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竺之路”与“天台之路”：中国佛教的抉择——兼谈玄奘在中国佛教中地位

作为中国佛教史上的两位伟大僧人,玄奘和智顗分别走了两条截然不同的佛教道路,其中玄奘走的是＂天竺之路＂,他远赴印度取经学习并最终成为印度佛教唯识学专家和佛经翻译家,而智顗走的则是＂天台之路＂,他来到天台山隐修以寻求适合中国人的佛教解脱法门并最终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天台宗。与玄奘只是照搬印度佛学而毫无创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智顗表现出了佛学上的巨大创造力,开启了中国佛教创造自身中国化模式的大幕。中国佛教正是在选择智顗模式而抛弃玄奘模式的基础上逐步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并发展壮大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玄奘对于中国佛教的重要性还远不如智顗,尽管玄奘比智顗更具知名度。     

唯识研究及其现代意义——林国良研究员访谈录

在佛教各宗中,唯识学与现代观念最为接近,也易于进行会通与交流。唯识学最重的要价值表现为两个功能,即解脱功能和解释功能,分别发挥"度生"作用与"弘法"作用。从历史上来看,唯识学理论的产生与完善是有一个过程的:首先,它需要指出此前的小乘各宗与中观学的不足,同时要应对他们的批评;其次,唯识学内部的争论促进了它的发展。近代以来,有些学者借助一些新的资料,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甚至质疑、否定玄奘一系唯识学的全面性与正确性。本文认为,玄奘的思想是对无著、世亲、陈那、护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关于如来藏学在佛教中如何定位的讨论,与此相关的一个背景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如何评判新教派。合理态度只能是:一、不轻信,不盲从;二不轻率否定。     

新罗高僧元晓生平考

元晓是新罗著名的佛教学僧。他年少聪颖,学不从师,虽曾因仰慕玄奘,和义湘两次试图入唐,但终因自悟而还。元晓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内容涵盖般若学、涅槃学、新旧唯识学、如来藏学等佛教思潮以及弥勒信仰和阿弥陀信仰等佛教信仰,并通过歌舞等形式向底层人民传播佛教。他毕生都在实践着大乘佛教所倡导的自利利他的菩萨行,其影响弥足深远。     

玄奘与西域佛教

玄奘是继鸠摩罗什之后,对西域佛教影响深远的历史人物。玄奘法师与西域人民广结善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坚定的信念与高尚的情操所显示出来的人格力量,得到了西域人民的尊崇。高昌回鹘王国建立后,佛教很快在回鹘人中成了占主要地位的宗教,我们从考古发现中可以推知,玄奘及其法相唯识学的影响是很深刻的。回鹘文佛经残卷中有关玄奘及其翻译的经典更占有很大的比重。     

“真唯识量”探讨

“真唯识量”是玄奘（公元602—664年）留学印度期间,在戒日王所设的“无遮大会”上,为反驳小乘佛教正量部,论证大乘佛教唯识学派的学说,而提出的一个三支比量。其具体量式如下: 真故极成色不离于眼识——宗 自许初三摄眼所不摄故——因 犹如眼识——喻 关于这一三支比量,自唐初以迄现代,中国、朝鲜、日本的众多佛教大师和学者都做过译释,但是众说纷纭,至今未有确论。本篇论文力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对“真唯识量”作出一些新的分析和评价。     

文化对话与近代唯识学研究

文化对话是近代学术研究发展的重要背景,这种对话反映在近代唯识学研究上,至少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课题的对话。二是中外文化交流与对话。三是佛教研究群体内部互动交流。这三种对话交流的情态共同影响了近代唯识学研究。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屈指可数，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大的学者。在他身上，有着在一般中国学者身上少有的执著求真的精神。去印度之前，他已遍访国内高僧，详细研究了汉传佛教各派学说，发现它们各执一词，互相抵牾。用已有的汉译佛经来检验，义发现译文多模糊之处．不同译本意思大相径庭。因此．     

唐僧玄奘与巴蜀文化

巴蜀的文治教化传统及和谐包容、大德云集的佛学环境,为玄奘转益多师、融汇各种文化资源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氤氲其间的仙气和灵气,为玄奘静虑精进、专心治学提供了良好的社会、人居环境.玄奘在成都治学五年并受具足戒,为他成为以唯识为主、综(四敷)名实、兼融百宗、谙习三藏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奠定了基础.玄奘的译经活动也包含着蜀中法师的奉献.玄奘对巴蜀文化也有重大影响.玄奘在巴蜀百科全书型的文化巨人发展史上占有一席特殊的位置.其译书既是禅宗出现的催生剂,也是巴蜀禅学转型的内在动力.<大唐西域记>记载的各种见闻,深刻影响于巴蜀佛教绘事与石刻艺术.玄奘善于调整政治与佛教的关系,他用宗教适应社会的方法,今天有借鉴意义.     

唯识学三性说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

唯识学是佛学中最重要、最深奥的学问之一,也是佛教中国化的一个重要环节。三性说(即遍计所执性、依他起性、圆成实性)理论,就是为了消解意识以语言为中介所执着的实我、实法,以显示真如空性。唯识学三性说理论功能在于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其理论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借鉴三性说思想,用新的视角去理解语言、意义和存在的关系。通过三性说以语言为中介对实体存有论的消解,将有可能成为我们重建人类的精神世界、生活世界和意义世界的理论前提。     

太虚对“真如熏习”的阐释及其理论意义

“真如熏习”概念出现于《大乘起信论》,在近代唯识学复兴运动中,围绕这一概念能否成立,支那内学院的欧阳渐、王恩洋与太虚法师之间曾发生激烈的争论。这一争论是中国佛教史上的“性宗”“相宗”之争在近代的延续,彰显了双方对于唯识学与《大乘起信论》如来藏思想的不同立场。太虚的“真如熏习”观体现了圆融开放的佛教观,对我们思考中国佛教的思想特质和佛教中国化的内在逻辑不无启发。     

法藏的唯识观——以阿赖耶识和如来藏为中心

阿赖耶识与如来藏之间的交涉关系可看作隋唐佛教性相之争的缩影,也是中国佛教思想史上长期以来争论不休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在此背景之下考察华严宗巨匠法藏对这一对本是唯识学的概念的理解,并以此了解隋唐以后禅宗等中国化佛教的本体论特色。法藏对此问题的观点反映了唐代以降中国佛学思想的主流观点。第一,阿赖耶识是不生不灭之无为法和生灭缘起之有为法的结合,即二者共同组成了所谓阿赖耶识;第二,真如也可受熏,并参与形成此本识。这可看作贤首大师对法相唯识学之整体理解的根基,是受之前旧译诸经典之影响所致。而在今天看来,这只是唯识学中的一支,其受真谛等无相唯识学的影响颇深,并站在《楞伽》、《起信》等以如来藏来统摄阿赖耶识的思想上来发挥如来藏系思想,并不能代表整个唯识思想,其与玄奘大师所传的唯识亦不同。而这也不仅是法藏本人的观点,它还反映了以禅宗、华严宗、天台宗为首的整个中国佛教性宗的理路。     

印顺法师与贵州佛教

印顺法师是当代中国佛学大师,民国年间曾振锡贵州,住持贵阳大觉精舍,创办大觉佛学院和觉华图书馆,弘扬中观和唯识之学,并在贵阳完成其名著《唯识学探源》,从而影响和促进了贵州现代佛教教育事业和学术活动的发展,提高了贵州佛教的信仰层次和文化水准,与贵州结下一段难得的佛缘。     

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缘起思想之特质

印度瑜伽行派唯识学的缘起理论具有四个与印度佛教其他派别缘起思想不共的特质,即缘起的因果平等性、缘起的唯心性、缘起的俱时性、缘起的整体性,不论有为依唯识思想还是无为依唯识思想在这方面皆是如此。但由于唯识学的此二分型在本体论方面相异,对此四特质的说明自然会有所不同。     

王肯堂及其《八识规矩集解》

王肯堂以医家闻名于世,亦为在家修证佛法之人,对佛教唯识学素有研究,为晚明唯识复兴运动重要人物,撰有《成唯识论证义》《因明入正理论集解》等唯识、因明诠释著作。作者新近发现中山大学图书馆特藏部藏有王肯堂的另一唯识著作《八识规矩集解》(明代天启年间刻本)。该书解说玄奘《八识规矩颂》的要旨,经查为海内外现存之孤本,且此前在思想史的文献中几乎从未被提及与引用。这里编校刊印这个四百年来始终湮没无闻的重要思想文本,并对王肯堂本人及其佛学思想和佛学论著《八识规矩集解》做一引介。     

从圆顿到圆渐:太虚对禅宗百年发展之抉择

太虚是近代中国佛教最著名的思想家,是难得的身兼学问家和禅师两种角色的佛学家。他关于禅宗思想性质的界定和发展道路的探索,对于当代禅宗发展之抉择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讨论太虚与禅宗发展有三条线索:一是太虚出身于禅宗,参悟于禅宗,却"出走"禅宗,学宗唯识,最后又"回归"禅宗的曲折经历。二是反思中国佛教历史和抉择全体佛法的总持智慧,确立中国佛学特质在禅,并以对全体佛学的教理抉择和总体判摄,坚持中国佛教禅宗的圆教教理和圆顿禅观,着力会通圆顿教理与唯识学。三是面对佛法契合时代的深切现实和实践观思,认为唯识学教理更适合现代科学时代,大乘通教的学修次第更适合现代人,因此会通中印佛学,提出教法由"圆顿"转向"圆渐",以"圆渐"之大乘法为适应当下时代的佛学实践路线,由发达人生以进趣佛道。由此提倡以"今菩萨行"为主线的"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思想,并认为禅宗的禅机智慧在传统诸宗中最切近人生佛教(人间佛教)精神,当下的禅生活才是人生佛教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振兴禅宗生机仍是今天时代中国佛教的发展方向和道路。     

玄奘法相唯识学说在古代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与发展

本文叙述玄奘法相唯识学说对日本和朝鲜入唐留学僧的影响及其在日本和朝鲜的传播与发展。玄奘所创法相宗传入日本，成为“奈良六宗”之一。日本法相宗的初传是道昭，二传为智通和智达，三传是智凤、智鸾和智雄，四传为玄。当时，日本法相宗人才辈出，为六宗之教学的核心。唐初，玄奘唯识学说对朝鲜求法僧影响极大，圆测直接从玄奘受学，形成了与窥基之慈恩法系相并列的独具特色的西明法系。西明法系在新罗的传承世系为圆测下传道证，道证再传太贤。至高丽王朝，占主导地位的已是慈恩法系，其代表人物为韶显，他使朝鲜法相宗又重新有了生气     

佛教末那识与康德之先验自我

唯识学是佛教认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哲学认识论体系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唯识学八识中的第七识末那识,产生了佛教所谓的自我,以及对自我的执着。康德哲学认识论体系中的先验自我的主要作用,是由自我的统一性而推及世界的统一性。在康德看来,正因为有了完整的我,我们面前如同碎片一样的世界,才能得以稳定与完整。因此,末那识与先验自我之间,既有着不同,也存在着很多相似性。     

佛教在精神分析与心理治疗中的意义

宗教的魅力在于通过神灵信仰获得对人生和世界的特定解释,这一解释以感性融摄理性的形式而获得强化,使人获得超稳定的心理和生理能量,以"自净其心"为特色的佛教,在这一点上尤其突出。佛教的基本教义(四谛、十二因缘、轮回业报理论)以及大乘佛教的唯识观等不仅与中国传统的生死观、命运观一起构成中国人普遍的信念与信仰,而且对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疗具有重要的启迪。佛教唯识学与精神分析学说最重要的共同点在于,都认定意识根源于无意识,并且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三个层次:唯识学是依照由深至浅的顺序把众生之心分为"心"、"意"、"识"三个层面;与此相类似的是,弗洛伊德将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层,荣格则把精神分为意识、个人无意识、集体无意识三大层次。     

法相宗和玄奘的唯識思想批判

玄奘——“唐僧”是我国妇孺皆知的人物。他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名人,也是世界历史上的名人。他是伟大的旅行家,热忱的宗教家,杰出的繙譯家,并且从他和辯机合写的“大唐西域記”看来,还是一个不坏的文学家。他的主要历史功續在于促进了中印文化的交流,提高了我国古代繙譯的水平。他的不畏艰难,跋涉万里的冒险精神,他的好学不倦,刻苦钻研的治学态度,他的谨严不苟,坚持不懈的工作作风,这些,都是我们应該加以肯定并且向他学习的。但是由他从印度有系統地介紹到中国来的一套法相唯识     

忘记玄奘是可耻的

在中国历史上，世界级的精神伟人屈指可数，玄奘是其中之一。玄奘不但是一位伟大的行者、信仰者，更是一位伟夫的学者。征他身上，有着在一般中国学者身上少见的执著求真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