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章政论体的开拓者王韬

王韬(1828—1897),初名利宾,字兰卿,号仲弢,别号弢园老人。江苏长洲(今吴县)人。王韬是中国近代史最早提出“变法自强”的少数有识者之一。比康有为、梁启超要早上十年,是近代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同时,王韬也是一位文学家,写了不少文言短篇小说和散文。在散文领域,他最值得称道的成就是,开拓了报章政论体。他于1874年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这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张政论报。王韬自任《循环日报》总司事,主持报务,并且发表了为数众多的“社说”(即“社论”)。其中,《变法》(上、中、下)、     

路易·勃朗主要历史著作述评

路易·勃朗,作为一个历史学家,对十九世纪法国史学的发展作出过一定的贡献。他的史学著述甚丰:关于法国大革命,他写了十二卷本的巨著《法国1789年革命史》;关于七月革命及七月王朝,他写了五卷本的《法国十年史(1830—1840)》,关于二月革命,他写了《社会主义·劳动权》、《向正直的人们呼吁》、《卢森堡宫的二月革命》、《二月革命史页》,《历史的辩驳》和《1848年法国革命史》(二卷本)等著作;此外,他还写了一部《英国十年史(1861—1871)》。今仅就他的《法国十年史(1830—1840)》、《法国1789年革命史》这两部主要历史著作,作一简略的述评。     

兰姆和他的随笔——《伊利亚随笔选》译序

为了介绍兰姆,不能不先谈一谈英国随笔的发展,而谈到英国随笔,又离不开法国的著名散文作家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1533—92),他那以“我写我自己”为主导思想的《随笔》(“Essais”)一书是近代欧洲随笔散文发展中的奠基石。英国的随笔写作即以此书的最初英译本(出版于1603年)为其滥觞。此后三四百年,随笔在英国不断发展,作者迭出。最初的硕果是培根的五十八篇《随笔》(Francis Bacon:“Ess-     

“治中以驭外”──王韬政良思想的主旨

王韬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过去人们在论及其思想时，往往专注于他的“变法自强”主张，而对他强调的“治中以驭外”未予充分重视。须知“治中以驭外”正是王韬改良思想的主旨，是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今试加论述，以就教于方家。王韬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1849年22岁时，迫于生计到上海，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方书籍等工作。此时的上海，已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规定辟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又因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的第一个租界，是殖民者飞扬跋扈的所在…     

论王韬经济思想的时代特征

在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王韬是一位里程碑式的人物。一方面,他传承了林则徐、魏源“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把开放改革的呼唤传遍中国知识界;另一方面,他站在更高的基点上,以更广阔的视角,触及到许多林、魏等不曾触及到的课题,开拓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经济思想的崭新天地。王韬在经济思想领域里的心历路程,正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从传统到近代的转折路程。因此,考察王韬的经济思想有助于剖视和把握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一、“商为国本说”     

从《弢园文录外编》看王韬的西洋观

取士的主张,基本就是据王韬《代上苏抚李宫保书》里所提建议修改而成。关于办报刊、兴矿利、派驻领事等,也都是王韬曾在给他的书信里提出的建议。犤3犦(p59-63)第二,对维新派的影响。王韬在比较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时对清廷腐败统治予以了不遗余力的鞭挞,抨击和揭露了腐败的根源———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同时,他还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恃商为国本”的经济政策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制,这些都为康梁维新思想的形成准备了一定的舆论基础,在中国近代起了振聋发聩的思想启蒙作用,开维新变法思想的先河。另外,王韬夹叙夹议的政论文风格亦为…     

王韬的重商主义思想及其近代影响

中国历代封建王朝都恪守“重农抑商”的准则。早期接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教育的王韬在1862年之前也持此观点。但由于他的旅英、旅日的特殊经历,促使他的思想发生变化,产生了重商主义思想。他的重商思想是对英国重商主义的继承,王韬还根据当时的国情提出了“重商”的对策。他的重商思想对近代中国人传统商业观念的改变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黄遵宪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及时限质疑

黄遵宪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重要政治活动家和诗人,这点已毋庸置疑.然而,他的改良主义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促使其由地主阶级改革派向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立场转化的动因是什么?以往的论者,多以光绪五年公度使日期间与王韬的交好为契机.几年前,在一次黄遵宪研究学术交流会上,某些同志又以光绪五、六年间黄遵宪致王韬的手札为据,确认其在与王韬认识时即已“逐渐走上改良主义道路”,并说当时的一些信件“显示了黄遵宪改良主义思想立场的确定”等.一九八三年《中国文学研究年鉴》的一篇文章还对这一观点作了肯定的介绍.实际上,这个结论是颇值得怀疑的.笔者不揣浅陋,在此提出一点看法,以就正于专家和学者.     

《漫游随录》中所塑造的英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英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在三年的时间内详细考察了英国的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方面,对英国形成了相当全面的认识,在游记<漫游随录>中塑造了一个真实可感的英国形象.可以说,王韬对英国的认识代表了当时国人对英国认识的最高水平.基于近二十年与英国传教士合作译书的独特经历,他深深意识到学习西方的必要性;正因为如此,在他笔下,英国被有意无意地美化成为一个理想国,其目的自然是为近代中国树立一个学习的榜样.     

清学史：王韬与天下一道论

王韬，历来被中国近代思想史视为“早期改良派”人物，但他还是不是一个文化史人物，学术史人物呢？如果我们把研究机焦转到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领域，看他在“西经中译”，“中经西译”活动中的贡献，以及这方面活动给他思想带来的影响，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本文从王韬的生平、著作的根据出发，结合对他的生活环境的考究，指出：王韬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学术史上的地位，是他较早地提出了一种新型的“大同理想”，而这种理想策源于十九世纪欧美乐观精神的“世界主义”。     

湖畔派诗人华兹华斯

威廉·华兹华斯(公元1770——1850年)为英国浪漫主义诗歌的主要代表,享“桂冠诗人”(1843)之誉。华氏母早亡,少年时代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遂想在大自然和书籍中寻找慰籍。1788年去剑桥大学读书,接受启蒙主义思想教育,并开始诗歌创作。两年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他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同情革命党人,支持民众革命。华兹华斯曾两度出访法国,结识了温和的吉伦特革命派。在1793年雅各宾派专政期间,一度掌权的吉伦特派遭到残酷镇压。他亲眼看到法国革命沦为恐怖统治,另英国对法国开战,这一切使他对欧洲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试论美国革命对波兰的影响

十八世纪末的美国革命是一次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但这场革命给人的印象总不如在此之前的1640年英国革命和在此之后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那样深刻,其原因就在于对这三次革命的评估上至今仍受到苏联史学界较深的影响。苏联史学界的观点典型地反映于苏联科学院主编的十卷本《世界通史》和E·M·茹科夫在第十一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上的报告“世界历史分期方法”中。在苏联学者看来,英国革命、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符合逻辑的人类进步道路上”的关键步骤。依据这种指导思想编纂的《世界通史》,英国革命被定为世界近代史的开端,法国革命“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     

论梁启超的小说功能观

梁启超(1873—1929)是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代表人物,也是一位著名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从维新改良的政治需要出发,在许多学科领域作了大量的启蒙工作。在文学上,他竭力提倡“小说界革命”,把西方新的文学观念引进中国,对中国小说由古典发展到近代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王韬笔下的法国形象

作为晚清最早以个人身份访问法国的近代知识分子,王韬详细考察了法国的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在游记《漫游随录》中以细腻、生动而又深刻的文笔记载了在法国的所见所闻,把法国以真实可感的形象介绍到中国来,对当时国人了解法国大有帮助。在普法战争爆发、欧洲社会发生巨大变动的历史时刻,他及时撰写了《普法战纪》、《重订法国志略》报道战况,介绍法国普鲁士的历史地理情况,开阔国人的视野,为国人睁眼看世界提供了一面镜子,对当时渴望了解世界的中国知识分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当然承袭了前人对法国的—些看法,但是,由于他有游历法国的亲身经历和编纂法国志的经验,所以,他又极大地发展、推动当时国人对于法国的认识。      

梁启超新民思想述论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一位重要的启蒙宣传家。二十世纪初,他自号“中国之新民”、“新民子”,创办《新民丛报》,发表《新民说》,倾注全副心思才力于新民救国,希望以人的近代化推动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他以“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历诉封建专制制度,纲常名教对民族心理的摧残,以满腔热情呼唤新民德,铸造新国魂,催促国人忏悔反省,鼓舞人们振奋民族精神。以《新民说》为代表的思想启蒙工作,使梁启超风骚一阵,倾动一时。本文拟对梁启超新民思想略加论述。     

“逐去其君，削去尊贵爵位”：蠡勺居士革命思想管窥

蠡勺居士1873年翻译并发表了英国小说家爱德华·布韦尔-利顿的小说《夜与晨》,译名《昕夕闲谈》。译者借翻译之便在小说中介绍法国革命爆发的原因和拿破仑的政治改革为巴黎带来的新风气,说明社会变革的基础在于启蒙教育,强调文人著书立说在法国革命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指出革命成功的手段是"逐君"和"削爵"。他向国人展示了法国革命的成果,"人人自由平权",国家"恍如新例之国"。蠡勺居士在翻译中受原著作者布韦尔-利顿的影响,利用小说传递新思想,以法国革命的成功为例给晚清提出革命性启示,也为中国近代社会变革提出理论和实践指导方策。     

《甬报》初步研究

(一)宁波近代新闻事业的简要勾稽宁波近代具有大众传播意义的报刊,最早要算是《中外新报》。王韬在《论日报渐行中土》中称:“咸丰三年,始有《遐迩贯珍》刻于香港,理学士雅格、麦领事华陀主其事。七年,《六合丛谈》刻于上海,非烈亚力主其事,采搜颇广。同时,有《中外新报》刻于宁波,玛高温、应思理迭主其事。”其后,《中外新报》却在一些专文中消失了。1901年《清议报》第一百期上发表梁启超《中国各报存佚表》,列“吾国有报以来”日报80家,期刊40家,宁波报刊付阙。他在文末说“右表所     

论欧洲文学中的“理想国现象”

在研究欧洲文学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了一种特殊的现象,即每当历史处于变革时期,都有一些作家在作品中生动地描绘了幻想的“理想国”。以古希腊喜剧家阿里斯托芬的《鸟》为首创,继而在中古“冰岛文学”《女法师的预言》(神话诗),文艺复兴时期法国人文主义作家拉伯雷的《巨人传》、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家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皆大欢喜》和《暴风雨》,十七世纪德国小说家格里美尔斯豪森的《痴儿西木传》,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伏尔泰的《老实人》,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麦布女王》、《解放了的普罗米     

翻译标准有无必要——与周兆祥先生商榷

一、是“死胡同”还是“里程碑”香港大学周兆祥先生在他的文章《翻译的准则与目标》中(见《中国翻译》1986年3月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翻译应不应该有准则?他的观点是,“学翻译的人说翻译的原则是XY Z有什么好处——即使这是一向为大家公认的‘真理’?”周先生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他对严复的“信、达、雅”三字标准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时至今日,快一百年了,我国论翻译方法的文章,也总是拿“信、达、雅”做准绳,这种现象太可哀叹了。”这是“中国翻译理论的死胡同。”严复是清末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他曾花了十三年翻译了西方政治经济学等十部     

论近代西方民法的形成及发展

在很大程度上,人们一提及近代西方民法、自然而然会高谈阔论起大陆法系(亦称民法法系),并不时援引出一八四○年《法国民法典》与一九○○年《德国民法典》来品头论足一番。于是我们不妨这样认为:近代西方民法的形成,发展过程无非是《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的形成、发展以及它们对近代西方民法法典化运动的促进,引导过程。 以《法国民法典》与《德国民法典》为契机,企图全面准确,深入描述近代西方民法复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不能不使人有一种“小智慧,大难题”的滑稽感,不过我们还是尽力而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