种文化之矛盾和冲突;其二,区分"先秦儒家"与"汉代以后"儒家是必要的,但是儒家所建构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在"汉代以后"才慢慢确立、建构起来的;其三,中国现代化进程确实需要"中华民族复兴"这样的持久性动力,但是此种动力论来源并非来自注重"天下意识"的儒家观念而是清末民初遭遇西方列强以来自觉引进的民族国家理论;其四,若认可"现代化进程"之理,理应建立"现代生活"之事,并且不应再以"儒家生活"之理予以主导,"儒家生活"之理可以发挥作用但无法再充当主要"动力"。     

儒家社群主义略论

儒家社群主义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思想,其基本观念在先秦儒家那里就已具备。但作为一种完备的思想理论体系,却完成于宋代理学,这就是“四书学”理论系统的提出。作为一种社会与政治理论,儒家社群主义除了可以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补充起作用之外,它的更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在于:它可以为东亚,主要是儒家传统文化圈的国家与地区的政治民主提供思想资源。儒家社群主义新一轮的发展前景在于:经过自我批判以及与西方自由主义的对话,实现儒家思想由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转化。     

中国现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的"不用之用"

作为文学功用观的"不用之用"是体现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一个关键概念,是现代审美主义文学的典型话语,因而也是考察20世纪最初30多年间中国文学观念现代进程的重要线索.在中国文学现代性进程中.文学现代性与启蒙现代性之间存在着既统一又矛盾的关系,审美主义是现代占主流地位的功利主义文学观念的反对派,相对于后者来说,它是一种制约和平衡的力量.对"不用之用"的强调,标志着现代美学、现代性文学观念的确立,不过也应看到,在中国现代的历史语境中,审美主叉的文学现也带有明显的局限.它满足不了急切的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     

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的继承与创新

儒家理想社会观与共产主义虽有极大不同,但也有某些相通之处。正是在这一基点上,李大钊对儒家理想社会观加以继承与创新,把“大同”思想发展为共产主义理想,把“仁爱”思想发展为社会主义道德,把“民本”思想发展为无产阶级民主,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大同主义、仁爱主义与民本主义是李大钊从传统文化走向共产主义的三大思想桥梁,而且每一桥梁之中都有几个中间环节或发展阶梯。它们是儒家理想社会观走向民主主义的转变形态,并由此再转变为共产主义。     

生态后现代主义与中国现代化建设

生态后现代主义是后现代文化思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层根源即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提倡建立＂返魅＂有机论的后现代生态主义,是解决现代性危机的途径,从而消除现代性的危机,重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人与地方的关系。后现代主义主张在保留现代性特别是现代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扬弃＂现代概念中的消极因素和破坏因素＂,在更高层次上向传统有机主义的世界观回归。这对处于＂现代化危机＂和＂现代性危机＂中的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新的思路和历史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