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锦州中立区”计划与南京国民政府“国联外交”辨析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和依赖国联的外交政策，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计划，企图藉“国际干预”阻止日军进攻，保全锦州，维护国权。由于英、法、美等国不愿派兵“担保”、日本对“中立区”计划的苛刻要求以及国内民众的强烈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不得不放弃“锦州中立区”计划。这一计划虽然存在的时间极其短暂，但对于我们客观认识南京国民政府的“国联外交”有着深刻的启发意义。     

日军举行入城式恫吓南京人民

为了进一步向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显示日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军威”与炫耀日军攻占中国首都南京的巨大胜利，进一步对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进行战争恫吓与恐怖威慑，日本当局在日军攻占南京后仅4天，在12月17日，在日军正对南京进行屠城的高潮中，就急不可耐地组织了一场盛大的日军占领南京的“入城式”。     

张学良、蒋介石对锦州危机态度之差异

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在锦州设置了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行署,这里成为东北政治、经济的中心。面对日军的武力威逼,张学良和蒋介石在解决锦州事变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本文拟就双方的态度差异及原因进行分析。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锦州苹果文化的思考与探索

本文通过实地调查研究,查阅有关资料,对锦州苹果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发展方向,对打造锦州苹果文化品牌等作了较深入地探讨;特别是对毛泽东说的“锦州那个地方出苹果”的来龙去脉及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进行了认真地思考并提出了可行性、操作性的建议;使锦州苹果文化在辽宁“五点一线”战略——开发锦州湾、建设文化名城、发展红色旅游、服务经济建设中充分发挥作用。     

“九·一八“事变前后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实行了在军事上不抵抗,在外交上依赖国联的政策;在对日交涉问题上,经过了由反对“直接交涉”到主张日军退出占领区后在国联“照拂”之下交涉的过程。在国民党中央政府会议第二九七次会议前后,即锦州危急的形势下,南京政府开始标榜“抵抗自卫”,但“抵抗”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其对日妥协的政策仍没有改变。     

论国共合作在徐州会战中的作用

1937年底到1938年5月中旬,抗日战争正面战场进行了徐州会战.徐州会战历时5个多月,彻底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的迷梦,为中国守军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中国军队虽付出重大代价,但也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并重创了日军.尤其是台儿庄大捷.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民的抗战信心.徐州会战,是正面战场的重大战役.是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下进行的.参战部队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杂牌部队”,但国共合作在会战中的积极作用.仍有充分体现,本文试图对此作一些粗浅分析.     

中国战区和“陆总”受降述论

本文记述日本投降后中国战区的受降范围、日军投降兵力、“陆总”的受降计划和部署，以及收缴日军武器、遣送日俘日侨的情况，分析“陆总”和平顺利受降的原因，并对“陆总”受降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日军旅顺大屠杀新论——兼论“万忠墓”清理出的新罪证

甲午战争期间,日军侵入旅顺后,凶残地进行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至今已整整一百年了。在1994年传统的纪念亡灵的清明节之际,大连地区人民缅怀死难同胞,重新清理万忠墓,安葬遗骨,通过清理出大量遗物,回顾日军屠杀中国军民的惨状,令人发指。怎样看待这页历史,如何认清日本政界千方百计地缩小其影响,甚至粗暴地篡改历史等问题,今天是应该澄清的时候了。 一、日军前线指挥官亲自部署了旅顺大屠杀 对1894年11月21～25日日军在旅顺之大屠杀,日本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皆认为是日军“自发”的“报复”行为。 事实果真如此吗? 首驳“自发论”: （一）日军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于战前命令部下:“如果见到敌兵（清兵）一个不留”。 （二）日军进犯旅顺前,山地曾下令:“抓住非战斗员也要杀掉”。 （三）山地元治在旅顺清楚知道日军第三联队肆意屠杀放下武器的清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包括妇女儿童。对此,他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嘱咐官兵对屠杀之事“不许轻易对外泄露”。     

论战前李烈钧在抗日问题上的思想转变

1931年12月日军进攻锦州,李烈钧在抗日问题上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态度,经历了由批评到期待再到支持的过程.长城抗战失败的结果,使李烈钧认识到团结方能抗战,并且政府得有整个作战计划,为此国民党人只能团结在有实权的蒋介石周围.     

从《川魂——四川抗战档案史料选编》析1940年日军空袭重庆

日本为彻底摧毁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1940年对战时中国陪都重庆进行了疯狂轰炸。日军为此制定了“101作战计划”,在空袭中混合使用了集团轰炸、连续轰炸、照明轰炸以及投入零式航载战斗机的“零式”战略,给重庆造成 巨大损失,外国驻渝机构也未能幸免。空袭后,重庆的救赈工作比较及时,积极防卫,显示了重庆人民“愈炸愈强”的战斗信念,粉碎了日军炸垮重庆的野心,也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中国抗战“以空间换时间”、“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     

锦西下五家子惨案

日本帝国主义于一九三一年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东北三省的大好河山相继沦陷,三千万同胞惨遭侵略者的血腥屠杀,下五家子惨案就是一例。下五家子属于锦西县缸窑岭乡。位于锦西市西北四十五公里处,北接朝阳边界,村子散落在两山之间的狭谷地带,山环水抱,形势险峻。一九三五年春,侵占锦州地区的日军,执行关东军总部在全东北实行“一齐讨伐”的计划,四出扫荡。     

论中国抗日战争在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略地位

本文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有东西方两个战争策源地.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中国人民独立地第一个举起反法西斯侵略的义旗;中国的抗战拖住了日本的主要兵力,使日寇无力“北上”,也延缓了日军“南进”的时间,大大减轻了日本对英、美、苏的压力,在战略上有力地配合与援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此,中国人民付出了重大的民族牺牲;.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持久抗战是其决定因素.     

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在“庚申年大讨伐”中的作用及其罪行

日军在延边地区进行的“庚申年大讨伐”中,日本外务省所属日本领事馆警察机构扮演了特殊角色,他们向日军提供有关朝鲜族反日运动方面的详细情报、直接为日军充当向导并单独进行“讨伐”,又担负警备任务、从事“归顺者工作”等,对朝鲜民族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领事馆警察机构同日本军部指挥下的日军一样,在对延边朝鲜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方面同样负有重大的历史责任。     

二战时期“飞虎队”驻节陪都重庆初探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侵华,在长达6年零10个月的时间里,对陪都重庆及周边区县实施无差别的轰炸.为了有效抵抗日军的狂轰滥炸,赢得西南大后方的“制空权”,1941年8月1日,“飞虎队”正式成立,陈纳德为指挥官.1942年6月初,根据战略需要,飞虎队司令部移驻重庆白市驿机场,以拱卫陪都空域安全,解除日本的空袭威胁.飞虎队司令部在驻渝期间,一共发动并参与了多次大型空中战斗,战绩辉煌,保障了重庆的战时稳定和相对安全.另外,飞虎队驻渝期间,还全力护航“驼峰航线”,护送国共领导人出席国际会议,慷慨解囊赈济中国军民,其博爱情怀与奉献精神赢得了中国军民的拥护和感激,双方建立起坚固持久的战时友谊.     

死神面前的“不平等”--南京大屠杀期间国际安全区中国难民内部分层

南京大屠杀期间,南京国际安全区最多容纳了约25万中国难民。由于各种客观原因,这些难民面对“死神”侵华日军,命运并不“平等”。相比“特殊”难民,“普通”难民整体境遇更形竭蹶,尽管日军的无差别暴行会抹平他们之间的“不平等”。中国难民内部的分层与近代以来列强在中国形成的特殊利益和条约体系有关。而且,同样面对日军,中西人士处境完全不同,其食物结构可见一斑。面对死神的不平等,揭示了南京大屠杀的多重悲剧性。     

国民政府特大间谍集团侦破始末

1937年7月,日本军队侵占北平和天津以后又觊觎淞沪。8月13日,两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军人驾车直闯虹桥机场进行挑衅,中国军人鸣枪警示,喝令停车。日军不但不停,而且举枪射击。这是中国国土还是日本国土?中国军人忍无可忍,遂将其击毙。这下可捅了马蜂窝,日军以此为借口大举进攻上海。他们气势汹汹,不可一世,扬言“三个月灭亡中国”。第二天,国民政府发表“自卫”宣言,上海守军第九集团军在张治中将军的率领下奋勇阻击,取得了初步胜利。 为了支援第九集团军,中国空军当晚从广德、扬州和杭州三个基地起飞出击日军,次日凌晨又轰炸了其舰只。为了报复,日军傍晚出动     

试论百团大战对日本南进战略的影响

1940年夏,日本帝国主义欲乘纳粹闪击西欧成功,英、法、荷均遭败绩的时机,实施其预谋已久的“南进”战略;但这一年8月,在中国战场爆发的百团大战,突然打乱了日本军部的总体部署,它使日寇华北战领区交通瘫痪、经济凋敝,大批兵力被牵制;同时打乱了日寇对国民党政府实施诱降活动的策略,维护了中国抗战大局。鉴于华北在日军总体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及中国战场继续对日军的牵制性,百团大战以后,日本方面不得不仍将作战重点放在中国敌后战场,使其“南进”作战的时间大大推迟。     

抗战时期日军总体军事战略中海南岛的地位

日军侵入海南岛之后,在确保海南岛这一日军重要军事基地的“治安”的同时,还利用海南岛优越的地理位置,对周边地区施加影响;通过这些军事行动,反映了抗日战争中海南岛在日军的总体战略中作为封锁基地、“南进”基地和资源基地的突出地位。     

关于日军的“慰安妇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文明史上空前的大劫难,更是人类道德空前的大堕落。日军的“慰安妇制度”在世界军队及战争史上创下了最可耻的记录。这个极为令人难以置信的制度,不仅深刻地反映出法西斯主义侵略扩张的本质,更显现出日本法西斯独特的兽性、残暴性。 一、“慰安妇制度”的形成 日本军队,是一支地地道道的兽性军队,是一支须臾离不开女人的军队,日本军队所到之处,除去大规模地屠杀掠夺,就是对被占领区的女性实行大规模的强奸。而且,在奸污以后对女性施以割乳、剖腹,用刺刀、树枝、木棒等戳穿下体等酷刑。兽军的奸杀虐行是日本军阀纵容的结果。松井石根陆军大将宣称:“奸淫是日本军队所特许的”,日军高级将官公然训示部队:“为避免引起更多的问题,事后将其杀掉”。南京大屠杀的罪魁,堂堂“大日本皇军”中将谷寿夫本人,不但亲自持刀杀人,还奸污妇女40多名。 日本这样大规模残暴地奸虐,自然要引起中国人民的愤怒和反抗。许多实施奸淫的日军由于中国妇女的反抗而至残、至死;许多独自去寻找女人而被杀的事件举不胜举。而日军交叉地强奸、轮奸行为的高频发生,使得性病在日军内部蔓延,严重地影响了自身战斗力。同时,日本军队在中国的暴行,受到世界各国的强烈遗责。其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