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平安才女紫式部

在日本,关于紫式部的研究,其成果如汗牛充栋,构成了一门显学,即＂紫学＂。然而,综观其研究成果,几乎都极力强调了外部环境对作家创作的影响,而忽略了作家本人的内在因素。笔者拟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紫式部做进一步深入、细致的论证,以期向读者展示这位伟大作家的平凡一面。     

紫式部与中国唐文化

《源氏物语》的作者紫式部是日本伟大的女诗人、女作家,从小研读汉文典籍、学习唐文化,在文学创作中或多或少、或简或繁的运用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唐文化,可以说紫式部和中国唐代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紫式部对唐文化的传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荣睿、普照与鉴真东渡

唐代高僧鉴真东渡弘法传戒是应日本国使者荣睿、普照的邀请而进行的。他们的东渡,经历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困苦。在艰难困苦面前,邀请者与被邀请者都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胆略。双方执着的追求,坚定的信念,相互感染,相互激励,最终共同完成了东渡的壮举,共同谱写了一曲中日文化交流的凯歌。不少论著只讲鉴真在其中的贡献,不讲或很少讲荣睿等人的贡献,这是有失公允的。     

鉴真东渡与书籍之路

鉴真东渡对日本文化影响广泛,由他开创的律宗列"南都六宗"之一,在日本佛教史上意义重大自不待言,还涉及建筑、美术、工艺、书法、医学等,甚至连传播豆腐、香木、砂糖、纳豆、茶道、酱菜之类也算在鉴真的功劳薄上。鉴真携往日本的书籍,真实地反映出他的精神信仰及理想抱负。鉴真及其弟子通过"书籍之路"及设坛授戒,极大地传播了宗教文化。他们携带的这些经卷对最澄开创日本天台宗有直接影响。     

浅析日语在中国的传播历程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两国有着悠久的交流史,而语言必然是交流的工具和先行。任何文化交流包括文字交流必然是双向的,作为日语,其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人对日语的理解与接受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先后经历了原始「錄音（ろくぉん）」阶段、「寄語（きこ）」阶段（即翻译阶段）、「仮名（カナ）」的「伝来（でんらい）」阶段。     

日本传统节日中的中国文化情结

中日两国交往源远流长,日本国在吸收中国古代先进的律令、制度和礼仪、文学文字的同时,也吸收了中国古代的天文和历法。而我国古代的传统节日,大多和天文、历法及节气密切相关。本文以此为契机,在叙述了中日两国传统节日的来历及其异同之后,提出了日本现今保留的传统节日的中国文化情结即在于其对中国包括汉字和历法在内的文化的吸收、融合的必然结果,并试着进一步分析了日本的传统节日与中国传统节日“形似义不同”的原因。     

论《源氏物语》与狂言绮语观的关联

产生于日本思想史与文学史上狂言绮语观盛行时期的《源氏物语》,深受中国文学,尤其是<白氏文集>的影响.紫式部的物语论与白居易的狂言绮语观有着难以割离的渊源关系,两者都针对文学被指斥为"妄言"或"虚言"的压力,极力为文学"真"的意义及文学的特殊价值辩护,从而维护文学创作行为的正当性.围绕《源氏物语》而展开的关于"紫式部堕地狱说"与"紫式部观音化身说"的论争,是狂言绮语观同一种构思的两个极端.从某种角度上说,狂言绮语观的受容史与《源氏物语》的批评史互为表里,从而对日本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1945年-1972年日本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研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中日建交以前的这段时间中的日本学者对于中国的研究,尤其是对于中国革命的研究是中日文化交流史上重要的一环.本文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1972年前后的日本学者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研究论著为线索,试图整理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对于新中国研究的基本脉络.     

中日陶瓷茶器文化交流刍议

中世纪日本人的饮茶习惯主要是跪坐,这对茶具造型的设计造成了一定的约束性。日本人的主要审美特点是崇尚自然,较为欣赏灰色调的事物,这就导致在设计陶瓷茶具时融入了本土化特征。本文结合中世纪时期日本陶瓷茶具的设计原则,以及中世纪时期日本茶具的发展做出对应研究。同时,也与同时期的中国茶具特征进行对比,从而探寻出中世纪时期日本陶瓷茶具设计的主要特征,探寻出对陶瓷茶具设计产生影响的关键性因素。本研究的主要意义在于,探讨了中国与日本陶瓷文化的不同之处、日本陶瓷茶具是如何吸取外来文化的优势并将其转变为自身特征的,从而对陶瓷茶具的设计、创新提出建议。     

日本平安时代的女性文学

日本中古文学的平安时代是非常独特罕见的时期,大多数作品都出自女性之笔,形成了女性作家群。她们抒写了心灵深处的咏叹,表现了封建时代日本女性的想望、痛苦和悲哀。其中的杰出代表紫式部,开拓了描写现实的新天地,她的《源氏物语》揭示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也充分体现了缠绵悱恻、幽怨哀婉的女性作家的审美风格。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之趋向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表现出与古代不同的特征。其主要特点表现为中日双方角色的变化，即自进入近代以来从古代的日本“以中国为师”转变为中国“以日为师”的文化交流趋向。这种趋向的改变，具体表现为中国不同阶级、阶层及各种政治力量为救亡图存而“以强敌为师”学习日本，成为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主流趋势；日本借鉴于中国近代数度败于列强之教训，使中国成为其前车之鉴，推动了日本近代的进步与发展。同时，中日文化交流趋向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中日两国在进入近代社会过程中的民族心态所带来的截然不同的后果，值得我们深思。     

浅析中日交流中的语言文化冲突

本文阐述了中日两国之间在语言与国民性格、数字文化、年节文化、交易文化等方面的差异。并从跨文化的角度对差异原因进行了分析。     

大历史观对把握中日关系的启示——从有关“気”的争论切入

“気”字进入国人视野主要归因于新国货品牌“元气森林”过去几年的异军突起,并引发部分国人关于“気”字到底是中文还是日文的争议。有鉴于此,元气森林公司于2019年秋开始将“気”改为了“气”。这种争议其实并不只是一个语言学问题,还涉及国人对待中日历史恩怨的情绪和认知,以及民族复兴所处历史方位的大小历史观问题。文章通过详细回顾日文的发展史,发现日文本身就是中文结合日本地域特征而演化和发展的产物。当秉持这种宏大视野的时候,我们就能跳出近代以来经历落后挨打导致的部分国民狭隘格局和悲情心态,实现对上述争议的超越,并从中得出一些大历史观对把握中日关系的启示。     

近代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中日文化交流的历史,近代以前,日本始终以华为师,积极学习中华文明以促进本国的发展,近代以来,中日文化交流领域出现一种逆转,中国以日为师,以探求救国方案;日本则以华为敌,进行文化侵略,以作为侵略战争的先声。这就形成了中日文化交流领域中学习与侵略的互动关系。     

汉语诗歌中迟开的一朵奇葩--汉徘诗

汉俳,一种三行十七字的短诗,近似小令、绝句,短小精炼,可文可白,问世仅25年,就得到了世人的认可.它是中国诗坛迟开的一朵奇葩.汉俳诗是中日文化交流的结晶.     

“2008·中国”中日摄影展举办

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约30周年和中日青少年交流年,由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主办、故宫博物院、NPO法人日本与中国写真文化交流协会、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协办,中日两国摄影家参与的“2008·中国”大型摄影展不久前在故宫博物院举行。     

遣隋唐使中留学生及学问僧对日本历史文化的贡献

中国隋、唐时期，日本大和朝廷向中国大陆派遣了遣隋、唐使团，随使团前来中国学习的留学生、学问僧学成回日后，促进了日本的历史文化发展，他们是中日交流史上对日本历史文化作出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略论黄遵宪对中日文化同源性的关注

中日两国向称“同文同种”之邻邦,其文化有明显的同源性,尤以汉字及汉字文化(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近代名人黄遵宪在出任驻日使馆参赞时,对这一问题十分关注,特别对汉字的命运做了深刻的反思,在我国近代最早提出文字和文学语言的改革问题。黄遵完对中日文化同源性的考察与思索,既宏远深切,又平允通达,有许多识见颇可供今人参考。     

浅析江户前期的中日文化交流

江户前期相当于中国的明朝时期,是中日文化交流活动的又一个高峰期,这一时期的中日文化交流活动规模空前,出现了很多新的内容,具有明显的独特性。但是该时期通常被简单地概括为明清中日交流,没有收到应有的重视。本文通过对该时期中日文化交流的研究,论述该时期文化交流的独特性,并进一步明确其性质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