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罪推定原则之辨正

无罪推定原则被普遍赋予的含义是将判决之前的被指控人设定为无罪之人,此为保护性的暂时的实体设定,不存在反驳问题。贝卡利亚首倡的并非无罪推定原则,只是对有罪推定的否定。作为证明责任规范的无罪推定不是无罪推定原则的普遍含义。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部分地源于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之义既非无罪推定,亦非禁止有罪推定,只是禁止在判决之前对被指控人的犯罪作肯定判断。在法治原则下无罪推定不是必须的法律技术设计。     

对"无罪推定原则"的辨析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通称的“无罪推定原则”戴着假面具,造成了理论的混乱和实践的困惑。为消除混乱和困惑,应尽快彻底摘除其假面具,还之以“无罪假定原则”的真面目,以更好地发挥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无罪假定原则的价值在于警示追诉者不要冤枉人。酌定不起诉是无罪假定原则的例外。无罪假定原则并不排斥必要的适当的有罪推定和无罪推定。真正的无罪推定原则是:对不能证明有罪的被追诉者,应当推定无罪。     

论新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批定原则是世界上许多国家广为采用的一项刑本诉讼原则。经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顺应时代潮流，确立了无罪推定原则，意义十分重大。综观新刑事诉讼法，我国新确立的无罪推定原则，与其他国家刑本诉讼中的无罪推定原则存在着质的区别，具有其特定的全新内涵，并得到了充分、具体的体现。毋庸置疑，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发展，无罪推定原则必将更加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初探

新《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这就是我国刑事诉讼法确认的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依据。一、天罪推定原则溯源“无罪推定”是针对“有罪推定”提出来的。在封建专制时期,刑事诉讼实行“有罪推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被确定有罪之前,就被作为罪犯对待,也就是说,只要某人被指控、被怀疑为犯罪的人,他就是罪犯,若不供认,就要受到极其残酷的刑讯逼供,直至把供为止。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反对封建司法“有罪推定”的专横推断,提出了无罪推定原则。十八世纪意大利著名的启蒙思想家…     

论我国刑事诉讼法中的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原则是刑事诉讼的一项重要原则,也是一种重要的法治社会观念.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未经法院依法判决确定为有罪的情况下,根据法律应推定其无罪,井以此设定其诉讼地位、诉讼权利,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     

浅析无罪推定原则及其在我国的完善

随着世界人权保护理论的发展，作为对被告人权利保障重要内容之一的无罪推定原则为世界各国所重视。我国的无罪推定相关规定离国际标准所要求达到的保护程度相去甚远。面对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的契机，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对于无罪推定原则的相关制度和体系，构建一个适合我国的无罪推定原则的系统，以顺应保护人权的国际形势。     

论无罪推定原则的意义

无罪推定原则有着丰富的内涵,从中可引申出三条诉讼原则,被告有沉默权,控诉方负举证责任;有利于被告原则。我国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并未确立完整意义的无罪推定原则,尽管如此,无罪推定原则仍对我国的刑事诉讼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意义。     

论无罪推定的逻辑基础

这是一个关及公民社会人权保障的法律逻辑问题。文章论述:1.推定产生于人类理性的清醒——有清醒才有真正的司法认识困惑;2.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都是逻辑上的“诉诸无知”(以无知为据);3.对无罪推定的选择主要根源于价值理性,但是也有非常重要的逻辑理性依据。在我国,关于案件的逻辑认知理论以及推定的逻辑观念尚需做社会普及工作。     

从聂树斌案看“疑罪从无”如何服众

聂树斌案再审以疑罪从无的方式判决无罪后,依旧存在一定"只是法律无罪,可能事实有罪"的"聂树斌可能是真凶"之观点。部分民众的不理解,体现了司法机关对疑罪从无在说理服众方面的欠缺。在一个对客观真相孜孜以求的国度之中,真凶尚未归案是疑罪从无难以服众的表面原因,对无罪推定的误读才是疑罪从无难以服众的根本原因。既要以个案为载体加强释法说理工作,更要在我国刑事诉讼法再次修改之际明确写入无罪推定原则,真正使得疑罪从无的无罪判决令人信服。     

无罪推定的司法属性与确立途径

无罪推定蕴涵的程序价值和实体作用对于刑事审判公正性目的最终实现具有关键意义.滞后的观念、残缺的制度、失范的操作是无罪推定在刑事审判中难以实施的主要原因.无罪推定的真正确立,有赖于在推进被告人权利宪法化以及改造现有诉讼构造方面取得突破.     

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的确立与完善

无罪推定原则是世界各国公认的现代刑事司法的理念和准则,在保障公民基本人权、铸造法治社会的权威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2012年3月14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刑诉法修正案。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的发展,从立法与司法的双重视角贯彻和推行无罪推定原则,不仅有利于保障犯罪嫌疑人的人权,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的法治进程。首先阐述了无罪推定原则的伦理基础,分析我国刑事诉讼中无罪推定原则的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了在刑事诉讼中完善无罪推定原则的思路与对策。     

论我国保释制度的建构

文章从现代保释制度基本精神与运作模式出发,分析了保释与公民基本人权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我国取保候审的缺陷.在此基础上指出,保释制度应该是无罪推定的合理内核.如果坚持无罪推定原则,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应该以保释制度代替现行的取保候审制度,并对于审前的强制措施彻底改造,确立保释是原则,羁押是例外的指导思想.     

论我国加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批准与保留——以刑事诉讼法为例

目前我国《刑事诉讼法》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差距,如指控范围窄于《公约》要求;平等、公开、公正原则不能全面体现;无罪推定原则没有真正确立;刑事审判中对被告人权利最低限度的保障达不到以及一事不再理原则没有真正确立等。同时,根据各国加入《公约》时对公正审判程序的保留情况,分析对我国的启示。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加入《公约》前对公正审判程序的构建。     

有罪假定和无罪推定优劣的经济学分析

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对刑事诉讼法中一般使用的两种原则“有罪假定”和“无罪推定”进行对比分析,运用经济学原理分别对比其各自的利弊。有罪假定作为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弊大于利。无罪推定从法律上讲是历史的进步、文明的表现,但是,从经济学上看,并不能准确的衡量在此原则下的成本与收益。     

目的解释之再提倡——基于刑事诉讼法目的与刑法目的之比较

鉴于刑事诉讼中控辩双方力量上的悬殊以及进入刑事诉讼中的被告人事实上可能无罪,因此刑事诉讼法目的主要在于保障人权,而非打击犯罪。疑罪从无与有利于被告应只适用于对证据与事实存有疑问时,而不应成为刑法解释的方向。刑法条文是正义的文字表述,亦是刑法解释的对象。“目的是全部法律的创造者”,因此刑法解释应以刑法条文背后的法益保护目的为解释目标。当对刑法解释存有疑问时,应在罪刑法定主义原则的框架内,根据刑法条文背后的目的,尽可能实现规范内的处罚正义。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研究——兼论《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和适用

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运用问题,是两法衔接机制建设中的一个重方面。修改后《刑事诉讼法》第52条第2款虽然对此作了一定的规范,但对该餐的含义还育诸多不同的认识。笔者从对《刑事诉讼法》第52条的理解与适用入手,论述了行政执法证据在刑事诉讼中运用的具体方式及应该注意的问题。     

论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

刑事强制措施和无罪推定原则并行不悖。为了保障刑事诉讼顺利进行 ,揭露犯罪、惩罚犯罪 ,以及完成刑事诉讼的各项任务 ,刑事强制措施的诉讼地位不可或缺。但是刑事强制措施的作用远非如此 ,它还通过一系列严格的适用条件、适用程序、适用期限等来保障人权、体现程序正义。     

《刑事执行法》立法刍议

刑事执行法与刑法、刑事诉讼法同为刑事法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三者各具功能,鼎足而立,又密不可分。我国现行立法中关于刑事执行的规定分散而且粗略,必须单独立法才能解决统一、完善行刑制度和体现现代行刑思想两大问题。在刑事执行法制定颁布之前,应对现行的减刑、假释制度修改调整,并对非监禁刑的执行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     

论刑事诉讼的制约机制——制约机制下的司法职权重构

刑事诉讼是司法机关运用证据控诉、涉嫌犯罪人辩解、开脱两者之间相互对抗的过程.由于刑事诉讼先天的不平衡,必须建立起正当程序的刑事诉讼的制约机制,这套机制要求:一是以权利来制约权力,二是以权力来制约权力.无罪推定原则、不被强迫自证其罪、律师辩护是建立控、辩平等是诉讼结构的内在需要,用权利的对抗制约执法权的滥用.并采用实证的方法分析了我国<刑事诉讼法>中公、检、法之间的权力制约关系要求在公、检、法、司之间进行职能的协调划分,用权力的相互牵制来实现四部门职权的合理分配.提出由公安侦查,侦检共同追诉,司法审查逮捕,法院定罪,人民陪审员量刑,检察机关内设法律监督委员会隶属人大负责专项监督,司法行政机关负责审前羁押和执行的刑事诉讼立法新构思.     

刑事法律体系的立法论透析

根据立法论 ,1994年《监狱法》、1996年《刑事诉讼法》、1997年《刑法》 ,在宏观上构成了我国的现行刑事法律体系 ,然而 ,其成员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相互之间微观衔接欠佳不容忽视 ,主要可归纳为法律语言表述不统一、衔接空缺两个方面 ,有待于通过法律解释、法律修订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