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组织化的理论依据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是发展市场农业的重要条件,我国由于农民组织化发育程度滞后,所以极大地制约了市场农业的发展,迫切需要研究农民组织化问题。为了有效地研究农民组织化问题,本文探讨了国内外农民组织化普遍存在的客观依据,即分工协作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厂商竞争理论、合作化理论和规模经济理论。     

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学分析——基于6个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个案调查

在组织的生成发展中,精英是一个重要角色。但在相关组织理论中,组织化即组织生成问题很少受到应有的重视,组织生成与精英关系的研究更是付之阙如。结合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具体实践,分析农民组织化发展过程中的乡村精英角色,可以揭示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农民组织化发展离不开乡村精英,而农民组织也是乡村精英追求自身利益以及发挥对村庄影响的重要载体或平台。由乡村精英与农民组织化发展的内在逻辑可以发现,培育乡村精英,通过体制吸纳,赋予乡村精英公共身份,充分发挥政府的作用是实现农民组织化发展的有效路径。     

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兴衰与启示

我国农村合作化运动经历了曲折发展的历程,既有上世纪五十年代以集体化为特点的农业生产合作的快速发展,也有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村合作运动的停滞与衰退,更有当代农民合作组织的蓬勃发展。新中国农村兴起的两次合作化运动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和行动逻辑,也预示着不同的发展前景。推动农村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要求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和自主权利,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创新互利合作模式,同时加强政府对合作化的规范与引导。     

彭湃农民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历史启示

中国现代农民运动大王彭湃在发动和领导海陆丰农民运动时，重视先进理论在农民教育中的作用，运用先进理论解决农民的实际问题，积极正确地引导农民接受先进理论，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发展。其农民教育恩想和实践为新时期开展农民先进理论教育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启示。     

中国农民组织化特色发展路径研究——以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为例

农民组织化是指社会成员中的农民以共同的利益需求争价值取向在社会运行中的组织存在方式,是农民群体维护和实现自身利益、推进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状态和行为过程。农民组织化的社会学理论依据主要有功能主义理论、社会交换理论、理性选择理论和风险社会理论等。北部湾经济区的农民组织化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增强了农民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为探索农村组织合作提供了发展模式借鉴。但是,北部湾经济区农民组织由于起步晚,规模小,政府对农民组织的支持不够,因而存在区域化程度低,科技含量不高,规范化进程较慢等问题。因此,新时期北部湾经济区的农民组织还需走专业化、区域化、规范化、科技化、国际化的特色发展路径。     

毛泽东与斯大林关于农业合作化理论的比较研究——兼论毛泽东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贡献

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以后,必须引导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条基本原理。斯大林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合作化理论,亲自领导了苏联的农业集体化运动,并在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虽然借鉴了斯大林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经验,但并没有囿于斯大林的理论观点和苏联农业集体化运动的具体做法,而是把马列主义的合作化理论同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实行了一些既     

对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的新认识

毛泽东从农业生产资料所有制、劳动和分配关系等方面论述了农业合作化的方向、途径和目标。合作化运动后期的弊端是毛泽东农业合作化思想实践原则的失误 ,产生的根本理论原因是对农业规范经营和农民特点的认识误区 ;毛泽东确定的土地集体所有制和共同富裕原则 ,是农业制度创新中的遗产。这是解答学术理论界困惑的一个答案。     

大力提倡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扎实推进牡丹江新农村建设

农业做为基础产业,必须按照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规律,建立起现代农业生产经营体制——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它是农民进行规模化、组织化、合作化经济活动的有效方式,对发展现代农业和新农村建设作用十分突出。     

准组织化: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困境——以汶川地震后四川XM乡灾后重建为例

农民组织化的概念和理路蕴含于灾后重建的实践,而其程度和方式影响着灾后重建的效果.通过对汶川地震后XM乡灾后重建的实证调查、研究发现:在政府主导的灾后重建中,农民要么被过度组织,要么被低度组织,加之政府失灵和市场异化,灾后重建中农民的组织化呈现出了碎片化、准组织化、被组织化、自组织化等多种状态,其中准组织化是一种常态.农民的准组织化成为政府主导式基层农民组织化面临的困境.     

毛泽东农民组织化思想的现代价值

毛泽东的农民组织化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理论精髓主要包括高度重视农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和农民组织化的重要性、农民组织化形式的多样性以及在推动农民组织化过程中坚持农民自愿与党的领导相结合的原则等。这些思想历经实践检验,不仅在中国革命和新中国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对于组织农民应对当前＂三农＂问题的新挑战也有着重要的借鉴价值。     

论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组织化问题

新农村建设的主旨已经获得公认,但对新农村建设的意蕴则存在着三种不一样的理解.文章认为,应当视农村和9亿农民为中国解现代化的基础、获得新发展的稳定器和蓄水池,现阶段新农村建设的主线应该是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从当前情况来看,通过经济合作组织、农民维权组织来解决农民合作化面临的诸多问题,通过传统民间组织、社会文化组织来实现农民合作化,相较而言思路可行但需谨慎.唯有农民的组织化程度提高,农民的自我价值才能得到提升,农村的离散性才能得到改变.     

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 增加农民收入

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的意义入手,提出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不仅是农民进入市场、驾驭市场的需要,而且是政府对农民及其经济活动更为有效的组织和管理,也是加强政府对农业宏观调控的需要.在分析现阶段山西在优势农产品发展中农民组织类型与成效的基础上,提出了更新观念,提高对发展农村中介组织或合作经济组织的认识;支持农业科技企业与优特产业的结合;提倡龙头企业与农业科技院校的合作;大力发展农村中介或合作经济组织等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对策.     

农民组织化与农业产业化联动发展机制研究——基于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视角

农民组织化是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内部推动力,农业产业化是农业生产效率提升的外部拉动力,只有将这两种力量有机结合,才能使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最大程度地提升。本着要素整合、因地制宜、效率与效益、公平合理等基本原则,分别构建东部地区以双动力整合为重点、中部地区以农民组织化向农业产业化过渡为重点、西部地区以建设农民合作组织为重点的我国各区域农民组织化与农业产业化联动发展机制,并在此基础上针对性提出了加强政府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培育新型农民组织化形式、完善法律建设保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加强农民职业培训、引导扶持涉农产业发展、发挥典型示范作用等推进联动机制发展的对策及建议。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现实约束及制度创新

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是中国农村发展的必然之路。理论和实践证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提高了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在节约交易费用、降低市场风险、提升品牌产品价值、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完善社会化服务体系和增强政府调控的有效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仍存在管理体制不顺,政策扶持力度不够;内部管理制度不完善,组织机构不健全;自身财力有限,融通资金困难;市场组织化程度较低,承担风险能力差等现实困境。应加强对农户的合作理论教育和宣传,形成良好的舆论导向;强化政府扶持,营造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发展的良好环境;健全运行机制,实现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可持续发展;培育留得住、懂技术、会管理的新型农民,扩大农民专业合作组织的规模。     

社会再组织化:城市居委会新功能探析

城市居委会在承担社会再组织化任务时具备其优势,同时也遇到挑战。城市居委会制度自建立以来即被赋予了社会组织化的责任,并且这一责任在其后的系列政策文件中得到重申和强化。改革开放以来,城市居委会在社会再组织化中的功能一直受到重视。法团主义理论为城市居委会担当社会再组织化的重任提供了理论支撑。居委会完备的组织体系为发挥社会再组织化功能提供了现实条件,但也存在一些阻碍因素。城市居委会应当在社区的社会再组织化中担当枢纽角色,以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的意义、瓶颈与对策

推进我国西部农民组织化发展是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思路之一,理论上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农民问题理论和新中国农业集体化实践的经验教训为基础,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农民组织化理论体系,实践上需要弥补西部贫困地区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滞后的短板。目前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滞后,主要存在内生动力、人力资源、发展资金、治理环境、文化环境、体制机制等方面的制约瓶颈。推进西部农村农民组织化发展需要从增强发展动力、充实发展依靠、优化发展环境、改进发展措施等方面付诸长期努力。与西部贫困地区农村正在进行的扶贫开发事业相结合,农民组织化对于破解西部农村扶贫开发面临的主体困境具有重大意义。     

黔西南州新农村建设中政府责任研究

黔西南州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和政府在农村公共服务中的责任缺失有很大关系。研究黔西南州农民对政府的期望和政府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作用对于政府责任定位具有重要意义。     

山东农业合作化初期发展的动因初探

在我国农业合作化的初期，山东农业合作化的发展较为迅速，成效比较明显。作为一场重大的农村经济体制变革，它的起动与发展有着多方面的社会原因，全面分析其具体发展过程可以看出，在中共中央的总体领导推动下，山东省各级党委、政府的组织引导是合作化工作的主要动力，山东的农业生产力状况为开展合作化工作提供了客观基础，山东农民群众的广泛响应与参与对合作化的发展起了关键作用。     

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

《创业史》中的韩培生这一人物凝聚着柳青对“农业技术”与“合作化运动”之间关系的思考。与20世纪50年代同类题材的小说不同,柳青的《创业史》试图从根本的伦理维度上把握“合作化运动”,并激活“技术话语”的政治语境。从这一视野审视,韩培生的农业技术推广叙事呈现出多重维度,并形成了科学实践、社会实践、政治实践与伦理实践四个彼此相关的层次。借助这种叙事,柳青展示出“合作化运动”中“伦理”与“技术”的深层张力,也对“国家—乡村”二元结构中的现代化想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的思想动因

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急促完成的思想动因，一是毛泽东对土改后农民两种积极性的估计有失误之处。对合作化进展的真实情况缺乏全面了解，而长期搞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又在头脑中有较深的影响。二是急于求成思想日益发展。对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过高估计了所有制改造对发展生产力的作用。三是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和平均主义思想的影响。四是周边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发展变化的影响。这些使毛泽东决定要加快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