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林七贤”之得名

魏晋之际,世道凌夷,文人风气为之一变。其始作佣者,当推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得名,最早见《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该则指出,“竹林七贤”的得名在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此观点也为传统观点,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然而,陈寅恪先生却提出新的见解,他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认为:“竹林七贤”一语,当“先有‘七贤’,取《论语》…     

瑶林琼树 啸傲风尘──评《世说新语》中的“竹林七贤”

瑶林琼树啸傲风尘──评《世说新语》中的“竹林七贤”傅江《世说新语·任诞》第一则称：陈留阮籍、谎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琊王戎。七人常聚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竹林七贤”实...     

竹林七贤寓居“河内山阳”地望辨析

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阮咸、向秀、刘伶、王戎寓居河内山阳,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但山阳地望所在却存在分歧。经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实地调查,我们认为河内山阳地望应在今河南焦作、修武一带,辉县山阳应为竹林七贤的游历之地。金元时期的山阳与魏晋时期的山阳不可相提并论。     

心存事外，与时俯仰——山涛玄儒兼治研究

竹林七贤中,一般以阮籍、嵇康、山涛并称代指,《世说新语·任诞》与《晋书·嵇康传》均作如是提法,山涛在七贤中年辈最高,比排行第二的阮籍长五岁,比排行最末的王戎则大29岁;《晋书·山涛传》云:“(涛)与嵇康、吕安善,后遇阮籍,便为竹林之游,著忘言之契”,可见山涛在竹林七贤形     

竹林七贤政治态度研究

竹林七贤政治态度研究陈雪奇被誉为“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山涛、王戎、向秀、阮咸和刘伶，是汉未魏晋之际的一个颇有影响的名士集团。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为当代和后世所瞩目。宗白华曾指出：“汉末魏晋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     

我们如何来探究历史——评刘强《竹林七贤》

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生当魏晋鼎革易代之际，聚集于河内山阳（今河南修武），或遨游山水，酣饮林泉，或弹琴长啸，清谈吟咏，任诞的言行透露出对自由的向往，其遗风流韵衣被后世，向为人所歆羡。     

阮籍常人人格的过渡性特征及文化意蕴

以“竹林七贤”之一阮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日常行为及诗文创作的研究，揭示阮籍极富个性的人格特征。与邺下文人的英雄人格和陶渊明的至人人格相比较，阮籍的人格属于常人人格。在将这种常人人格置于阮籍个人的人格发展和魏晋文学演进的整体中进行考察时，发现这种人格构筑具有鲜明的过渡性，并由此而显现出独特的文化意蕴。     

论《文选》咏史诗类-颜延之《五君咏》

萧统《昭明文选》一书中收录之诗赋文章,篇目极为丰富,如诗类下共分二十四类,其中收录颜延之诗作共计七类二十首(咏史诗六首,《五君咏》计为五首),可见萧统对延之作品之肯定与重视。颜延之,字延年,生于东晋孝武太元九年(西元384年),卒于刘宋武帝孝建三年(西元456年),据《宋书》延之本传载,延之文采奇美,与陈郡谢灵运齐名,然而历来对延之诗文之评价,多言沉晦难懂或错彩镂金,唯《五君咏》高步元嘉,为不可多得之佳作。《五君咏》分别歌咏了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刘伶、阮咸、向秀五人,虽为“咏史”,实兼具“史传”、“史论”、和“咏怀”,本论文拟针对《五君咏》叙述延之创作之动机,并逐一分析其内容,总述其评价与影响,进而突显延之诗歌之文学地位。     

竹林七子文人精神解读

竹林七子是对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阮咸、刘伶七人人品高洁的美誉。本文从竹子品格、玄学精神、文学气质诸方面,分析和探讨了七子的文人精神,得出他们的精神本质是抛弃名教、崇尚自然、张扬个性、反对现实,追求的是淡泊宁静和与世无争的隐逸生活及精神满足。     

孙登与阮籍、嵇康关系的几个问题

孙登是魏晋时期著名的隐士,与竹林七贤的阮籍、嵇康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孙登的隐居地为汲郡北山(或汲郡山)、白鹿山等地,游历地有宜阳山、五岩山等地;阮籍受司马昭的指派到宜阳山拜访孙登,而在苏门山拜谒苏门真人。嵇康是在汲郡山中从游孙登。由于历史演变的原因,汲郡北山与苏门山合二为一,孙登与苏门真人合并为一人,最后完全固化为孙登居于苏门山、嵇康从游、阮籍拜谒的说法。     

鲁迅文学思想中的魏晋资源

在对中国古典传统的吸收与借鉴方面，鲁迅最为偏嗜魏晋时期，而以其时的阮籍与嵇康二人最为突出。这里面既有文化背景与师承渊源的因素，也是个性气质的相互契合使然。某种意义上可以说，鲁迅在精神气质上是嵇康与阮籍二人的结合：热情爆发时像嵇康，而沉寂压抑时更接近于阮籍。不仅如此，嵇康与阮籍的文学创作及其立身行事的基本方式，都构成了鲁迅进行文学创作、学术研究乃至现实参与的重要资源。所谓“嵇志清峻，阮旨遥深”，便正是这种文化人格方面的深厚影响之最明显体现。     

跨越时空的交汇：鲁迅“嵇阮情结”的形成及创作体现

十年沉默期的鲁迅从辑录古籍碑帖中身临其境地回到了魏晋时代,读懂了嵇康、阮籍放达不羁背后隐藏着的深深哀伤,体悟到竹林玄学强调人与人的本性相融合的平衡美。这种萌生于中年时期的“嵇阮情结”潜在地与其青年时期所钟情的“托尼学说”相契合,并相互验证地统一于鲁迅的“立人”思想中,成为他投身即将开始的“五四”创作浪潮的精神资源,生成了一系列心怀大爱的“狂人”形象。     

阮籍嵇康的自然主义

本文以阮籍、嵇康“越名教而任自然”的观点为讨论中心,认为阮、嵇的“自然主义”乃是当时的传统价值观与个人主体意识(个体价值观)相冲突的最深刻反映,从阮、嵇身上我们可以看到时代和个人的悲剧。文章最后指出,阮、嵇对“自然”的推崇和向往乃是他们对理想人生境界和个人自由的追求。     

论竹林七贤的“无意为文”

阮籍、嵇康诗之无题化现象说明竹林七贤无意为文。这种创作态度的理论基础是嵇康“性动说” ,性动说的本质是任自然。无意为文表现在作品中就是师心使气 ,其长处是情浓言简、新颖独特 ;短处是“漫衍”。七贤所处的险恶社会环境激活了其原始诗性精神 ,导致其创作既有玄言文学 ,也有忧生之作 ,后者奏出了正始文学最强音     

有生则有情 可节不可绝——向秀《难养生论》人生观探析

向秀《难养生论》一文是为了驳斥嵇康《养生论》一文而作。在这篇文章里,向秀肯定了人的自然情欲以及社会欲求如追求名利富贵的合理性,同时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道义”。向秀的这种人生观表明了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认可和尊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容易成为一些人纵欲的借口。     

魏晋士人与音乐

“士”是我国古代对知识阶层的称呼,在中国古代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从魏晋时期起,音乐已逐步成为士人所必备的个人修养,成为评击社会、培养意志和精神自慰的重要手段,嵇康的《声无哀乐论》、《琴赋》,阮籍的《乐论》为我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杰出作品。然而,没有政治、经济上的实力,“士人”是不会获得音乐的真正自由的。嵇康、阮籍的结局便是例证。     

建安诗歌与正始诗歌比较初论

建安时代是我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个耀点。学界一般认为文学史之“建安”其上限可以上溯至曹操作《薤露行》的公元190年,其下限则可移至曹植逝世的232年。建安诗坛的代表人物主要是“三曹”和“七子”,他们学习和承继了前代文学创作精神,在当时现实形成的各种条件下,运用各自的艺术才能进行创作,使得整个建安诗歌放射出一派绚美的异采。而接踵其后的正始诗歌,因诗风开始出现于魏齐王芳正始年间(240——248年)而得名,阮籍、嵇康为其代表作家。虽然正始诗歌毗邻建安诗歌,但却在写作风格诸方面呈现出别一种面貌。在此,我们将这两个时期的诗歌作一比较,期冀在异同互见中透视与体悟出这段中古时期的诗歌之演进。以下是笔者对这一问题的初探,祈请方家教正。     

魏晋玄学美学

魏晋玄学产生于魏正始年间(240～249)指魏晋时代一批门阀士族地主阶级执政者和知识分子,或为了挽救各教危机,或为了逃避乱世的重刑杀身之祸,或为了摆脱现实生活中社会矛盾和残酷倾轧的烦恼,而形成的一种表现为玄谈形式的社会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裴(危页)、阮藉、嵇康、向秀、郭象等.他们以极大的兴趣反复讨论关于“有”“无”,本末、形神、体用等幽深玄远的理论问题,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     

论向秀、郭象两家《庄子注》的关系(一)——兼与《中国思想通史》商榷

一、问题的提出魏晋玄学家向秀、郭象先后发展了当时盛行的玄学观点,并用以注释《庄子》,获得了突破前驱的成就,为千多年治“庄学”者所推崇。这在稍具中国哲学史常识者都是知道的。玄学创始人王弼、何晏只讲《老》而不及《庄》;继起的嵇康、阮籍讲《老》并及《庄》,且把重点转移到庄子思想上,但并没有作出可观的成绩。到了向秀、郭象才在庄子思想的园地上浇灌着魏晋特有的玄虚精神,开拓玄学领域,超嵇、阮而绍王、何,“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使“儒墨之迹见鄙,道家之言遂盛焉”。     

试论嵇康的哲学思想

嵇康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他“托好老庄”(《幽愤诗》),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与山臣源绝交一书》)但嵇康既没有象何晏、王弼等人那样去继承老子“有生于无”的思想,把精神性的“无”看作世界的本原,也没有如有些同志所认为的把物质性的“气”作为产生天地万物的基础。在嵇康看来,“何为其无有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