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新探

一、国共“党内合作”形成的不可选择性国共“党内合作”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只要客观地分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形成过程,就不难断定它的形成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唯一”形式。中共“一大”之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便找到孙中山商谈有关国共合作事宜。当时,孙中山表示,中国革命只能有一面旗帜,革命力量应集中在国民党的旗帜下,国共两党只能实行“党内合作”,即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孙中山反对党外联盟与平等合作的背景下,马林依据自己以往的经历,提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建议。陈独秀坚决反对马林的此项主…     

论“党外合作”向 “党内合作”转变的转折点

一些高校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及有关著述，在阐述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主要内容后，在其结论中断言：“西湖会议是‘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的转折点。”①如此结论，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因为，这次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就全党来看，“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②，即西湖会议并没有实现这一转折。１９２３年６月举行的中共三大，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并实现了向“党内合作”的思想转变和“党内合作”形式的最终确定。会后，中…     

孙中山晚年"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 的战略思想刍议

"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是孙中山晚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做了深刻反思之后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孙中山晚年革命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把国民党的改组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密结合起来的战略思想,成为国共建立"党内合作"的思想基础,对国民党和中国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邵政１９２４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开始了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合作。但是，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始终是资产队阶级各派的代表人物，汪精卫、蒋介石是两个主要的代表。孙中山逝世后，汪蒋围绕着争夺国民党...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大革命时期我党如何区分对待国民党中的左中右派别

1926年,毛泽东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打击真正的敌人.大革命时期,我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通过“党内合作”的形式和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国民党自改组后,内部就发生了分化,特别是孙中山逝世后,其内部派别更为突出.党采取联合左派,争取中间派,反对右派的策略,从而扩大了党的影响,推动了北伐的胜利发展和工农运动的高涨.但到后期,我党对国民党内部派别认识摸糊,特别是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反动面目认识不够,终于成为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前,对于台湾回归祖国,国民党内部意见始终不一,台独分子异常嚣张.因此,我们研究大革命时期党对国民党内部派别的策略,对现在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对台湾回归祖国,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的发展脉络(1928-1937)

“以党治国”理念是“训政”时期国民党政权运作的一个主要思想基础。在运行过程中,国民党自称是遵循孙中山遗教,履行孙中山的“以党治国”思想。从形式上看,这一时期国民党“以党治国”理念对孙中山的思想有继承的成分,但实质上二者存在较大差别。由胡汉民一手拟订出来的《训政纲领》,以相当于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将“训政”时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以党治国”体制初步确立下来。其后不久,蒋介石主持制定的《训政时期约法》取代了《训政纲领》。蒋介石“以党治国”理念的最终目标,是国民党一党专政,同时由他个人独裁。     

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再认识

本文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作了分析探讨,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中国只能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

一 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和毛泽东同志就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领导的问题,以及共产党同革命的民主政党及党外民主人士合作共事的思想。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指出:“共产党应该出来联合全国革新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以扫清封建军阀,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建设真正民主政治的独立国家为职志。”党的“三大”的中心议题就是解决中国共产党同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合作问题,到了1924年中共     

国民党民主派对国共合作抗日的历史贡献

国民党民主派包括两部份人。一是国民党左派，他们是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始终遵循与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们是最初的民主派，一贯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一是随着形势的发展背离反动营垒的反蒋派，他们曾受过孙中山先生革命三民主义的熏陶和教育，又从亲身经历中认清了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幡然醒悔而站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线上来。组织政治力量，高举联共抗日旗帜，呼吁国共合作。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机的震撼下，以宋庆龄、何香凝为代表的国民党民主派为挽救民族危亡奔走呼…     

孙中山晚年的新建树与中国共产党

孙中山晚年做出许多新的革命建树，同中共建立合作关系，改组国民党，重视民众宣传，提出三大政策，创立新三民主义，创建黄埔学校。使其事业更加多彩多姿，对中国革命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孙中山的这些新建树同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与帮助又是密不可分的。孙中山晚年的卓越建材及其革命精神，当今仍然是解决台湾问题，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精神纽带。     

记忆与历史: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及其影响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开始有意识地建构一套辛亥革命史的话语体系,并试图通过这种建构,达到灌输革命学说和凝聚党人心理的目的。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关于革命原起,建立一条以兴中会——同盟会——国民党的主线;第二,关于武昌起义的成功,构建一种孙中山与武昌起义成功密不可分的历史叙述;第三,关于辛亥革命的失败,构建一种革命后背离孙中山路线并导致革命失败的叙述。孙中山对辛亥革命史的建构,极大地影响了后来的辛亥革命史的历史编纂。在孙中山去世之前出版的有关辛亥革命史著作中,这种影响尚不明显。孙中山去世后,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根据孙中山的相关论述,建立起一种正统的辛亥革命史观。     

评大革命时期的张静江

评大革命时期的张静江陈国强张静江是国民党元老，也是本世纪前半叶中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孙中山视其为“革命圣人”，蒋介石尊他为“导师”。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７年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大革命时期，张静江作为辅助蒋介石走上最高政治舞台的“导师”，曾对当时及此后...     

关于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几个问题

在对北伐战争时期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中,不少文章、著作涉及到大革命后期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一机构问题,有的作者说,“两党联席会议形式扩大了共产党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是“通过国共两党联席会议这个形式来保证的。”有的作者说,“两党联席会议把国共两党在国民党党内合作,发展为党与党之间的合作,从而既提高了共产党人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也支持了主张与共产党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的力量,把国共合作推出到一个新的领域。”有的作者甚至说,“接着又成立了……两党联席会议,行使最高权力。”应当指出,上述论断和评价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本文想就一些史实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和辩析。     

孙中山与基督教会

孙中山与基督教有密切的关系。对此,学术界未加以较深入的研究。本文重点探讨基督教会在孙中山革命活动和民主革命思想形成中,所起的作用及发生的影响,并对此作用和影响作出评介。一两广是基督教传播最早、影响最突出的地区。孙中山家乡又是毗邻香港、澳门这两处传教士的集中地。有记载说,孙“父为基督教徒”。孙中山也说其父“皈依基督教并任职于伦敦布道会”。这种说法根据不足。但孙中山儿时确实崇拜太平天国这场有基督教色彩的农民革命。孙中山还讲,他幼年多与英美教士接触,“有一位英国女士对我发生兴趣,我终于学会了讲英语”。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更具体地讲,孙12岁在家乡“从美教士克尔习英文”。这就是说孙中山在少年时代,就受基督教的影响。     

从国民党的改组看孙中山的党务工作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他先后组建了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等几个资产阶级政党,为建立和捍卫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而呕心沥血、奋斗终身。本文试就国民党的改组及其历史必然性来揭示孙中山的党务工作,并进而揭示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民主共和而奋斗的历史发展轨迹。 一、“遥遥前路,罔知所届” 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的。 早在1905年,孙中山即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中国同盟会。鉴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险恶,同盟会采取秘密结党的形式,入会者均须宣誓,誓词是:“当天发誓,驱除鞑     

辛亥革命“失败说”献疑——兼论史学与政治主导意识同构现象

对19世纪末酝酿20世纪初爆发的辛亥革命如何论定?这几乎是多余的问题.辛亥革命胜利了,它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这是学术界一致公认的结论;辛亥革命又失败了,因为孙中山让位,袁世凯篡夺了革命的胜利果实.这也几乎是学术界的共识.然而,笔者以为:辛亥革命作为近代中国一次有广泛群众参加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它已经成功地完成了它应该完成的历史使命,没有失败.相反,作为运动本身,正以其巨大的惯性,以新的形式,排除一切阻力,继续缓慢地向前发展.所谓的“辛亥革命失败”,其实只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派在取得辛亥革命胜利后,在新的政治角逐中遭到失     

孙中山“革命”话语与东西方政治文化考辨——关于“革命”的历史化与“后设”诠释问题

陈锡祺先生在五十年代指出：“孙中山的革命思想究起于何时以及如何而产生，这是今天学术界还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无论数十年来中外学者的有关论述车载斗量，近年孙中山研究新潮也表明，陈先生所提的问题似乎仍具时效。“革命”的意义与时俱进，因此对孙中山的革命遗产的诠释，与不同思潮相激荡，投映出不同时代欲望的镜像。但长期以来，     

论邓演达的反蒋军事活动

邓演达是我国民主革命时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和革命家。他追随孙中山先生,积极支持工农运动,为国民革命作出了出色的贡献。武汉政府时期,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邓演达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和汪精卫的动摇叛变,是国民政府的中流砥柱。国内学术界对于邓演达作为“孙中山的助手”,“共产党的挚友”在大革命时期的表现,是充分肯定的。而对于他进行平民革命、决心推翻蒋介石政权的活动,许多人除钦佩其胆魄外,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这不过是空想”,“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     

从“以党治国”到专制独裁──试论1928-1937年国民党政府的“以党治国”

孙中山提出“以党治国”思想的本意,是以政党的力量把中国引向民主政治的轨道。国民党在“训政”之初宣布继承孙中山“以党治国”思想,由国民党担负“训政”全责,并通过一系列宪法性文件规定了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间的关系,进而建立起“以党治国”的政治体制。然而,这一体制运作的结果却是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寡头专制和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孙中山的本意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