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的本质及其生产的制度结构——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视角

新经济发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福特制大规模生产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一次新的生产方式创新和制度变革.与福特制大规模生产不同,新经济的驱动力不再是规模和范围经济,而是以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为特征的速度经济.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结网和互动中创业或创新活动的涌现,是新经济实现持续创新和柔性生产的基本力量.从自由主义或调节主义的角度界定新经济及其制度结构的思路,只是从表面上看问题.围绕着创业或创新活动的涌现及其新技术的商业化,新经济的制度结构始终关注的是创业或创新环境的构建,因而又被称为创业资本主义.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和加速工业化进程,中国已经成为世界重要的制造基地.如何实现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变,新经济的形成和发展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未来中国经济制度变革的方向不再是简单的放松管制和投资环境的优化,而是构建新的创业或创新环境.     

初创小微企业创业机会对商业模式的影响研究

通过对初创小微企业的创业者和管理者进行深度访谈及问卷调查,构建初创小微企业创业机会和商业模式的维度与测量量表,建立创业机会对商业模式影响模型,考察创业机会各维度对商业模式各维度的影响,为我国初创小微企业发现并开发利用商机,提高小微企业创业成功概率提供参考.     

创新型国家建设中的制度创新与企业技术创新

建设创新型国家不仅是解决我国当前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的紧迫要求,也是提高我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政府和企业是创新型国家建设最重要的参与者.为了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目标,作为制度创新主体的政府要通过完善财税及金融制度解决融资难题,通过法律制度创新提供良好的产权保障环境,通过建立健全人才培养制度突破人才瓶颈.作为技术创新主体的企业要建立激励机制,促进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要在技术引进的同时加强消化再创新;要健全合作机制,发挥协同效应.     

转型经济下的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

组织学习与创新的关系已成为战略管理研究的热点问题,组织学习被认为是企业提高创新绩效的关键来源。然而现有研究尚缺乏对转型经济下组织学习的作用过程和特点的深入分析。基于中国情境,将创业导向作为中介变量,制度环境作为调节变量,探索转型经济下组织学习对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创业导向在组织学习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中起到部分中介作用;制度环境在组织学习与创业导向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对创业导向的中介作用产生显著的调节影响。     

企业组织模块化的制度支持与制度设计

企业组织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其每一次大范围转型都有其技术背景,也都需要相应的制度体系来支持,企业组织模块化也概莫能外。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是企业组织模块化的基本技术、市场背景,而市场化取向的制度体系也是企业组织模块化的必须的制度环境。企业组织模块化的制度支持体系的设计总体取向应是放松管制、增进市场机能。促进企业组织模块化的制度建设包括:与企业组织变更相关的制度建设;促进人才流动灵活性的制度建设;鼓励创新和创业的投资环境的制度建设;设计规则形成过程中政府和市场的作用。     

制度创新与创业环境优化

本文首先分析了关于创业的一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模型;然后,参照国外的经验,重点分析了制约我国创业行为的制度因素;最后,就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创业环境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     

制度创新与政治文明建设的关系

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和发展就是在不断地进行新的制度安排,即制度创新。制度创新是制度文明重要表现形式。政治文明对社会文明起重要作用。在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各种制度的创新都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着重从制度建设入手,要通过建立和完善各种制度来建造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借此维护社会正常、高效运转。因此,讨论制度创新与政治制度文明建设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制度创新是政治文明建设的关键。政治文明建设可以为制度创新提供有利的创新环境和创新背景。     

南京创业的新机遇

在当今全球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产品生命周期大大缩短的时代大背景下,我国既要实现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又须加快在产品创新、管理创新方面的创业.南京作为中国重要的发展城市,在城市综合竞争力上有一定优势,从而具备了创业的优良环境.本文总结了改革开放后南京创业的两个重要的历史阶段,回顾了南京从国有企业20世纪80年代二次创业为开端,90年代民营企业逐渐涌现、国有企业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的创业发展历程,并且从南京的政策环境、市场环境、经济增长和企业重组等方面,展示了南京创业者前所未有的新机遇.     

试论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与发展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我国民营科技企业的发展面临制度创新滞后、管理方式粗放、持续的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因此 ,民营科技企业必须不断克服自身缺陷 ,进行制度创新、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 ,在以国际化、信息化、科技产业化为特征的民营科技企业“二次创业”中抓住机遇 ,实现民营科技企业的跨越式发展。     

私营企业的制度特点与创新需求

我国私营企业特有的发展背景和发展历程导致其制度具有血缘、亲缘、地缘、业缘的特征.私营企业制度在发展早期与环境有着良好的适应性,但随着企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外部环境的逐渐变化,也出现了僵化、短缺、非均衡等问题,因此,必须对私营企业制度进行调整和创新.     

企业有效交易生态产权的外部制度条件

企业具备交易生态产权的良好外部制度环境是生态市场有效运行的重要保证.本文分析了企业有效交易生态产权的外部制度条件,包括产权制度环境、市场制度环境、政策制度环境、法治环境和生态道德环境.     

优化南京创业的科技创新机制研究

南京凭籍突出的科技资源优势而具备了良好的创业条件,但创业活动的高水准推进则要有赖于科技创新机制的优化.科技创新机制的优化对于释放南京科技人员创业能量、解决创业主体科技创新投入和创新动力不足问题、拓展创业规模与扩大社会就业、提升创业层次与壮大高新技术产业、促使创业活动适应开放型经济发展需要、保证创业企业获取长远高科技效益等具有突出意义.为了加速优化科技创新机制,必须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从宏观方面多角度创造促进科技创新机制优化的保证条件;同时又要努力让企业真正成为优化科技创新机制的主体,形成企业主导型科技创新微观制度.     

论大学生创业政府责任的强化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级政府虽积极创造条件鼓励大学生创业,但和发达国家相比,大学生创业的制度环境不够优化、创业政策不能得到很好落实、配套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等问题明显。各级政府应强化在大学生创业过程中的职责,通过营造崇尚大学生创业的社会氛围,加强制度创新,优化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搭建创业平台,完善社会配套体系等途径充分发挥政府职责,切实改善我国大学生创业的现状。     

民企制度缺陷及其改进对策

对民营企业制定的政策法规经历了一个随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而逐步完善的过程。现行的政策法规体系还存在组织制度缺陷、产权制度缺陷、治理制度缺陷、管理制度缺陷等制度缺陷,还需要进一步完善,创新企业产权和组织制度、逐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实行科学的管理制度、营造良好的外部发展环境。     

网络化背景下的创新环境建设:理论分析与政策选择

创新理论的研究范式经历了从线性到网络的发展过程,创新环境的内涵也随之不断发展演变.在网络化创新背景下,创新环境的内涵等同于创新的网络空间,由创新主体、主体间的联系以及影响主体和联系的制度条件三方面因素构成.通过构建创新环境的"主体-联系-制度"分析框架,分析我国在创新环境建设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进一步优化我国的创新环境应当从激发主体活力、强化创新联系、完善创新制度和政策等方面展开.     

优化创业型经济发展环境对策研究

良好的创业环境是创业型经济存在与发展的基础.由于缺乏有效的体制机制、有力的政策支持、良好的创业教育和系统的创业服务,目前我国的创业环境总体看不甚理想.优化创业型经济发展环境的对策思路是:建立开放的市场经济体制、完善创业创新的支持政策、扩大创业资源的获取渠道、健全社会化创业服务体系、营造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     

试论我国企业制度文化的路向转换

随着时代境域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知识经济的转换,客观上要求我国企业制度文化的路向,从程序化、标准化、理性化为特征的一元性企业制度文化,转向以凸显企业家为代表的人力资本创新价值为特征的差异性企业制度文化。实现路向的转换,需要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的角度,推进以企业家产权制度为中心的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企业家团队差异性制度文化和企业创业管理机制的创新和完善。     

创新理论的经济问题刍议

文章通过对我国国有企业和乡镇企业发展的三阶段竞争力的对照分析，认为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作为创新体系的两个环节是社会经济实现持续快速集约化增长的关键所在。在我国特殊的历史发展背景和制度环境下，要赢得市场竞争优势，必须依靠创新。以企业的技术创新引致政府的制度创新，以政府的制度创新保障企业技术创新的顺利进行，以此形成政府与企业的双赢博弈机制。     

制度创新与创业环境优化

本文首先分析了关于创业的一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构造了一个简单的描述性模型;然后,参照国 外的经验,重点分析了制约我国创业行为的制度因素;最后,就推进制度创新、优化创业环境提出了几点政策 建议。     

家族企业完善制度管理，政府作用不容忽视——由“龙威”公司风波引发的思考

本文通过对浙江龙威实业有限公司家庭风波这一案例的背景介绍及其原因分析,得出由于私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还深受外部制度环境的制约,而制度环境是家族企业本身无能为力的,这就需要国家从外部为家族企业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环境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