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社会性”范畴探微

作为深具中国马克思主义学术气质的范畴，“国家社会性”源生于国内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研究的学术场域。感知“国家社会性”，应以对“政府公共性”“国家公共性”“国家中立性”等范畴的辨识为基础。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功能、国家作为社会公共权力的性质、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整体利益，彰示了“国家社会性”的核心内涵。“国家社会性”是一种批判性和建构性的介入，这一范畴的应用是对传统阶级主义国家工具论的纠偏；在与相关范畴的对比中，“国家社会性”显出了自身存在的概念优势，继而拓展了对国家性质的讨论并表达了对现实政治的关切。     

“黑人家园”与南非经济

“黑人家园”与南非经济张忠祥非洲国家取得独立后，在发展民族经济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对待传统社会，如何让传统社会为经济建设服务。很多国家对此都作过尝试。南非白人政府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开始推行的“黑人家园”政策，撇开种族主义的性质不说，归根...     

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笔谈）——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

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自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重新兴起，大有成为当今西方经济理论主流的趋势。这一思潮在空前发展中自然也传入中国。近年来新自由主义被中国有些学者做了某种变形，并把“国有”现象与政府管理绝对地等同，似乎弱化政府管理就可以解决像产权矛盾等社会经济问题：本栏目的6位作者都来自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他们曾共同探讨了政府管理必要性这一问题，认为法治下的社会经济管理应当是政府管理的强化，至于所谓“中国政治的一个悖论现象，国家机构不履行国家职能，而是层层职能机构正在演变为追求各自利益的行为主体”，则要归属另外一些研究范畴，譬如从行政建设方面予以解决。陈勇勤教授的论文主要强调“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具有永恒性”，认为要区分国家与政府，要理解自治的度和政府管理的度，而与“K域问题”相联系的自由主义与政府管理的争论，关键在于以法制作为判别标准。柴志春、谢洪波、范国英、陶宏伟、王朝旭的论文分别针对中国土地市场、中国企业制度变革、中国股票市场、中国金融、中国社会福利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新自由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政府、国有企业全面退出经济舞台不是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本质。我们希望这组论文能够推动对政府与社会经济管理问题的进一步研究。     

英国工党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资本主义由私人垄断全面地过渡到国家垄断。西方各国政府奉行充分就业、需求管理等干预主义政策,全面深入地介入社会经济。但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在对社会经济进行干预时却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其中,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推行的所谓“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将政府的宏观调节与收入的“公平分配”相结合,实施了对部分工业部门的国有化和较全面的“福利国家”制度,以及有限的国民经济计划。这次改革不仅奠定了战后英国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基础,而且亦产生了极为广泛的国际影响。然而,此次“民主社会主义试验”不仅没能解决战后英国社会经济中的主要问题,甚至更成为60年代末“英国病”激化的重要根源。因此,战后初期英国工党政府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尤为引人关注。     

开辟“复兴”和“变革”的新时代*--“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政治学解读

习近平“将会成为中国首位真正的全球领袖”,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引领,全面深化改革与全面依法治国相互推动,“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形成,开辟了一个复兴和变革的新时代！强调国家制度建设,实现当代中国政治思维的历史性飞跃;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营造良好政治生态,重塑执政合法性;重新调整“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关系,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是继毛泽东、邓小平之后又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展示中国智慧和雄风的时代,是一个彰显法治思维和公平正义的时代,是风清气正、打造廉洁政府的时代,是一个正确处理“维稳与维权”关系、维护人民幸福与尊严的时代,是一个文治武略、实现国家繁荣稳定的新时代。     

论“封建”的内涵

“封建”是一种国家结构形式而不是一种政体。“封建”是一种政治制度而不是一种经济制度。“封建”既不是社会形态，也不是社会阶段。先秦时代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复合制的“封建”王国，政体是等级式贵族专制；从秦到清的国家结构形式是单一制的帝国，政体是皇帝独裁专制，而春秋战国就是完成这个变化的转型期。中国古代的经济结构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体，并不是所谓的“封建地主经济制”。     

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的“主体”问题

政治传播是人类的一种活动,因而政治传播的“主体”说到底是人而不是其他.“主体”以种种“形态”存在,有个体、集体、社会总体和人类总体几种形态.“主体”的个人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个人主体”;“主体”的集团形态对应的是政治传播的“社会组织”、“各种共同体”;“主体”的“社会总体形态”对应的是“国家、政党、政府”.目前的中国,国家(政党、政府)仍然是政治传播的主体,主导着政治传播的过程,因此我们在认识上,仍然要坚持这种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的理念.政治传播的“多元主体”在中国还不现实,各种“社会组织”的政治传播功能还有待于挖掘和培育.当我们强调中国特色政治传播中国家(政党、政府)作为“主体”的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时,并不排斥社会(包括社会组织和个人)的积极作用.相反,努力培育和积极发挥“社会”的政治传播功能,实现国家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构建中国特色政治传播的重要战略理论之一.     

论“法治中国”的价值目标

“法治中国”是实践“法治国家”具体的地理和空间平台,它使得“法治国家”的建设“脚踏实地”,它汇聚了“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各项具体价值要求,它在适用地域上呈现出“国家法治”与“地方法治”的特色.作为“法治中国”的整体化特征,必须先有“国家法治”,然后才可能出现“地方法治”,“地方法治”不能脱离“国家法治”而存在.在实践法治精神的过程中,任何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都没有特权,都必须按照统一的法治原则来制定法律、执行法律和遵守法律,“法治中国”正是从一个具体的主权国家概念的角度来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了“具体法治”的各项价值要求.     

邓小平的“世界历史”意识

现代民族国家的生存和发展，不仅取决于自身内部的社会矛盾，而且受制于它所处的“世界历史”条件即与其他民族国家的相互作用和世界发展的整体趋势。邓小平同志基于对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分析，论证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基于对当代“世界历史”和平性、发展性、机遇性、开放性的分析，阐述了中国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抓住机遇加快发展、实行对外开放（及所应遵循的原则）的思想。     

日本“大陆政策”形成的指导思想

所谓“大陆政策”：是指做为岛国的日本向中国和朝鲜等大陆国家进行武力扩张，梦想称霸亚洲，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总方针。日本德川幕府末期出现的“海外雄飞论”奠定了“大陆政策”的最初理论基础。而明治初期的“征韩论”成为“大陆政策”形成的指导思想。朝鲜地处中国、俄国和日本之间，是俄国南进太平洋和日本北进中国的必争之地。中国与朝鲜存在悠久的亲藩关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甚密。明治政府初期，作为国家主要领导人物，如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井上馨和山县有朋等维新人物，继承和发展了“海外雄飞论”并将其具体化为“征韩论”…     

健全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若干思考

完善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体系不仅与经济体制改革密切相关,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重要保障。我国政府经济职能有个演变的过程,目前的体系在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问题,从这四个方面初步探讨健全我国政府经济职能体系的基本思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布局的演变——以“五年计划”为视角

区域经济发展布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区域布局发展经历了从优先发展沿海到区域协调发展布局的演变过程。从优先发展沿海到区域协调发展布局演变的基本经验主要有一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二是要处理好正确处理区域经济发展和区域社会发展、环境保护的关系。三是要正确处理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关系。     

就业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问题研究——“奥肯定律”在东北地区的适用性检验

＂奥肯定律＂是研究就业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经验统计规律之一。本文通过验证＂奥肯定律＂在东北地区的适用性,得出就业与经济增长呈弱的负相关关系的分析结论。东北三省应把就业作为经济增长的基本目标,在经济增长中充分考虑就业效应,以实现经济振兴与就业增长的双赢。     

农业制度变迁与诺思界定产权的"国家理论"

1949-1978年间,我国农业政策的演变过程证明,诺思的国家理论对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行为也有很强的解释力。政府的经济人行为不受社会制度的约束,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也会为了自身的眼前利益不断改变经济交易的规则,从而使这些规则完全失去激励,使经济增长处于长期的停滞状态。我国政府还具有强大的设计制度结构的功能:从工业化发展目标出发,改变土地产权结构,并创造出相应的组织、政策及意识形态。政府的这一功能已经超出了诺思国家理论框架的涵盖范围。     

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建设探析

近年来，专家学者们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非常活跃。为了给研究人员提供数字化的文献信息资源，提高科研效率，有必要建设中共“延安时期”历史文献数据库。该数据库的建设对中共“延安时期”的研究和当代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建设、经济和文化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也开创了图书馆与专业研究人员合作，为重点学科和专业研究进行深层次知识服务的先例，对提高图书馆知识管理和知识服务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政府职能的定位与转变

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深化改革的重要环节。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服务型政府，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对于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首先要清楚政府职能的定位，把政府职能限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范围之内，限定在实现公共利益的范围之内，限定在实现社会公平的范围之内。本文根据职能定位提出政府经济职能的合理转变，并对如何进行转变提出相应的对策措施。     

“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及当代启示

“吴满有方向”是学习吴满有运动中的口号和目标，即经济上是要努力成为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政治上成为拥护革命和公私兼顾的模范。“吴满有方向”不仅是一场农业领域的学习劳模运动，更多的是从政治、社会文化视角对发展农村经济，改善农民生活的探索。边区党和政府关于充分发挥劳动效能、发展多种经营、减轻农民负担、鼓励农村“冒尖户”、普及农业科学知识等体现“吴满有方向”的富农举措与当前解决“三农”问题的许多理念不谋而合，对当前农业的发展以及农民的致富也具有借鉴作用。     

试析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一国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改革开放后,我国从历史经验和教训出发,在遵循＂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指导原则的基础上,逐渐从纵向上下放中央权力于地方。我国的纵向地方分权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基础,由分权所导致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对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重大的影响。文章通过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纵向地方分权基本情况的介绍,强调其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并试图为完善我国中央与地方间的纵向关系、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帮助。     

从“区域均衡”到“区域协同”：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发展思想的 传承与创新

经济发展实践离不开经济思想的指导。纵观我国区域经济思想发展史,先后经历了从“区域均衡”“区域非均衡”“区域协 调”“区域统筹”到“区域协同”几个阶段的嬗变,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精髓的同时,紧密结合各自时代特征与 时代要求,以极大的理论勇气对区域经济发展理论进行着不懈的探索、创新与完善。新中国五代领导集体的区域经济发展思 想既有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更有其随经济社会发展实际而与时俱进的时代印记。在梳理新中国区域经济思想发展脉络基 础上,深入分析新中国历代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区域经济理论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阐释中国政府提出的“一带一路”国家 战略的理论渊源。     

马克思“社会革命的时代”表述的理论具体化

从唯物史观视角考察了马克思提出的“社会革命的时代”，分析了马克思这一表述所关涉领域的广泛性，认为“社会革命的时代”是“全面革命”的时代，它不仅使政治结构、而且使整个经济社会结构以及由此决定的人们的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重大的变化。从马克思的表述可以看出，彻底的“社会解放”是整个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时代”致力于达成的目标。工人阶级必须为之建立新的政府形式，并由此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实现革命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