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神肖,不是形似——从《雁门太守行》谈李贺的“祖骚”

李贺的诗歌创作,深受屈原的影响,是历来为人们所公认的。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中早就指出:李贺的诗“盖骚之苗裔,理虽不及,辞或过之”。宋僧道潜的《观明发画李贺高轩过图》诗赞李贺诗“风骚拟屈宋,妙处相颉颃”。     

“悲秋之祖” “赋家之圣” —— 略论宋玉作品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楚辞（骚体和赋体）是中国文学源头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屈原是楚骚的创始人,宋玉是楚赋的开拓者,因而“屈宋并称”。宋玉作品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九辩》的影响下,后人创作了众多的“悲秋”作品,“悲秋”成为历代作家的创作主题之一,形成了“以悲为美”的民族审美心理传统,因而称宋玉为“悲秋之祖”;二是宋玉的赋体创作特点和艺术成就,对汉代以后的赋体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历代作家和学者的好评,被誉为“赋家之圣”。     

关于刘勰的“屈宋逸步，莫之能追”——《文心雕龙》屈宋并称“折衷”解义

“折衷”是刘勰创作《文心雕龙》的主要论文方法,其运用模式在屈宋并称问题上十分明显。《文心雕龙·辨骚》言“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第一次将屈原与宋玉并称。刘勰以“势”“理”为依据,在“擘肌分理”的基础上,指出屈宋足以并称的原因有两个方面：作品形式上,屈原开创楚辞,宋玉开创楚赋,都是文体创新;思想内容上,在抒发怨情、叙述离别、描绘山水和叙述季节等方面,屈原和宋玉都取得很高的成就。刘勰提出的屈宋并称不仅重新揭示了宋玉的文学创作成就、确立了宋玉与屈原并立的文学史地位,还界定了辞、赋两种文体的分野。     

沉郁顿挫与钟嵘《诗品》

＂沉郁顿挫＂是＂杜诗学＂论及率颇高的一个词汇。沉郁顿挫是《诗》、《骚》之传统。钟嵘《诗品》充分体现出沉郁顿挫的论诗之旨，而杜甫不论是诗论还是诗作，于沉郁顿挫都情有独系，因此，研究杜诗不能不考虑《诗品》和杜甫诗学在这一诗歌美学境界上的密切关联。     

楚辞新探

《楚辞》是中国文学史上一座瑰丽的殿堂,其中的有些篇名和词语的解释众说纷纭。本文把《楚辞》中的某些篇名和个别词语试从另一角度作新的探索,以求教于同行大家。宋人黄伯思在《翼骚序》中说:“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故     

继承 发展 开拓——论宋玉在辞赋发展上的地位

宋玉是战国末期楚国著名的文学家。前人常将他和屈原并称。刘勰在《文心雕龙·辩骚》篇中就有“屈宋逸步,莫之能追”的赞誉。唐代大诗人李白、杜甫也分别有“屈宋长逝,无堪与言”、“窃攀屈宋宜方驾,恐与齐梁作后尘”的称许。然而,如果仅就骚体诗的总体成就看,无论从数量或是     

从杜荀鹤诗看其佛禅情结

晚唐是个特殊的时代,大多数诗歌为感伤之作,杜荀鹤的诗亦不例外,悲苦凄凉之声似乎尤为明显。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坎坷的个人经历,使诗人对佛教的“苦谛”、“空无”、“性净”有了更深刻的体验,从而使杜诗多了一层佛性禅心。挖掘杜诗的佛禅元素并分析诗人这种佛禅情结的原因,对于我们更深刻、更全面的理解杜诗甚至晚唐诗都有重要意义。     

《行次昭陵》“幽人”辨释

“壮士悲陵邑,幽人拜鼎湖”是杜甫《行次昭陵》中亢慨悲昂的一联。“幽人”一词,历来注家均无详释。杨伦《杜诗镜铨》及《钱注杜诗》只字未提。浦起龙《读杜心解》摸模糊糊地说:“怀忠之壮士悲之,行迈之幽人拜之”。仇兆鳌《杜诗详注》曰:“壮士,指守陵者。幽人,公谒陵也”。以为“幽人”乃子美自称,这是对的。然而“幽人”具体解释是什么?杜甫在这个词中倾注了什么样的思想感情?“幽人”一般都解为“避世隐居之人”。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

喜读《杜诗赵次公先后解辑校》陈尚君一宋人喜治杜诗，“千家注杜”虽是夸大之辞，即如元好问《杜诗学引》所云“杜诗注六七十家”，已颇可观。持论严苛的钱谦益指斥宋人所注“大抵芜秽舛陋．如出一辙”（《钱注杜诗略例》），虽失于偏激，但各家水平相差悬殊，多因袭逞臆...     

略论杜诗的用事——读杜臆札

清初人吴见思撰《杜诗论文》,在《总论》中曾提到另有《杜诗论事》一书,补旧注之不足者凡一万余事,惜其书不传。一九七九年四月,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先生光临北京大学,在中文系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上介绍了他多年来研究杜诗的心得,对前人解释杜诗未能惬心贵当之处提出了他精辟的意见,如《行次昭陵》“幽人拜鼎湖”句的“幽人”和《秦州杂诗》之五“南使宜天马”句的“南使”究何所指的问题,很带启发性。因此笔者深感在研究杜诗的用事方面还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园地。这里略谈一点个人体会。     

论“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的精神向度

“诗骚传统”作为中国文学精神的价值归属,在时间纵向上贯通整个文学史的发展,在创作横向上覆盖诗、文、词、戏曲、小说等各个文体。“诗骚传统”对花间词精神向度的牵引与塑造,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理论层面,花间词人延续“诗骚传统”中雅正观念与瑰丽文辞相统一的创作精神,将“清绝”之质与“侧艳”之辞融合一体,超越传统诗教而释放艺术活力;二是创作层面,花间词人以“诗骚传统”中的现实精神为价值皈依,秉持“比兴寄托”的创作原则,赋予词体特定的时代精神与思想内蕴。对“诗骚传统”与花间词精神向度的探讨,意在说明以“诗骚传统”为内核的中华文学精神不因文体转换发生断裂,而是贯通不同时代并辐射于不同文体,从而使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精神不断绵延升华,使中华文脉得以贯通融汇,彰显出中华文学的本土特色与精神气象。     

论“七”赋“九”骚

选取“七”体之赋和“九”体之骚进行对比辨析并论其成“体”之原由，指出七体以讽谏为主旨注重体物的描写，九骚既替屈原代言同时也抒发个人情志的不同趋向；尤其突出其体制上九骚可歌的音乐性特征和七体不歌而颂的散化性质，以期加深人们对这两种赋体的了解。     

杜诗格调、精神与清诗理论及创作

杜甫诗歌对清代的诗歌理论和创作都产生了巨大影响,清代的诗学理论对杜诗之格调、情感、用字各有借重,清诗创作则与杜诗之“诗史”精神高度契合。     

杜诗释词六例

本文就杜甫诗中的“数”、“破”、“休无赖”、“恰恰”、“料理”、“好在”六个词语进行考释 ,旨在说明杜诗有俗语 ,读杜诗宜参以俗语解之。     

“杜诗疗病”论

“杜诗疗病”之说兴于唐代，缘起于杜诗能治愈疟疾的戏说，后来伴随历代读者对杜诗理解和感受的积累，读杜诗可以祛病的阅读体验逐渐被丰富和强化。“杜诗疗病”之说的流传，不仅是杜诗文学接受史上一种独特的接受现象，也是我国阅读治疗史上一个非常著名的医案。     

湖湘派的诗学宗趣：骚心选理

以地域论诗,湖湘派在近代由兴而盛,由盛而衰,绵延半个多世纪。其倡导的“骚心选理”之诗学宗趣,骚心是精神层面的追求,这与湖湘之地崇尚《楚辞》之传统相契合。而选理则是形式层面的体现,实质就是强调摹学汉魏六朝诗歌的书写特征。但是,近代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作为文学的诗歌,深受当时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影响。“骚心选理”肇始之初,湖湘派内部就存在着与开创人和领袖者王闿运对其不同的理解。以后又多有修正和维新。即使是王闿运本人,其对“骚心选理”的诠释,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这也是湖湘派在近代诗派中能够续存最久的原因之一。     

胡文英《屈骚指掌》成书的背景研究

胡文英《屈骚指掌》,是清代一部考证务实、见解通达的重要注本。胡文英虽为官从政,生活却“食贫居贱、辛苦流离”,尽管其窘迫之因与屈原有异,然亦可想象胡氏彼时境遇与屈子被放逐后“颜色憔悴、形容枯槁”之相通处,冥冥之中引领他在《楚辞》中找到了情感寄托之地。受考据之风熏染,胡文英注《楚辞》之方法与体例多与梁启超所概括的清代朴学之特征相符。又胡氏著有《庄子独见》,其释《庄》的方法,如“时文之法”、“空言之法”、“微探之法”、“品读之法”、“自得之法”等对治《骚》多有影响。文章从胡文英的生平、所处时代及著书三方面,挖掘其关联性,继而揭示《屈骚指掌》成书之背景。     

屈宋式的生命关怀——论戎昱诗

中唐诗人戎昱之诗 ,大多为怨愁之声 ,或感事伤时 ,哀民生之多艰 ;或悲愁忧思 ,叹人生之苦辛 ,表现出一种典型的屈宋式的生命关怀。追根溯源 ,戎昱诗近承杜甫 ,远承屈宋     

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悟真篇集注》之比较

仇兆鳌既是杜诗名著《杜诗详注》的作者,又是道教名著《悟真篇集注》的作者.本文通过二书诗歌注解之比较,认为仇兆鳌其实是一位在思想上主张“三教统摄,而归宿于某”的学者.在注解杜诗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儒”的指导思想;在注释《悟真篇》时,他秉持了“三教统摄,而归宿于道”的指导思想.从这个角度理解仇兆鳌及其《杜诗详注》,可以理清某些纠缠不清的问题.     

试评旧注杜甫《鹦鹉》诗的得失

本文重在评析杜诗《鹦鹉》旧注中的得失。“伤离说”得其感伤情味 ,失在偏重“离乡” ;“不遇说”得其感慨奥旨 ,失在偏重“受制”。就诗论诗 ,虽起于“伤离” ,实归结于“怜复损”。知人论世 ,严武何曾要杀杜甫 ,杜诗可以证明《新唐书》采传闻之辞入史 ,构成疑案 ,实属不当。从杜诗的创作特色考察 ,“即所见以寄意” ,是创作不是括 ;从杜诗的思想高度考察 ,“托以自况”不如“泛咏鹦鹉”的典型意义更为深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